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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律师-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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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此，他是法官，难道不是吗？每个法官都想庭外调解，好有更多的时间打高尔夫球。”
“他对我们的案子有什么看法？”
“他捂着底牌，但他坚持三名被告全部到场，而不仅仅是他们的手下人，我们在现场会看到能拍板的人。”
“甘特利？”
“甘特利会到场，我跟他的律师谈过了。”
“他知道入口处装了金属探测器吗？”
“也许吧，他以前去过法庭，我和阿瑟把他们的条件告诉了法官，他未置可否，但我想他不会惊讶，他见过的大场面多了，也了解陪审团的成员。”
“我的问题怎么说？”
莫迪凯好一会儿没开口，他搜肠刮肚想找一种既讲了真话同时又能安慰我的说法。“他将采取强硬路线。”
这种说法一点也安慰不了我，“什么是公平，莫迪凯？这事对我来说性命攸关，我的前途完了。”
“这不是公平与否的问题，你取走文件是为了纠正过错，你没有存心偷它，只是暂时借用。这是一桩值得称道的举动，但仍属于盗窃行为。”
“德奥里奥提到过它是盗窃行为吗？”
“提过，一次。”
这样看来法官认为我是个贼。看来人人都是一样的看法。我没有勇气问莫迪凯的看法，他也许会讲实话，我不想听。
他挪了挪庞大的身躯，我的椅子吱吱直响，但一点都没陷下去，我为此感到自豪。“我要你明白，”他正色道，“你说一句话，我们立即撤回这个案子。我们不要这个庭外和解，没人真正想要。受害人已死，他们的继承人不是身份不明就是身陷囚牢。和解有个好结果丝毫不会改变我的生活。这是你的案子，一切由你定夺。”
“事情没那么简单，莫迪凯。”
“为什么？”
“我害怕刑事指控。”
“你应该害怕，但他们不会那么做，也不会再向律师协会申诉。我可以立即打电话给阿瑟，告诉他我们握手言和，双方一拍两散，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这事很好办。”
“媒体会活吞了我们。”
“会那样吗？我们刀枪不入。你以为我们的客户真会在乎《邮报》对我们的看法吗？”
他在故意唱反调——只是嘴硬罢了，莫迪凯想保护我，但他同时又不愿放过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
有些人注定要受自己的伤害。
“好吧，我们放弃，”我说，“那我们能得到什么呢？他们双手沾满了鲜血却不受任何惩罚；他们把那些人扔到大街上；他们要为那次非法驱逐负全部责任，而且最终导致了我们当事人的死亡；可是我们竟然要让他们逍遥法外？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吗？”
“这是保住你的律师执照的唯一方法。”
“那算不了什么，莫迪凯。”我说，语气中带着一丝苦涩。
但他是对的。这一切全是因我而起，只适合由我来做关键的决定，我取走了文件，于情于理都是个愚蠢的行为。
我要是突然临阵退缩，莫迪凯非气得昏过去不可。他的全部事业在于帮助穷人们重新振作起来，他的工作对象是那些没有希望、没有家、所得甚少的人，他们所求的无非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一餐饭，一张干燥的床，一份体面的工作，一间付得起房租的小小的公寓。他的当事人的问题很少是由一家大型的私家公司直接引起的。
钱对莫迪凯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高额赔偿对他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们的当事人，正如他所说，不是已经死了，就是身份不明，或者身陷囹圄，如果不是因为我，他绝不会考虑在庭审前与对方媾和。他需要一场审判，一场巨大的轰轰烈烈的审判，有聚光灯，有摄像机，有新闻报道。他要这些不是为了个人出风头，而是为了向世人展示无家可归者每况愈下的窘境，审判不总是针对某个人的罪行，有时也可以充当宣传的工具。
