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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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五月，《解放日報》有篇睿隣憽肚袑嵄Ｕ先嗣竦臋嗬�》的社論，以摘引邊區施政綱領的內容，說明了邊區人民享受到“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移之自由權”，並向世人宣佈：“中囯共產黨一向是忠實於它對人民的諾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綱領中的每一條文與每一句話，都是兌現的。”（《先聲》第二五二頁）那時的邊區人民是否享受到了這些權利，我洠в锌疾鞗＇有發言權；我們只知道在當今中國大地，當年那些美好語言已隨革命風暴吹得無影無蹤。《先聲》的編者說：“從這些文字可以看出，五十年前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國共決戰，是兩種前途、兩種命咧疇帲恢袊�是走民主的光明之路，還是走獨裁的黑暗之路？”可是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結束已經半個世紀，中國並洠в凶呱厦裰鞯墓饷髦�路。歷史不無諷刺意味的是，當年中共揭露批判國民黨獨裁統治的種種弊端，差不多全都保留了下來，有的甚至還有了發展。難怪《先聲》編者只能這樣告眨�我們：“讓我們一起走過從前，爲的是明天一起走向未來。”可是今天呢？我們如何面對今天？聯繫今天的現實，人們不能不懷疑，當年那些豪言壯語，究竟是“莊嚴的承諾”，還是歷史的謊言？

抗日乎？民主乎？

當然，說它是“承諾”固然無法自圓其說，但要說它就是“謊言”也未免流於情緒化，重要的是對它進行具體分析。既然毛澤枺�把實現民主與自由作爲抗日的重要任務提出來，那我們就從抗日與民主的關係說起。
說實在的，毛在抗戰一開始時，就提出民主與自由，把它們的實現作爲抗日的前提與目標，這從策略上講，不能不算是一著險棋，而且還是一個極具機心的致裕�按照通常的慣例，當一個國家遇到外族入侵的非常時期，總要實行全國總動員，結束党爭，民主問睿齽t要低眨�處理，人民甚而還要犧牲某些既得的民主權利，以利政府集中權力，提高決策效率。適應抵抗侵略的戰爭需要。就在這樣的時刻，毛卻把民主與自由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當作抗日時期的主要任務，真讓人感到不可思議，覺得這樣做太不合時宜。其實他這麽說這麽做，是極其高明的，不愧爲天才的致约摇�
毛這麽提出問睿�是於典有據的，那就是列寧關於戰爭與革命的論斷。第一次大戰時，列寧曾說那是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無產階級應將它變爲國內戰爭，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後來由於蘇聯的出現，列寧的這一論斷就被公認爲無比正確。所謂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就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學說中的經典公式。像我們這些人，中學時對它就耳熟能詳，毛在抗戰初期斷定即將來臨的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戰爭（蘇德交戰後有改變），是順理成章的。這時分析形勢也只能搬用這個老公式。但他要是照本宣科，大講什麽變抗日戰爭爲國內革命，那將是什麽樣情景？不難想象他一定會成爲全國聲討的頭號敵人。毛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把這個公式中的“革命”轉換成“民主與自由”，並把它與抗日連在一起，這樣他就成了堅持抗日，高舉民主大旗的英雄了。這時要講“革命”，可能嚇跑了許多人，也給蔣介石的鎮壓製造了口實；可是講民主，講自由呢？那就大不一樣了。儘管有人覺得不合時宜，也無法正面去反對；即便蔣介石國民黨也不敢公然說它們不好，因而在中共一撥一撥的民主攻勢面前，會顯得理不直氣不壯。至於一般民校�苦於被壓迫被束俊�的處境，民主自由對他們就意味一種得救，一種解放。儘管他們對民主自由並不一定有深切的瞭解，卻不妨礙對鼓吹民主自由的共產黨感恩戴德。就連一些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揭露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批判國民黨的專制獨裁，也自覺不自覺地成了共產黨的盟軍。這樣在中共周圍就會聚攏一批又一批各個階層各個方面的群校�形成了以中囯共產黨爲領導的廣泛統一戰線。因此，毛在抗日時期扛起民主的大旗，與其說是爲著抗日，還不如說是爲擴大中共影響，壯大中共力量，取得對國民黨鬥爭最有利地位。
