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历史和文化-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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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那帮该死的英国人。腰缠万贯，牛气冲天，就因为是牛津出身呗！你知道吗，德达鲁斯，你才真正有牛津派头呢。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1922年　　　　
　　　　早在我第一次去牛津之前，我就品尝过这种特别的、又苦又甜的橙子果酱的味道了。从1874年起，弗兰克·库珀的牛津果酱就从它的产地畅销到了大英帝国的每张早餐桌上。还有牛津运动（一场宗教运动）、牛津鞋（特制的鞋）和牛津包（肥大的法兰绒裤子）也是按照它们的产地命名的；牛津兰和牛津灰这两种色调也是；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画框形状叫牛津画框；如果谁需要一个人造膝关节，就会得到一个牛津膝关节。更不必提那代表性的牛津英语和傲慢的牛津口音了。　　　　
　　　　当你从埃尔斯菲尔德或从李特尔莫尔的山上下来，你的确能见到那著名的牛津美景，那“如梦似幻的尖塔”的景观。这个城市坐落一个盆地里，但每个来这里上大学的人，不管他从哪里来，都是到牛津高就（go　up　to　Oxford）。这个小小的介词up显示了像库珀橙子果酱一样和这个地名联系在一起的优越性。　　　　
　　　　牛津的保护神是弗雷德斯维莎圣女，她是8世纪中叶的一位英国公主。据说，为了逃避一位纠缠不休的追求者，她一直逃到泰晤士河边，骑在牛背上渡过河去，并在逃脱的河岸上修庙祈祷。今天的基督教主教座堂就坐落在从前的圣弗雷德斯维莎修道院的原址，这座城市也就是围着它发展起来的。这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一则中世纪神话和一个圣女传说，而且已被爱德华·伯恩…琼斯精美绝伦地绘在主教座堂里。　　　　
　　　　根据民间传说，牛津是因为牛群可以从此处涉水过河而命名的。可哪里是牛群的第一座渡口呢？在莫德林大桥还是在辛克赛渡口呢？最新的考古发现证明，更有可能在今天的福利桥附近，即城南的中世纪的大渡口。公元912年的《盎格鲁…萨克逊编年史》里首次称它为Oxnaforda，位于一处容易赶牛过河的浅滩，恰好位于英国中部的中心位置，处于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贸易通道的交会处。泰晤士河和查韦尔河的卵石滩为人们提供了干燥的定居地，而周围的河流起到保护和防御作用。但是直到盎格鲁…萨克逊人才在那里定居下来，因为罗马人不愿意生活在沼泽地里。　　　　
　　　　现在除了北面，牛津三面都被河谷草地包围，是辽阔绿野中的一座城市，而它周边的草地都有着富有诗意的名字，如音乐草地、天使草地、莫德林幼林等。但这些草地经常被洪水淹没，从前遭受淹没的次数远比今天多得多。这里的气候潮湿、多雾，总体而言相当恶劣，但对罗伯特·伯顿这样的多愁善感者是十分理想的。牛津的名人传记里充满了感冒、沮丧、无法定义的神经官能症等词汇。旅游欧洲的美国人赫尔曼·梅威尔1857年指出了其中的细微区别，“不知是在牛津的回廊里还是在罗马患上了风湿病。帕姆菲利·多利亚有染上瘟疫的危险，而在牛津有能治病的丽人。”另外，除了慢性的伤风，科林·戴克斯特如此形容这些“牛津病”：“这种难以摆脱的痛苦让它的牺牲品飘浮在幻觉之中，以为他们在学识和观点上是不可替代的。”　　　　
　　　　《英国土地志》是诺曼人1086年的土地册，里面记载牛津有1　018座房子，为英国当时的第六大城市，排在伦敦、约克、诺里奇、林肯和温切斯特的后面。城墙包围着一个不足50公顷的四方形的城市。它还记录了西门商业中心和东门旅店，也只有这些名称还会让人想起那些早就被拆除了的城门。王宫比乌蒙特宫殿除了一个比乌蒙特街的街名，也没有留下多少建筑的遗迹。这条街的最西端曾经坐落着亨利一世宫殿，他的孙子理查德·洛温赫茨就是在这里降生的，大约就在今天的汽车站所在的地方。牛津当时是从一个乡下小城逐渐扩张起来的，它曾经是科茨沃尔德的织布和毛纺工业中心。织布工和制革工组成了行会，它们在谷市街上的生意一片兴隆。亨利二世1155年宣布，允许牛津的这个商业行会拥有经商特权，让这座远比其大学古老的城市的居民充满了信心。因为直到现在都没有人确切知道，第一批经院哲学家们是什么时间以及如何来到这个牛群的渡口的。　　　　