因为我而使事情复杂化了，我的松弛的苍白的脸会出现在铁窗之后，我的律师执照会被吊销，从而生计也成了问题。
“我不会临阵脱逃，莫迪凯。”我说。
“我知道你不会。”
“让我来为你描绘一幅场景吧，如果我们说服他们出一笔我们能接受的钱，他们放弃刑事起诉，桌面上只剩下我和我的律师执照，将会怎么样？如果我同意中止律师资格一段时间，又会有什么后果？”
“首先，你将为这种处罚而承受名誉上的损失。”
“尽管听起来不雅，也还不至于像世界的末日。”我强辩道，对于那种尴尬的局面我极其害怕。我想起了沃纳，我的双亲，我的朋友，法学院的同学，克莱尔，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所有同仁，我可以想象出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面部表情。
“其次，在吊销执照期间，你不许办案。”
“我会丢工作吗？”
“当然不会。”
“那我干些什么呢？”
“你仍然做你目前的工作，你到‘创建非暴力社区’、撒马利亚慈善中心、耶稣会，和其它一些你曾去过的地方接受咨询，你仍是事务所的正式合伙人。我们将称你为社会工作者，而不是律师。”
“这么说与过去没什么两样？”
“没什么不同。你看索菲亚，她接见的客户比我们其余的人加起来还多，差不多全城的人都认为她是个律师，需要出庭时，我自会处理。对你来说，一切照常。”
贫民法是由那些实践它的人制订的。
“如果我被抓住怎么办呢？”
“没人会那么做，公益工作和公益法律之间的界线不是那么明晰。”
“两年时间太长了。”
“说长也不长。我们不一定非得同意停业两年不可。”
“我想这没有商量的余地。”
“到了明天，凡事都可商量，但你需要做点调查工作，找出先例，如果有的话，看看类似情况下是怎样裁决的。”
“你认为以前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也许。现在像我们这样的人有一百万，律师向来善于吹毛求疵。”
他错过了开会的时间。我谢了他，我俩一起锁上办公室的门。
我驱车奔向国会山附近的乔治顿法学院。那里的图书馆半夜才关门。对一个前途莫测的律师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让他藏身和思考了。
第三十七章
德奥里奥的审判室在卡尔·莫尔特里大楼的二楼，与基斯勒法官的审判室相去不远。我的严重盗窃罪的案子在基斯勒法官那里待审，而且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大厅里充满了刑事辩护律师和那些经常在电视中或巴士站点可以看到的平淡无奇的普通人。律师和他们的当事人挤在一起，那些人看上去几乎都犯了某种罪，我简直难以相信我的名字会和那些人一同出现在待审名录上。
我们什么时候到达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对莫迪凯来说似无此必要。我们不敢姗姗来迟，德奥里奥是相当守时的，但提前十分钟到达会让我受不了，唐纳德·拉夫特和阿瑟势必会对我指指戳戳，也许在开场前还会发些了无新意的议论。天知道他们还会带些什么人来，我可不想和蒂尔曼·甘特利共处一室，除非法官阁下已经到场。
我要在陪审团席位上找个位子坐下，旁听整个过程，不想被打扰。我们在一点差两分时进入审判室。
德奥里奥的助手在分发议程表。她把我们引向座位——我单独坐在陪审席上，对此感到满意；莫迪凯坐在与陪审席相邻的原告席上，我们的受托人威尔马·费伦早就到了，因为对即将讨论的问题没有任何补充意见，所以早已感到无聊。
被告席上各方的位置安排很策略。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聚在一端；蒂尔曼·甘特利和两名律师在另一端；居中作为缓冲的是河橡公司的两名法人模样的人和三名律师，议程表中还列出了所有出席人的名单，被告方共有十三人。
我原以为，甘特利干过拉皮条的勾当，必定戴着戒指和耳环，穿着俗艳的衣服，谁知道不是这样。他身着漂亮的藏青色西装，穿得比他的律师好，正在看文件，对周围的人视若无睹。
我看见了阿瑟、拉夫特、内森·马拉穆德，还有巴利·纳佐，我打定了主意不为一切所动，但还是没想到见到巴利，公司派出了三名与我一同被动持的人质是在传递一条微妙的信息——被那位“先生”恐吓过的其他律师每个人都没留下精神创伤——我究竟怎么啦？为什么我在紧要关头就靠不住？
