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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深处-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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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带两瓶窗体顶端窗体底端酸奶！”
话音刚落，我听见所有的老师都哈哈大笑起来，大概他们觉得这孩子太有意思了，这会儿还惦记着吃呢。
听到他们笑，我突然有了种预感：成了！我会哭，会哭就没问题了！
出了考场已是天色擦黑，我心情奇好，一路唱着歌走回了家。
6月30日，人艺发榜，“宋丹丹”3个字不出所料地榜上有名。晚上，我爸下班回来，买了一大堆好吃的，光酸奶就不止两瓶。
“我一猜丹丹就考上了！”这是他进家门说的第一句话，“今天早上，我一进办公室，打开报纸就看见红彤彤‘喜盈门’仨大字，占一整版。太吉利了！我当时就一动心思——今天家里准有喜事！”
您瞧，人逢喜事看什么都顺眼，电影《喜盈门》做个广告也成了专为您家张灯结彩了。
从那天起，我郑重其事地开始窗体顶端窗体底端减肥。我要和李婉芬老师的预言作斗争。半年以后我再回家，已经成了个标准的瘦子。院儿里的小孩儿见了我无比惊讶：“丹丹，真是你吗？你这脸，打老远一看就剩个大鼻子了！”那时候我们还在剧院洗澡，我总是希望碰上李婉芬老师，希望她重新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地打量我一番。
我也慢慢地开始显露出喜剧天分，特别是演“老太太”的天分。同学的小品里要是缺奶奶我就去帮人家演，班里有人来观摩教学时，排演的小品也多是我自己编的。
在人艺，我非常幸运地与老一代演员同台演出过，包括《茶馆》、《红白喜事》。他们在做人的方面给了我莫大的影响。于是之老师写过一本书，他在书里说郑板桥的竹子之所以“好”，并不因为它“像”，画竹子很容易，寥寥几笔，但郑板桥的竹子透着作者的胸怀和品位，画如其人。
看于是之老师表演，我渐渐悟到，戏演得好，倚仗的是“术”和“道”。“术”是技术，唱歌、跳舞、节奏感窗体顶端窗体底端、幽默感；“道”则是认知，你对世界的认知，对人和事物的认知。于是之老师在《茶馆》里扮演王利发，教人一看便知，这是一个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在诠释一个小市民，这个人物有文学性，有表演者赋予的很多定义。如果找一个真正的茶馆老板来演他自己，结果一定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在我们结婚8周年的庆典上，在我自己虚设的“奥斯卡”仪式中，我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张旗。她的一个偶然的举动改变了我的人生，使20岁的险些去卖了酱油的我峰回路转走进艺术的殿堂，传承了老一辈艺术家的好恶和趣味，慢慢成为了今天的我。
张旗帮我垫的那两块钱我至今欠着。利滚利情生情，我是怎么也还不上了。
一个文学青年的梦
从人艺毕业以后，有一天，同剧院的梁月军找到我，告诉我她的一个朋友正在挑演员，演一个和工读学校有关的电视剧。她让我去剧组试镜。
到了剧组所在的招待所，有人领我见了导演。我在导演面前对着镜头说了几句台词，导演头一点：“行，就是你吧，你演宋晓丽。”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部电视剧叫做《寻找回来的世界》，也不知道我所“试”的角色是一个女混混儿。
我高兴极了。在那个年代，得到一个电视剧的角色，无异于“飞黄腾达”的开端。因为人们能看到的电视剧太少了，但凡有一个人演，就准有一百个人看。我回到剧院大声宣布：“我准备去拍电视剧了，马上就签合同！下面的戏不要安排我的角色了。”
接下来同事们一见到我就问：“哎，你怎么还没去啊？什么时候拍？”
我骄傲地告诉他们：“下礼拜！”