　　　　这些英国的教师和学生，或是从巴黎游学归来，或是被巴黎大学赶走的，也有可能是被亨利二世召回故乡的。这事发生在1167年左右，是个相当模糊的开端，无论如何，它不同于欧洲大陆上的许多大学，它们都是得到了国王或教皇的许可的。在寻找合适的创建之父时，牛津的这所高校表现出了丰富的想像力：他们想到了艾尔弗雷德国王，甚至罗马的布鲁图斯，据说还有一些希腊哲学家跟随他来到牛津。可为什么偏偏选择牛津呢？为什么这所大学诞生在乡下而不是在大都市呢？无人能对此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牛津大学早在1214年之前，就举行过非正式的讲座，是一种经院哲学家们的教学活动。这些活动的举办主要是依赖当地的修道院学校。奥古斯丁教、本笃会、多米尼加教、方济各会、西妥教团、加尔默罗会，中世纪的所有重要教会在牛津大学都有修士。牛津大学的首任校长（1224年左右）是位方济各会修士，也就是林肯主教罗伯特·格罗斯泰特。作为经院哲学派神学家，他发展出一种科学方法，将贵族的逻辑学和天主教的正统观念融合在一起；　也将光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现象引进了一种不再仅仅带有玄学色彩的理论。格罗斯泰特之后，一批伟大的方济各会学者相继来到牛津，例如罗杰·培根、约翰·顿斯·斯科图斯、奥卡姆。主要是这些光驱们，再加上默顿学院的一群研究数学的哲学家，使得牛津大学很早就被视为领先的欧洲大学之一。“就像你们会永远活下去一样学习；就像你们明天就会死去一样生活。”这是阿宾顿的圣埃德蒙给他的学生们的教诲。圣埃德蒙过着一种隐士的生活，曾担任过坎特伯雷大主教，1247年被奉为圣者，并在牛津大学立了一尊圣像。　　　　
　　　　开始时大多数学生生活在所谓的学堂里，这是学院的前身。这些住处或者寄宿舍都是私人性质的，是教师们在城里租来安顿学生进行授课的地方。只有大主教或王室男性们创办的学院才成了拥有自己的规章制度的合法机构。和寄宿舍不同的是，这些学院有长期的经济资助，作为交换，它们要为资助人的灵魂祈祷。这种科学和追思死者的并存确保了被捐助者的自给自足、自主管理，对大学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恒久的影响。就这样，一度曾经达到120多个的学堂渐渐地被学院所吞并了，只有圣埃德蒙学堂一直存在到今天。　　　　
　　　　12世纪末前后，这些学习和教育团体合并成一所大学，最初，其字面意思只是指一种教授者和学习者的总体。它们形成一种经院哲学的行会，和别的行会一样，为它的成员提供法律保护和特权，最初也包括房租约束。牛津大学跟巴黎大学和博洛纳大学同属于欧洲最早的3所大学，布拉格大学直到1348年才成立，而德国最早的海德堡大学于1386年建立。牛津大学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欧洲大学的制度。牛津人一直有权选举他们的校长，这保证了大学在教会和王权之间拥有相当的独立性，只有各学院的自律自治才能限制大学。这种邦联式合议制度，这种分散自立的结构，至今都是牛津（和剑桥）的特色。比如说，注册入学的权利仍然掌握在各学院手里，而不在大学管理者的手里。　　　　
　　　　牛津的名气很快就将全欧洲的大学生和学者吸引过来了。他们大部分住在老城的北部和东部，在圣玛丽大学教堂附近。在那里他们形成了拉丁语区，所有的居民讲拉丁语，还穿一种学袍，就是经院哲学阶级的长袍。市镇及其商店主要集中在城市西部，位于谷物市场和城堡之间，这种分界至今都能感觉出来。　　　　
　　　　现在他们来了，开始只是一些转租的房客，但后来就像候鸟一般，他们越来越频繁地往返逗留，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建筑并形成奇怪的传统。而这个城市用不信任的眼光注视着这种繁忙的景象，好像牛津大学是他们巢里令人讨厌的杜鹃①。同时，当地人也从那些不受欢迎的外来者身上获得好处，饭店老板以及商人、面包师傅、鞋匠、裁缝、石匠，一整套服务行业随大学一起发展起来。但大学城的居民和全体师生的共生现象总是会导致某种紧张关系，有直接对抗、仇恨，还有强烈的攻击。1355年，牛津发生了一场大骚乱，就在神圣的修士节那天。　　　　