本來，爭取群校瑝汛笞约海�這是政黨鬥爭中常見現象，別人洠в欣碛蓪λ�說三道四。問睿�是當時國民黨與共產黨已是同一戰壕的友軍，蔣介石又是中共承認的統帥，在那樣一個大敵當前時刻，理應捐棄前嫌，共赴國難，現在卻用這種辦法對付盟友，豈不是在挖自家人的牆角？所以我說它是包藏機心的致裕�不能說是洠в懈鶕�。
問睿�還不止這些。如果中共真的爲了實現民主與自由，那我們今天回顧這段歷史，雖然不無遺憾，但終究還會爲自己能夠實現領受到民主與自由而感到慶倖，豈料事實卻讓人感到被欺騙被愚弄了。我們也用不著一味抱怨，因爲真相雖然是以後才暴露的，問睿齾s早在當初就已潛伏在倡導者的宣傳中了。
四十年代初，毛澤枺鼘γ裰鞯臒嵴，用現在一句流行的話來說，簡直就是一位“民主發燒友”，逮著機會就要說一遍。他把民主問睿龔狞h內講到黨外，特別是對那些延安不多見的中外記者，講得更起勁。“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係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先聲》第三、五頁）既然對民主需要這麽廣泛，那麽抗日呢？如何處理抗日與民主的關係，這可同樣是一個極爲敏感的話睿�啊！對此，毛似乎早已胸有成竹，只是不象對外講的那麽堂皇，那麽穩重，那麽嚴密，而是簡單利索。讓我們看一看毛與彭德懷之間的一場爭論。一九四三年四月，彭德懷作了一次關於民主教育的談話，毛在讀了彭的談話記錄以後，大爲惱火，給彭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
你在兩月前發表的關於民主教育的談話，我們覺得不妥。茲將我的意見列下：例如談話從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定義出發，而不從當前抗日鬥爭的政治需要出發。又如不強眨�民主是爲著抗日的，而強眨麪懼�反封建。又如不說言論、出版自由是爲著發動人民的抗日積極性與爭取並保障人民的政治經濟權利，而說是從思想自由的原則出發。又如不說集會、結社自由是爲著爭取抗日勝利與人民的政治經濟權利，而說是爲著增進人類互助團結有利於文化、科學發展。又如洠в姓f漢奸與破壞抗日團結分子應剝奪其居住、遷徙、通信及其它任何政治自由，而只唤y說人民自由不應受任何干涉。……又如在現在各根據地提倡實行眩龥Q權，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說法律上決不應有不平等規定，亦將革命與反革命加以區別。……（《毛澤枺�文集》第三卷第二六頁）。
這是一篇難得的文獻。它能讓我們較爲準確地瞭解毛的民主理念和他推行的民主是否真的是民主。爲什麽要民主？民主的價值何在？按照毛的說法，是因爲民主可以幫助抗日，民主的價值就在於它能滿足抗日鬥爭的政治需要。當時抗日是個大睿�目，在那樣的歷史條件下，強眨�不要脫離抗日來談民主確有充分的理由，但這只能是就民主實施的範圍與次序，指出哪些可以實施，哪些應當暫時緩行，絕不能夠把民主的作用與價值歸結爲僅僅是能適應抗日的政治需要，甚而連民主的基本精神也要排斥，說成與抗日不相容，這樣的民主豈不墮落成爲權旨沂种械墓ぞ撸砍闪它h派鬥爭的一種玩物！試想連反封建都不准提，還會有民主嗎？爲了抗日的需要，就可以將民主的根本精神都不要，這樣的抗日又能成爲民族解放的鬥爭嗎？
說到抗日戰爭，作爲一個未能身臨其境的當代中國人，不能不感到慚愧，因爲對它的歷史我們知道得太少，至今也找不到一部較爲客觀、公正的讀物，來彌補這方面知識的不足。長期以來，官方的教科書總是說，那時的國民黨只是“消極抗戰”，甚而是“假抗戰”。什麽“台兒莊會戰”、“昆侖關大捷”、“衡陽保衛戰”統統消失了，國民黨軍隊二百多位抗日將領都白白犧牲了。我們民族抵抗日寇入侵浴血奮戰的歷史畫卷，竟被一幫禦用史家塗毀得面目全非，這是對我們民族公然的貶損，是對那些抗日英烈肆意褻瀆。讀到這樣的歷史書，能不感到無限的憤慨！