过了好几个“下礼拜”以后，剧组那边杳无音信，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照着他们留给我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天啊，整个摄制组已经搬离了那家招待所！
我马上去找梁月军，她七弯八绕帮我找到摄制组的新地址。我风风火火就去了，进了房间一屁股坐定，面前是剧组里的三五个人。
我胆子很大。我开始悲愤地控诉：“你们这算怎么回事？你们改变主意了不要紧，但必须告诉我。这是对我的起码的尊重。我已经告诉剧院领导我要拍电视剧，所有人见到我都问我什么时候开始，我老告诉他们下礼拜。但是你们却连招呼也不打就搬家了！你们不能对一个年轻演员这么不负责任！”一边说，我一边哭起来。
这时候，我认识的那个小场记突然“滋溜儿”一下站起来跑掉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脚步轻快地跑了进来，“宋丹丹，你别哭了！导演说还是你演宋晓丽，马上就可以签合同！”
180度的事态转变倒让我愣住了。后来才知道，起初他们的确想要反悔，但还没找到更合适的演员。他们嫌我作为一个女混混儿不够漂亮。然后，小场记跑到导演房间里去通风报信儿，她说宋丹丹找来了，她在隔壁哭。导演正在闹胃病，他的胃经常出问题。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他捂着肚子慢悠悠地说：“那——咱们就用她吧。”命运向左还是向右，有时就取决于你所迈出的微小的一步。那天我签下合同，并且拿到了剧本。
剧本里的工读生宋晓丽成天撒泼打滚，动辄大哭大闹，作风不端正，生活不检点，而有关她的成长背景却是一片空白，仿佛她生就一个野丫头，命中注定女流氓。对此我感到不解。
我正在热爱文学，我以文学的视角审度这个故事，它因缺乏情理而不让人信服。于是我擅自做主，加了两场戏。不谦虚地讲，今天的我都未必能有这么灵光的念头。
其中一场戏，是宿舍里的女孩子夜里不睡觉，打着手电相互算命。一个同学说宋晓丽的命特别好，宋晓丽一撇嘴：
“得了吧，净骗人，我还命好呢，我都不知道我爸是谁，我刚懂事我妈就进大狱了，谁有吃的我跟谁走……”
然后有一个同学问她：“晓丽，你想你妈吗？”
“我才不想呢，我一个人更好。”说话的时候宋晓丽笑着，眼泪就在她的眼中打转。
这场戏不长，但它使人们突然间忘却了宋晓丽的累累劣迹，只记得她的可怜。正如我的希望，我希望我演的是一个“坏”却富于悲剧色彩的角色。这是文学教予我的审美。
另外一场戏，是一个大晴天，老师带着学生们上山郊游。在山顶，老师从书包里拿出好多好吃的东西分给大家。
“咦？今天是什么日子？” 孩子们意外极了。“你们猜呢？”
大家七嘴八舌地猜了一通，没有结果。然后老师告诉他们：
“今天是宋晓丽的生日。”
宋晓丽的生日，宋晓丽自己却没想起来，她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同学们围着她又叫又跳，他们捧起野花洒在她的身上。他们说：“晓丽，你跟我们说点什么吧。”
于是宋晓丽给大家唱了一首歌。歌词当然是我写的。
我的心是一条小河，
一条无声的小河。
妈妈你看见吗，
我常常从你身旁流过。
我的心是一只小鸟，
一只无巢的小鸟，
妈妈你听见吗，
我天天在你耳边唱歌。
唱过这首歌，宋晓丽的全部缺点都被理解了，被原谅了。她其实是那么孤独和无助的女孩子，她那么想念她的母亲。
我写完这两场戏，交给导演，导演看后决定拍。
这引起了女主角的不满，她在剧中饰演老师，她认为我这样下力气地诠释宋晓丽是一个配角在“抢戏”。
导演又在闹胃病了。每当剧组里的人惹他闹心他的胃就先有反应。他只好捂着肚子无可奈何地对女主角说：“那你也写吧。你写好了，咱们也加上。”我觉得导演在息事宁人的方面算得上天才。
电视剧演完以后，导演、副导演还有黄凯老师都兴奋地断言：“宋丹丹肯定能得奖！”我打心眼儿里不相信，我想他们只是在打趣儿我。然而事实被他们言中。《寻找回来的世界》使我成为“飞天奖最佳女配角”，并在此后的表演生涯中一路顺风顺水。回想起这些事儿，其实我最想说我之所以能演戏，首先得益于我曾经是一个文学青年。
黄宏，改变我命运的人
我和黄宏认识是在1989年的春节晚会。那年他第一次上“春晚”，好像和方青卓等人一起演了个关于喝酒的小品。而我是因为晚会节目时间不够长，节前十几天临时加了一个小品《懒汉相亲》。不知是谁推荐的让我来演，我还从来没演过。我不了解小品那么容易“火”，更不知道日后它能让我挣那么多名和钱。