　　　　1355年2月10日是个星期二，那天，几名大学生在斯温德尔斯托克客栈里骂葡萄酒质量不好，顿时酒杯横飞。接着，酒馆的斗殴演变成街头大战。这在当时也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但是随后的两天，城里的暴民横扫大学生居住区，抢劫凶杀。后来有63名学生倒在了血泊中。国王判处对这座城市进行罚款，分500年付清。从此以后，在每年的修士节那天，牛津市长就领着62名市民前去大学赔礼道歉。在圣玛丽大学教堂里举行的弥撒上，他们将当年的罚金交给大学副校长，也就是为每个被打死的大学生一个银币。这种象征性罚款直到1825年才结束。1955年2月10日市民和学校师生达成了明确的和解：市长成为大学的荣誉博士，副校长成了城市的荣誉市民。　　　　
　　　　由于学生们的种种特权，穿学袍的那些人显然从一开始就不被城里人喜欢。早在1214年的文件里就保证了大学要比城区享有更多的权益。大学教师当时全是神职人员，他们不受民事法庭管制，而是受教会法庭管。那位牛津经院哲学大学的校长很快就充分利用这一特权，作为最高权威，他不仅仅制定大学生们的纪律，而且校长法庭使大学在中世纪取得了生杀予夺的司法权。18世纪时就有一位学院工作人员被判处了死刑，只因为他偷了布拉塞诺斯学院的酒。对商品的监督、对方圆20里内的戏剧节目进行审批，这些事务长期以来一直属于大学的特权。直到1977年，它才彻底地放弃了它自己的法律机构，副校长法庭。　　　　
　　　　牛津大学是一个具有修道院特征的机构，和剑桥十分类似，而且它中世纪的丰富学识传承了僧侣制度的精神。我们今天还能从细微的细节上分辨出修道院的痕迹，即教会之根，无论从黑色的长袍、拉丁文的习俗和头衔，还是从耶稣学院、三一学院、众灵学院、基督圣体学院这些名称上。莫德林学院的基石砌在礼拜堂的祭坛里，那是一个古老的坚定永恒的象征。在早期的意大利大学，医学和法学特别发达，而在牛津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是神学。约翰·威克利夫不是平白无故地将牛津称做“贵族的葡萄园”的，因为作为神学家和教会批评家，他一直生活在牛津，直到1381年被禁止授课。他将《圣经》译成英国通俗语言，使得普通人都能直接触及上帝的旨意，但这在当时可是一种异端行为。14世纪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中就有6位默顿学院的毕业生。英国圣公会的现任总主教罗恩·威廉斯，也是在牛津取得博士学位并在学校授课的。牛津由大主教创办的学院比剑桥多，牛津培养出的大主教和院长的数目也要大得多。神学院的讲座也能产生政治权力，王室的许多首相和部长都是从教会上层中选取的。作为优秀的教职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大储备库，牛津大学成了国家机关，而其大学的历史成了英国历史的一面镜子。　　　　
　　　　16世纪初，牛津约有3　000居民，但它仍然是座小城市。文艺复兴时期，它发展成了知识分子活跃的中心，同巴黎、帕多瓦和萨拉曼卡的大学处于同等地位。当鹿特丹的伊拉斯谟1499年访问牛津时，他也感受到了这种新精神。他在牛津待了3个月，参加过讨论会和学院节日，只有“众人的妒忌”、学究式的高傲，牛津普遍而固有的弊病会困扰他。后来伊拉斯谟在剑桥住了下来，虽然他一直以来更倾向于牛津，至少牛津人更相信如此。后来，教育全人类的人文主义理想使这些学院世俗化了，从图书馆一直到教学大纲都在灌输这种人文思想。这时，不再强调中世纪的神性、上帝的博学，而是更强调人文主义；不再尊崇经院哲学的经典，而是推行以修辞学为主、以学习古典名著为基础的文学教育。由此牛津诞生了人文写作系，牛津人称它的传统考试科目为大学科（Greats）。古典语文学和历史成了这所大学的必修专业，而且为了能在非洲、印度、在世界各地取得成就，希腊语和拉丁语成了一代又一代大学生的理想语言。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