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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武器-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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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怪我警惕性不高，如果我当时不是太得意洋洋的话，应该一早就注意到我们身后一直有人跟踪。跟踪者是年轻男人，手臂上还套着红臂圈，上面写着“治安”两个字。其实我在火车站看地图时，就感觉到有人用警惕的眼睛盯着我们五个，只是当我们离开火车站后，原先跟踪的人停止了跟踪，所以我就放松了警惕。当我们离开火车站，向南走了20分钟，又有人跟踪了，只是又过了一会，他们不跟我们走了。不过等我们走了阵子，又有新的红袖章跟上来。这样搞了几次，我终于明白了那些人在接力跟踪我们。这时我们也走累了，于是就在一栋叫人民大厦的楼前休息。
我们的屁股还没有落地，后面跟踪的红袖章突然趋前，大声说：“起来，起来，这里不能坐！”
我们吓得立即跳起来，小虎子第一次出远门，听到那吼声连忙躲在我身后。那个红袖章戴个眼镜，凶巴巴地盯着我们，用软绵绵的上海口音恶狠狠地说：“你们干啥子呀，你们哪里来的，在这里干吗？有没有工作？有没有上海市临时住居证呀？这里不好坐得呀，侬知不知道呀！？”
他们四个都吓得不敢说话，我就站出来对那个红袖章解释，可是他根本不听，挥了挥手：“这里是我的管区呀，我不理那么多呀，你们不好在这里坐得呀，侬走就得的啦！”
于是我们五个人就被他连推带拉，轰出了他的管区。可是我发现一离开他的管区，立即就有另外的红袖章盯住我们。就这样我们走呀走呀，一直不敢停下来，走了三个小时，问人家，这是浦东吗？人家说，你走到五角场啦，坐车吧。
我们在五角场坐公共汽车，一个小时后到了浦东。舅舅，你什么时候离开上海复旦大学的，这浦东可真厉害呀，像画里的城市。只是我们到后才发现，我们根本不该来的。
这里根本没有我们落脚的地方，我们五个人已经疲惫极了，可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我们一停下来，就有人来赶我们。天黑了，城市亮起来，这里的景色越来越迷人，我们也越来越绝望。这样下去我们怎么办？这里不像广州，到处可以找到破房子住一晚，到处是和我们一样的盲流，随时有老乡带我们过去暂时落脚。
我突然知道上海为什么这么美丽了，我也突然憎恨起上海。上海的美丽是因为路上没有我们这些盲流到处晃荡。我当时还奇怪，难道上海没有大粪，没有肮脏的垃圾，难道上海没有见不得人的下水道，没有城市人不想干的活计如搬运和砌墙吗？因为据我所知，只要有这些活的地方，就有我们盲流，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有肮脏和重活的地方，就应该有盲流！
后来我才知道作为中国通向世界的橱窗，上海市政府对盲流采取了特殊的遣送方法，采取把没有工作和暂住证的盲流及时遣送到郊外的办法，而且使用带红袖章的上海人，及时赶走那些疲倦了、实在走不动了、想在这个大都市某个角落歇一下脚的盲流，盲流发现自己无处落脚的时候，也自然回到郊外或者盲流区。
只是我当时不知道盲流区在哪里，所以等晚上有红袖章和警察来询问我们时，我们好像罪犯一样诚惶诚恐。不过那警察同志觉悟高，他在决定遣送我们到南翔的时候，和颜悦色地解释：中国就只有一个上海，爱我上海维护我上海是中国人的责任和光荣。不要把上海搞得乱七八糟，无业游荡的盲流在这里是不允许的……
那天我们被送到南翔收留站过了一晚。第二天我们茫然了。他们四个是被我说服来上海的，我当时很是着急。我虽然身上有些余钱（妈妈总是给我带几百块），可是他们四个基本上身上都没有回去的火车票钱。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有一个好心的人告诉我们，到垃圾场去试试，那里有便宜的住房，住下来再想办法，就是一时想不出办法，在垃圾场总饿不死的。