一天晚上彩排完了回家，我的前公公问我这些天在忙什么，这样早出晚归。我告诉他我要上春节晚会，演一个小品。他问我演什么角色，我又告诉他演个老姑娘去男方家里相亲，眼神儿不大好，一会儿把暖瓶踢碎了，一会儿又坐在气球上。
“干吗？拿肉麻当有趣？”他直眉楞眼地瞧着我。
“对。”我说，“拿肉麻当有趣。”应了这句话后我幡然醒悟。天哪！太露怯了！不定多少人会这样评价我。我是一个搞“高雅艺术”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手里端着茶水、兜里揣着牙签走进排练厅的“艺术家”，怎么能去演这么矫情的角色呢？万一剧院里的老师们在电视里看见我怎么办？我还有脸回去吗？
我当即决定退出春晚。第二天我找到负责语言类节目的导演告诉她我不想上了。她诧异地盯着我像盯一个窗体顶端窗体底端外星人。
“宋丹丹，你知不知道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上春晚？你知不知道我们毙了多少小品？你知不知道上一次春晚得凭多大造化？”
我不得不诚实地说我不知道。
总之，我是在犹犹豫豫、扭扭捏捏、半推半就的状态下走上了“春晚”舞台。我万没想到当我操着不知是山东哪个地方的口音、捏着小嗓儿说：“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的时候，全国已有上亿观众认识了我。我也不知道台底下坐着一个叫黄宏的男孩儿，他已打定了主意要跟我合作。
当时我们都还不满29岁，他改变了我的命运。
《超生游击队》是黄宏自己创作的，他邀我一起上1990年的新年晚会。那时候我正怀着近7个月的身孕。“不行，”我在电话里说，“我演不了，我大着肚子。”“要的就是这个。”他说，“你还省得往里垫枕头了。”
每天，一到排练厅，我先把大肚子搁桌上喘喘气儿，气儿喘匀了，还得靠床上歇歇脚。边歇脚边跟黄宏聊天，聊着聊着我肚子就饿了，得下楼去吃口饭。吃完饭上来又挺困，于是再睡会儿。也有的时候吃过午饭，我靠在床上打游戏机，他就歪在我旁边闭目养神——条件差，就一张单人床，只好将就些。问题是歪就歪吧，没过几分钟他就鼾声如雷了，这有点儿不像话。我使劲摇晃他，“起来起来起来！麻烦您注意点儿行吗？您也太不把我当女的了吧！”我们俩都笑起来。
总之等我完成一系列的身体调整，排练的时间也剩不下多少了，逼得黄宏逢人便诉苦：“跟个孕妇合作，那真是太——困难了！”
打死我也没想到《超生游击队》能那么轰动。中央台的新年晚会从没出现过那么“火”的节目。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真正地体会到什么叫“一夜成名”。
第二天我和我的前公公一起去菜市场，所有的人都兴奋地和我搭话，我腆着大肚子简直疲于应付，我公公在我身后朝他们不断微笑颔首：“谢谢，谢谢。”
我一扭头：“嘿，有您什么事儿啊？”
“丹丹，他们都是你的观众。”估计老人家无法不震撼于影视传媒的能量，过去的“不屑于”如今需要重新审视。有一天我接到黄宏的电话，他轻声地、慢悠悠地说：“丹丹，你什么时候还我那4万块钱哪？”
“我什么时候欠你4万块钱？”我一听急了。
“你在家生孩子，起码耽误我挣4万块……”
挂上电话我把这话学给英达和他父亲听。
“4万？”老人家吃惊地说，“我要有4万块，这辈子我什么都不干啦！”
我看着他：“别说您，我也不用再干啦！”
三个月后我生下了儿子，儿子满月后的第四天，我开始走穴。
那两年我和黄宏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有时候我们一天演两场，最多演过三场。为了赶场儿，我们乘火车转汽车，成天在公路上飞奔。
黄宏说：“开始我跟个孕妇合作，现在我和个产妇合作，真不容易。”
是，我是个大胖子产妇，黄宏处处得照顾我。记得一次我们去一个县城演早场，连夜我们得从另一个县城赶过去。那天夜里不顺，拉我们的吉普车坏了两个轱辘。第一个坏了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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