他们中的第五人名叫L·詹姆斯·苏布，是来自保险公司的一名律师。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重金投保了过失险，但我怀疑投保范围是否适用。投保政策排除了故意行为，如律师帮办或公司股东的盗窃行为，或者蓄意违反某个行为规则的举动，公司律师的疏忽造成的损失在投保范围之内，蓄意造成的过失则不然，布雷登·钱斯不只是忽略了某条法规，或某则法律条文，或某条定规，他是在明知仓库占住者是事实上的租住户的情况下知法犯法，强行驱散了他们。
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与它的过失行为者之间暗地里必然有一场狗咬狗的争斗。让他们斗去吧。
德奥里奥法官于一点钟准时从里间出现了，在法官席上就座。“下午好。”他坐下时粗声说。他身穿法官袍，使我感到有点不伦不类，这不是正式的出庭，只是非正式的调解会。
他调好麦克风的音量，开口道：“伯迪克先生，请把门锁上。”伯迪克先生是穿制服的法庭保安员，在门背后警戒。观众席上空无一人，这是一个非常秘密的会议。
书记员开始记录。
“我的助手告诉我各方及他们的律师均已到场，”他说，瞥了我一眼，好像我是又一个受审的强奸犯，“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调解本案。经过昨天与各方代理律师的多轮磋商，我认为在这个时间召开这样的会议也许不无益处。我从未在提出申诉后这么短的时间内主持调解会议，但既然各方均无异议，花这个时间还是值得的。首先是保密的问题，今天的会谈内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透露给新闻界，明白吗？”他看看莫迪凯，再把目光移向我。被告席上的所有人都扭头对我们怒目而视。我想站起来提醒他们是他们先把消息透露给新闻界的，我们确实是施以重拳，但是是他们打出了第一拳。
法庭助理递给每人一份两段文字的秘密协议，每一份中都夹着分发对象的姓名，我签名后交还她。
律师在紧张状态下读不完两段文字，也不能迅速做出决定。“有什么问题吗？”德奥里奥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那帮人。他们在找协议中的破绽。我们在这方面训练有素。
他们签了名，交给了法庭助理。
“我们根据议程表的安排来进行，”法官道，“第一条是陈述索赔的事实和理由，格林先生，你提请了诉讼，请你讲一讲，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莫迪凯站起来，没拿任何书面的东西，双手深插在口袋里，态度很从容。两分钟内他清楚地陈述了我们的案子，然后坐下。德奥里奥欣赏他的简洁。
阿瑟代表被告方发言。他不得不承认了相关事实，但对索赔提出了异议，他连篇累牍地谴责了“反常的”暴风雪，它笼罩了全城，给每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不便。
他还认为朗蒂·伯顿举措失当。
“她有许多地方可去，”阿瑟道，“许多紧急避难所都开放了。前一天夜里她和许多人一起呆在一座教堂的地下室里，她为什么要离开？我不知道，但没有人逼她那么做，至少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逼迫她的人。她的外祖母在东北区有座公寓。难道她不该承担某些责任吗？难道她不该想办法保护她的孩子吗？”
这是阿瑟唯一的机会诋毁一位死去的母亲。大约一年后，陪审团的席位上会坐满与我肤色不同的人，不论是阿瑟，还是任何一位头脑正常的律师，都不会持这样的看法：朗蒂·伯顿要对她孩子的死负哪怕是部分的责任。
“那她为何要开始流落街头呢？”德奥里奥厉声问。我忍不住要笑。
阿瑟并未气馁：“考虑到本次会谈的目的，法官大人，我们愿意承认疏散是非法的。”
“谢谢。”
“别客气。我们的意思是那位母亲应承担部分责任。”
“多少？”
“至少百分之五十。”
“那太高了。”
“我们不这样认为，法官大人，也许是我们使她流落街头，但悲剧发生前有一周多的时间。”
“格林先生？”
莫迪凯站起身来，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好像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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