我们顺着人家指的路走下去，不久阵阵扑鼻的恶臭传过来，大家几乎都想停下来，不过谁也没敢停下来。慢慢又走了十分钟，眼前突然出现了三座大山。仔细一看，才发现那是堆积如山的垃圾。这时我们的鼻子也渐渐习惯了那恶臭。于是我们继续走过去，在接近第一座山时，我们才注意到，那垃圾山中有好多人在弓腰驼背地捡着什么。再走近点，有些人抬起头看我们，我们也看到垃圾堆中有很多小孩子，最小的只有一两岁，在垃圾堆中爬来爬去，很是活泼可爱。
我们一辈子都没有看到这么多垃圾，垃圾多得都分不清是否是垃圾。我们都本能地捂住鼻子，高声问一位妇女：“哪里有住的！”
她指了指那堆垃圾另外一边。我们过去后，找到一个男人，他问了我们要干吗，就把我们带到第二个垃圾山旁边，那里有一排木板搭起来的小房子，说是小房子，也就和我们的农具房差不多大小。他说，你们可以住在这里，每天每人2块钱，不过必须把所选垃圾卖给他。我们说，我们是要进上海的。他看了看我们，说，你们这样子怎么进，不要小看这垃圾，你们帮我选垃圾，等有点钱，你们就可以进上海啦。
我们就住进去，这时我们已经闻不到恶臭味道。后来我们才知道，有很多人都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到垃圾场来过渡，好在这垃圾场真是个宝地，什么都有。我们不喜欢捡别的，于是只在垃圾场中找易拉罐和瓶子，然后交给那位租棚子给我们的垃圾佬。我们知道自己是临时的，也就没有什么难受，我们最终是要进城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住在这个垃圾场的常住人口超过一百多人，他们就住在垃圾场中央，靠这些垃圾过日子。我说，没有想到上海的垃圾能够养活一百多人，那个垃圾佬就笑了，他说，什么呀，上海这样的垃圾场有十二个，有六个都是安徽来的盲流固定把守，另外还有江西和河南的根据地，只有眼前的比较开放，大家都可以过来混口饭吃……
真没有想到，像这样住在垃圾堆中央，靠垃圾生活的人，仅仅上海就有上千人。
那位垃圾佬自豪地告诉我，他是这里的元老，驻守垃圾场已经十八年了。他告诉我，他见证了上海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繁荣昌盛的每个时时刻刻，他知道上海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之快，他感谢党和国家对上海的建设呕心沥血，他说，这让他从垃圾场拾到越来越高档的消费品和耐用品！
我惊奇地看着他，这时，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孩从垃圾堆上一蹦一跳地跑过来，过来后就躲在那人屁股后面，腼腆地偷看我们。那人摸摸孩子的头，“丫头，找到什么啦？”那小女孩从爸爸屁股后面出来，举起小手，在她乌黑的小手里，有一个破了几个洞的橡皮米老鼠。那人一看就说，“丫头，这东西没有用，快去捡有用的，去。”那小女孩又一蹦一跳地跑开。“这是我丫头，等她六岁生日时，我就带她出去看一下。”
舅舅，后来我才知道，每个垃圾场都有好多个家庭生活在其中，像这个孩子长到五岁还从来没有离开过垃圾场的不止这一家。我很担心这孩子的教育，那爸爸却说，没有办法，哪里有时间出去？他说，好在垃圾场什么都有，孩子可以学会认识一切东西。
真是不可思议呀，舅舅，孩子这样长大，那她眼里的世界不就是一个垃圾场？
舅舅，等另外几个同乡一习惯这里，大家有了些钱买套好点的衣服后，我会尽快离开这里到市区去找工作的。
你给我妈妈打个电话，告诉她我一切都好，不要告诉她我暂时在垃圾场工作。
外甥：昌威
致命武器
第九章 拆迁之歌
拿着戚处长的介绍信在广州市多家医院特别是靠近尸体发现现场的三所医院详细了解情况，可是一个月过去了，杨文峰对器官移植的知识虽然不停增加，然而案件仍然没有头绪，更不用说突破。所有有能力做器官移植的大医院都没有在他所列出的时间里做类似的器官移植手术。杨文峰有些垂头丧气。