當然，我們同樣不能說中共是“假抗日”，不能相信當年國民黨指責中共“撸Ф�不擊”。只是由於抗戰形成的特殊格局，中共既要承認國民黨在全國的領導，蔣介石是全國的統帥，邊區政府改爲特區政府，工農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第八路軍，同時又要堅持對邊區絕對控制，對八路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堅持獨立自主的階級路線，這就難免産生許多摩擦，使自己處在不顧大局的地位，無法做到“與中央保持一致”。這樣的摩擦與內鬥，用民主的旗幟也是掩蓋不了的。不過，中共喊得最響的還是抗日，民族主義的旗幟舉得更高，實際究竟是怎麽回事呢？讓我先說件事實罷。一九四一年四月，蘇聯與日本簽定了《蘇日中立條約》，竟然有這樣的內容：“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拢�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拢�不可侵犯性。”這就等於公開支援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完全暴露了史達林一夥的民族利己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當然遭到中國人的強烈抗議。可是一向以發動群小⒅г�群袠税竦闹泄矊Υ藚s荆�口不言，反倒說那些對蘇聯抗議的中國人“是在狹隘的民族情緒之下的”“衝動表現”（參見《毛澤枺�文集》第二卷第三三三頁）。民族主義大旗這時洠Я似鞄茫�只剩下一根旗杆，用來橫掃自己的同胞了。由此可以想見在民族利益與黨派利益之間，也絕不像中共講的那樣完全一致，以至在堅持抗戰的同時，往往要把自己黨派的發展與壯大放在了實際的抗戰之上。所謂“一分抗戰，兩分敷衍，七分擴張”，這個還洠в型耆�得到證實的中共策略，也能多少說明問睿�。不然就無法解釋，到抗戰結束時，中共黨員由抗戰開始的兩萬多人發展到一百二十多萬，軍隊也由三萬擴大到一百二十多萬，還有二百多萬的民兵。
我無意沈陷于這筆一時無法扯清的爛帳，更不想評判國共兩黨之間的是非。我只是想說明，即使在抗日戰爭民族情緒高漲時期，把民主迹�入民族主義的軌道，民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發展，甚至連民主理念的正確闡述也會被民族利益所遮掩。民族主義的價值基礎是群體本位，民主主義的價值基礎是個人本位，它們是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雖然在實際咝兄校�它們並不總是朝著截然相反的方向發展，適當的歷史機緣也可以使它們相互促進，民族主義可以成爲推進民主的先導。例如美國歷史上的獨立戰爭已是公認的事實，中國的辛亥革命也多少有這樣的作用。但這樣的機緣並不常見，在更多的情況下，它們是不容易拉扯到一起的，尤其是在篤信一切革命的根本問睿�是奪取政權的共產黨人那裏，指望他們用民族主義來推進民主，豈非緣木求魚？實實在在的則是，民族主義是他們通向集權的一種手段，一種護符，五十年前的事實與五十年後的教訓，說明的就正是這麽回事。

聯合政府真的能取代“一黨專制”？

五十年後的教訓是什麽？是中國人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推翻了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卻並洠в薪�立起民主的政治制度，“一黨專制”的集權統治，依然是中國人難於敚�脫的枷鎖。
國民黨從它一九二七年掌握了政權以後，推行所謂“訓政”，實際就是“以党治國”，國民黨的“一黨專制”。到了抗戰時期，這種“一黨專制”進而發展成爲蔣介石的個人獨裁，成爲“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集權專制。所以，四十年代中共領導的民主邉樱�一個最響亮、最動人、最有號召力的口號，就是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它吸引了無數中國人爲之奮鬥。早在三十年代初，以胡適爲代表的一些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就明確提出反對國民黨的“以党治國”、“一黨專制”。只有到了這時，由於中共的領導與號召，才使這個反對“一黨專制”的鬥爭，成爲聲勢浩大的群羞動。
和當時那些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不同，還在抗戰一開始的時候，毛澤枺�就提出要用“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去代替國民黨的“一黨專制”。這個“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後來逐漸系統化，成爲體現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它一直貫穿在整個抗日時期的民主邉又校�是中共主要奮鬥目標。
比起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聯合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