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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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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自由拿到手，而且立即把它运用起来。
我们希望，政府方面赶快把这些已决定要废除的彻底废
除，并且继续审查是否还有别的同类的法令也应废止，在这
次决定要修改的法令中，有三种是关于集会结社的。当局到
底准备如何修改，也希望快快公布，因为这三种法令原文也
有种种极不合理的定规。如《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中
规定“人民团体之组织，应由发起人向主管官署申请许可”
（见该法第十条）。这和已决定废止的《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
织纲领》中的规定也是一样的，也应该废除才好。又如工农
组织团体，在《工会法》、《农会法》尚未废除的今天，也
照样有法可凭而加以限制的。因此我们希望彻底废除这些法
令的束缚；我们人民也尽量帮助政府，搜集这方面的法令，
提供出来，请求政府以明令废止。
在人民方面，在恢复了自由的时候，为了运用这些自
由，就应该充分运用起来，因此，就可以成立各种必要的团
体会社，并且依法改造和充实原有的人民团体。过去的人民
团体，内部的组织与人事，可能有很多地方是不合民主原则
的，不适合各该团体会员的要求，就可以根据各该团体会员
的意志来加以改造过，使它成为名符其实的人民团体。
集会结社自由的根本权利，又重新回到人民手里来了，
我们应该好好的运用它，发展它，让他在整个民主建设事业
中，表现出更辉煌的成果来。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2月18日
人民自由又遭损害，内政部颁限制游行法
—— 在“呈报”、“审查”的一串
规定下人民游行已无自由可言
本市消息 内政部公开颁行一种限制人民游行自由的法
令，借口是“恐稍有不慎，足以影响社会秩序与公共安
宁”。据中央社讯，其要点如下：负责筹备游行的人员，需
于事前将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游行宗旨、集会地点、
进行日期及时间经过路线等呈报当地“治安主管机关”。散
发的印刷品和张贴的标语须事先送当地“治安主管机关”审
查。上项法令，已由内政部发致全国各省市地方机关，本市
市政府业已接到，且已分令警察局及各区公所“遵照办
理”。有了这个“法”的根据，今后各地当局更可以随意于
事先防止临时禁止一切人民团体之游行。人民游行已无自由
可言了。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3日
快释放政治犯
政府早经明令公布释放全国政治犯，但直到今日仍有成
千上万的人被囚冤狱，未获释放；并且仍有成千上万的无辜
被囚的人，在遭受着非法的毒刑拷打，甚至暗地惨遭杀害。
今日何日，人民仍受此荼毒？啊，死者不得瞑目，生者能不刺
心痛愤！
杜重远先生不明不白的死了，今又闻得羊枣先生含冤殁
世，中国呵，你的优秀的儿女究竟犯了何罪？抗战胜利、和平
建国开始，国家正在用人之时，他们却竟屈死冤狱，怎能不
叫人感到万分痛心！成千成万的学者、专家、教授、进步的青
年，无故被捕入狱，受着非人的待遇。他们正是中华民族的
精华，才高有能的优秀儿女，他们为国家为人民奔走呼号、
不遗余力，不但不得国家的敬重，反而治罪下狱，有些害民
祸国的败类，不但不遭诛戮，反而冠戴优加，横行不法。这
样下去，民心怎能得乎？
我大声呼吁：立即实行蒋主席四项诺言，立即释放全国
政治犯！严惩虐待犯人、毒杀犯人的凶手！未获释放的政治犯
应切实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不准再有虐待和私刑拷打犯人
的非法行为。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