这期间他们三人一度朝另外一个方向摸索。当时杨文峰提到毫无头绪时，梁科长无意中提到人体器官走私。在杨文峰的追问下，梁科长说：深圳通向香港的口岸罗湖口岸的边检人员以前抽检时发现有人使用保温饭盒盛着人体器官出境，后来虽然那人声称有医院的证明，但公安机关却无法查实医院是从哪个死者身上获得的，因为医院隔三差五总有人死去后被烧掉。由于香港医院有病人正等着这个肝脏过去救命，所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深圳的罗湖口岸是中国边检检查最松的口岸，过去一年大概抽查的旅客不到万分之一，就是这样也查出了好几起携带器官出境的案子。可想而知，那个口岸每天大概都会有一两个走私器官的经过。香港的换肝技术全世界第一，而香港人十个人就有一个肝脏有问题的。另外香港的各医院加起来，每天都平均有至少上百人在等着人家的器官救命。香港人寿命之长在全世界平均第二，交通出事率也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三十，这一切使得香港对人体器官如饥似渴。
根据梁科长的这一说法，杨文峰又开始朝这个方向侦查。但结果仍不乐观，首先如果是要走私器官的话，应该不会在广州市区对人下手，因为这三个抛尸体地点都是以广州为中心的郊区，三个案发地点正好形成以广州为中心的三角形，这说明器官需要地点就在广州市区。而且如果是从器官新鲜程度来说，要走私到香港的器官最好是在深圳摘取才对。
两个多月下来，杨文峰还是一无所获。让他烦躁的还有外甥李昌威，两个多月来收不到昌威的信，一直不知道这孩子走出垃圾堆没有？这孩子家里有20万元，可是还是要出去闯，而且为了买件像样的衣服进城，宁愿和其他同伴住在垃圾场，边捡垃圾边熟悉情况。杨文峰心里一直不舒服，又无法联系到他，想必垃圾场是没有邮政编码和邮件箱的。好不容易等到昨天收到了昌威的来信，看过后却更加不安起来。
今天一早，杨文峰就被王媛媛叫到办公室。每个星期总有两个晚上和杨文峰一起卿卿我我的王媛媛在工作场所有模有样，特别是谈起正事，更是一本正经。她把一卷材料放到桌子上。
“昨天我们开了一下午的会，吴力超总编辑对我们的工作有些不满意，我看残肢的案子是否可以先放一下？虽然十八具尸体的连环凶杀案全国少有，但是如果老是这样耗着，无法破案的话，也不是一个事。”
杨文峰听王媛媛说着，也赞同地点点头。王媛媛继续说：
“吴总编认为我们必须加强台海形势的报道，增加报纸的国际版面的焦点追踪。我非常赞同。南方两份发行量一直压住我们的《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一直以国内焦点为主，对台湾问题和国际焦点比较忽视。我们在和他们的竞争中必须扬长避短，吴力超总编辑觉得我们应该借鉴北方的几份报纸的成功经验，例如《环球时报》等，多报道台海局势和国际形势，吸引读者，抓住读者。”
杨文峰又点点头。王媛媛把手一摊，“你看，会议上大家都想到了你，当初调你进入编辑部就是要借助你国际知识的专业。现在你看怎么样？该怎么入手？”
杨文峰嘴巴微微张开，不知道说什么好。王媛媛看到杨文峰的样子，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杨文峰这时才开口。
“台湾陈水扁再过几个月就要修宪，北京军委主席易人，虽然现任军委主席没有改变前任的强硬调门，但大家都知道，资历还欠缺的现任军委主席绝对不敢动用军队对付台湾，另外，北京过去一年也渐渐降低了压制台湾的调子，本来陈水扁答应修宪不涉及国旗、国号等敏感议题的，现在却又在蠢蠢欲动。如果台湾在陈水扁策划下，制定与‘一个中国’背道而驰的新宪法，而且在2008年乘中国奥运会无暇顾及台湾之时实施新宪法，那么未来两年两岸之间必定剑拔弩张！这也就是说，你们的决定是对的，我可以在报纸开办一个专栏，系列跟踪报道台海局势，标题就叫‘台海必有一战’，你看如何？”
王媛媛微微张了张嘴巴，忍不住向杨文峰投来赞赏的媚眼。王媛媛对杨文峰一直有种说不出的感情，有时觉得他傻乎乎，有时觉得他普普通通，可是有时又突然觉得他很有深度，又或者有些神神秘秘。这时，采编一组的小吕敲了下门，喊道：“杨文峰的电话。”
杨文峰拿起桌子上的电话，按了闪着红灯的那条线，“您好，《南方周报》，我是杨文峰。”
电话那边没有讲话，先咳嗽了一下才说：“小杨呀，是小杨吧，啊，是呀，我是……对，听出来啦，对，我是你周伯伯。嗯，不好，我现在在公安局，增城市新塘镇的公安局，啊啊……”
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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