法 治 与 人 权
一 立法必须依据人民的公意创制
衡阳《大刚报》：“……一般对法治往往有所误解，以
为法治之极，只在要求人民守法。其实法治和非法治（人治）
之分，初不在法律之有无，亦不在人民之是否守法。真正的
法治和非法治的分别，是在于这所谓法，是否最后渊源于民
主的公意？这所谓守法，是否执法机关的本身行为也须依照一
定的法律？而法治之极，则不在人民是否守法，而在执法机关
的政府本身的一举一行，是否悉合法度？”“法治的真义，不
在人民是否有法为‘守’，而在政府官员之是否依法为
‘治’。然则怎样才算真正的法治？从政治学的一般的观点看
来，至少有下列几点：（一）法治状态下的所谓法，最后必依
据于人民的公意而创制，故法治必须以民主为其内涵，倘法
律最后决定于个人或少数人的意思，则一切依法，便成为毫
无意义……。（三）最后而最重要的一点，即在法治之下，一
切合法进行的公私行为，非依法律，绝对不能变更之。因为
法治的起码要求，在于建立合法的社会秩序，合法的社会秩
序之所以能建立，在于一切合法的行为，受到法律的保
障”。
二 真法治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
云南《正义报》：“所谓法治，即建立一个健全的法
度，这个法度是全国人民所共同议决的，也就是全国上下，
都要在这个法度的规范之内行动，任何人不得违反，任何人
不得加以变更”。“我们认为今天问题的关键，倒不是要不
要法治的问题，而是要哪一种法治的问题。因为法治有真法
治和假法治之分，这是我们不能不加以分别清楚的。什么是
假法治呢？我们且看封建时代，同样有一套法律，可是这个法
律是为了便利控制人民而设的，皇帝及其特权阶级是站在这
个法律之上的，他们可以执行法律，也可以抛弃法律；他们
可以创造法律，也可以毁灭法律。换言之，法律的执行是他
们束缚人民的工具，而他们本身则可以不受法律的支配”。
“什么是真法治呢？概言之就是建筑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
而作为民主政治之表现形态的法治，它必须具有这几个特
征：第一、国家必须有一个真正上下共守的根本法——宪
法；而从这个根本法所派生出来的一切法律，也为全国上下
所一体共守……，第二、宪法的作用，主要在保障人民的权
利，而限制政府的权力，防止其滥用权力。故国父中山先生
说：‘宪法者，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也’。……在这种原则之
下，诚如中山先生所说，政府只是人民的公仆，它没有无限
制运用法律的权力，它必须受宪法的支配。同时，在宪法的
规范之内，它必须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得侵犯。第三、选择
保障人民权利的宪法及其所派生的一切法律，其制定权、修
改权及废止权，应当掌握在人民手中，或委诸代表人民的民
意机关。同时，政府当局不仅要受人民的监督，而且人民应
有选举及罢免之权。一名话，要认真实行中山先生的‘民权
主义’，要行使直接民权，使人民获有选举、复决、罢免、
创制之权。”
三 应有一可守的法
柳州《阵中日报》：“厉行法治，先要养成守法的观念
及具备完善的法典，人民方能了解法律的重要，然后有所重
知所守。惟有法可守而人民能守之，方够得上真正的法治，
其所遵守者方为真正有价值的法律”。“中国历史辗转于封
建专制的束缚之下，政治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部完美的法
典。……封建时代，‘天下一家’，帝王为一切人的主上，
即区区一个县官，也号称‘民之父母’；‘圣旨’便是法
律，‘宪谕’尽成典章。民国以来，诸法纷立，可是国家的
根本大法——宪法至今没有正式产生。……欲期法治真正建
立，则于逐渐养成法治精神以外，一部为人民共同要求的良
好宪法决不能不早日具备”。“抑法治和治法互为因果，不
是说法律产生于先，法治即必然兴起于后，须知徒法不足以
行，法律究竟是死的条文，非另有一种制度，即法治和实行
法治所寄托的根本——宪政实行以后，法律固难以发生充分
的实效。”“官吏的敢于违法，人民莫从检举，就政治的角
度视之，又为法治制度的根本——宪政没有实施之故。所以
重申法治精神，诚为实施宪法的张本。但最后完成法治，
仍有赖于宪政的实现。二者互为结果。也互为前提。”
四 立法精神要大公无私
成都《华西日报》：“要想国民虔谨奉法，必须对于立
法与执法的各个方面，均须详为考虑，乃能收效。先就立法
而论，应当以‘立德’作基础。所谓‘立德’也者，一种法
令精神，应当以最多数的最大幸福为出发，而不能含有任何
偏私之用意，同时还应当切实体检国民之实际生活环境，勿
使法令有任何扦格难通之处。”“其次谈到执法，政府当首
重‘立信’……，假使朝令夕改，假使不能公平贯彻，某甲
可以逍遥法外，而某乙却又尽法惩治；或者今日之诺言，明
日即成废话，而不能使人民发生坚强之信赖，则人民之玩法
恶习，必难根除”。
五 先决的问题是保障人权
成都《新中国日报》：“要变宪政、谈民主，必先要保
障人权；要人权得到保障，则必须有一定的法纪，所谓法治
轨道是也……。”“要建立法轨、保障人权，行得彻底、行
得普遍，不只是一道命令、几番条告便可以成功，便可以使
玩法违法者有所畏惧”。“要法轨和人权被尊重，必须人民
自己起来监督官吏，必须实现民主的监察制度。人民一日没
有权来监察政府、特别是下级机关的行动，则人民身体自由
的保障，虽重申、三申、四申其法令也是空话”。“要建立
法轨、保障人权，必须先使人民有言论的自由。违法犯纪的
事无论大官小官，人民都不能秉笔直书，把他宣布于报纸，
则贪顽之徒，不啻得着了保障，而社会舆论便不能表示公是
公非……。因之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是不可分开的，我们希
望言法轨与人权者同时加以注意”。
——《新华日报》1944年7月20日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打开我国的地图，睁开眼睛一看，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
地区，哪里没有灾荒？单就报纸上发表的材料来看，可以看出
灾荒是异常严重的。如湖南、河南、安徽、广东、广西、江
苏、湖北、江西、四川，以及陕、甘、青、滇等省，真是遍
地是灾，尤其是湖南等地，实在是惨不忍闻。
固然，大部分灾区是经过敌伪占领的地区，但有许多地
区都是从来没有沦陷过的。现在的严重现象，是耕地荒芫，
副业凋落，耕牛尽失，农具俱毁，疾病蔓延，难民流离失
所。总之一句话，农村的生产几乎已完全破产，农民的生活
已陷于绝境。举例来说，湖南本是产米之区，现在却以草根
树皮为食；衡阳附近，每家饿死三分之二。豫西廿三县，遭
敌伪破坏，至今损失粮食八百多万担，房屋三百多万间，牲
畜三十多万头，农具七千多万件。养蚕本为副业，但是饲养
用具损失了一半以上。安徽全省六十余县中，受灾县份竟达
五十多，损失耕牛近百万头，农具三百多万件。江西、广
西、广东等省，情形相似。至于各省因疾病而死亡的，难民
流浪在外的，更是没有统计，也无法统计。即以广西一省而
言，难民就有三百十四万四千人，伤病的，就有一百六十八
万余人。江西伤病的三百五十万，流离失所的达一百六十多
万。至于川、陕、甘、青、滇等省的旱、水、风、蝗、雹等
灾，更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之下的人民所熟知的了。“以农立
国”的中国，立在这样的农村大破产当中，还说中国没有经
济危机，简直是骗人，那只是国民党一党领导毫无办法解决
的自欺欺人的手法！
怎么会有这样严重的灾荒呢？敌伪破坏固是一个重大原
因；然而，为什么抗战期中，没有能够阻遏敌寇的前进；这
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应该负责的吗？敌寇投降以后，至
今已有七个多月，灾荒却还在扩大和严重化起来，这又是谁
负责呢？比如：湖南老百姓在吃树皮草根，却还有十一万日本
俘虏“却吃着从老百姓那里‘征’来的米”，这种情形又何
止湖南？现在待遣的日俘，不是都在吃着老百姓的米，而且还
在受“优待”吗？而且像山西阎锡山那里，不是还有收编了的
日军在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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