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三炮击金门-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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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夜，狂风呼啸，暴雨如注，参战炮兵部队沿着各条急造军路，闭灯开进。车多路窄，路面泥泞，重车一过，不少路面严重塌陷，一车熄火，后面大队便动弹不得。指战员们甩掉雨衣，挥锹舞镐，搬沙填石，然后手推肩顶，辅以绳拉，助车前进。　万幸，7月26日拂晓前，火炮全部到位，无一门贻误军机。最令叶飞感到快慰欣喜的是，当459根躲藏在伪装网后的黝黑的炮管悄然拾起，准备把第一波3万发炮弹馈赠对手之时，金门国民党军竟然全无觉察。
　　　　叶飞下令：炮弹上膛！
　　　　一整天，他足不出屋，就守在电话机旁，来回踱步，不停地看表，焦急地等待……他已经如期将一部作战机器组装完毕，只等着毛泽东在北京揿动按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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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　中国再度掀起毛泽东热，在这位已故最高领袖诞辰100周年之际，他的亲切微笑的画像涨到几十元一张仍然供不应求；他的各式含金量含银量不等的像章成为众多收藏爱好者寻觅的目标；打开荧屏，每天都是由那些竭尽全力摹仿他而永远只能摹仿个表象的演员们主演的关于他的影片；曾代表整整一个时代、旋律非常优美动听的几十首歌颂他的乐曲又重新响彻大江南北、商埠僻壤……
　　　　全世界都注意到了这一并不奇特的奇特的文化现象。
　　　　我的一位香港朋友说，不论你个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如何，不了解毛泽东你就无法了解中国，不了解毛泽东热你就无法了解现代中国。
　　　　我亦注意到了，所有的怀念都绕过了对这位本世纪巨人一生功过的纠缠，而着眼于他的“人格魅力”
　　　　“为天下人所不敢为不能为”无疑是毛泽东“人格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曾经多少回做出了惊世骇俗让整个地球都震颤不已的决策？还是那位香港朋友说的：不论怎样，毛泽东在位卅几年，是中国人在美国和西方面前腰杆最硬的时期。
　　　　现在，中国更自由更富裕了，我们非常希望，中国人酒足饭饱之后永远不得“软骨病”
　　　　1960年，毛泽东对二次大战的英国英雄蒙牙马利元帅用一种轻描淡写的口吻说道：几年前，我在台湾海峡这边开了几枪，让美国和你们西方虚惊一场哟。
　　　　我想，经久不衰的“毛泽东热”大概就包含了中国人对已故领袖敢向美国和西方“开几枪”的胆魄、勇气的崇拜与钦佩吧。
　　　　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毛泽东的世界，便会发现，他在做出重大决策之时，又从来不是轻松随意轻描淡写的，他是在反复掂量了国际局势，反复比较了双方力量后才断下决心的。敢为而不妄为，能为而又慎为，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自己的对手，如此看待35年前毛泽东的“开几枪”才会对他的“人格魅力”有一个更全貌的理解。
　　　　事情就是这样，　1958年7月26日，叶飞这位“舞台总监”已经把乐队和锣鼓家什置设齐备，总指挥毛泽东却叫道：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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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6日深夜，　毛泽东原已熄了灯躺下的，翻来覆去睡不着，又揿亮了台灯，披衣而起，缓缓点燃一支香烟。
　　　　一整天了，他对于叶飞神不知鬼不觉把数万大军数百门火炮搬运到金门的鼻子底下深表满意，他知道，现在只要他愿意，他立即就能够给他的老朋友和那些正在中东耀武扬威的美国人、英国人一点厉害瞧瞧，但是，你有把握既打痛对手，又不致使战争无边无际扩大嘛？避免把一场带有惩罚、警告意味的局部、有限战争发展成同美国的直接对抗乃至全面战争，这确是一个值得深入思索、认真斟酌的问题。
　　　　战争就是这样一种机器，让它启动仅是一闪念一瞬间的事情，而要让它始终循着预设的轨迹运转并在所期冀的目的地戛然而止，却绝非易事，需要高超的智慧和娴熟的驾驭术。炮打金门，是一场旷日持久，极为特殊、复杂、微妙的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延伸，手中没有过硬的军事牌不行，有了军事牌，还得琢磨何时打出去、怎样打出去的策略技巧。谁能够在这场激烈的对抗中以有限的军事手段收获最大的政治效益，谁才是优胜者。
　　　　毛泽东走出房门，月光下，哨兵有些局促和拘谨地向他敬礼。
　　　　他微笑着拍拍小战士的肩头，信步沿着曲折幽深的小径踱去。他一生中的许多重大军事决策都是在行军途中、在马背上做出的，他已经习惯了，走动，能帮助思维，能出好主意。
　　　　晨光熹微时，工作人员发现毛泽东不在床上，都埋怨那个小哨兵没“看好主席”慌忙分头去找。
　　　　东方泛白，中南海波光粼粼，毛泽东倚岸而立，他一手叉腰，一手夹着烟卷，身披霞色，衣摆微风，恰似一尊严峻的雕塑。无人敢近前去烦扰他，所有人都能从那伟岸的气势中感受到岿然屹立、心系寰宇、掌握风雷的内力。
　　　　整整一宿，毛泽东把问题想透彻了：充分做好打之准备，但暂且不打，以静观局变，等待更有利的时机。
　　　　晨风送来前门火车站的鸣笛，毛泽东轻轻弹灭手中烟蒂，将之搓碾成粉状，返身，疾回屋，研墨挥毫：
　　　　德怀、克诚同志：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
　　　　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
　　　　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晨安！
　　　　毛泽东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
　　　　据说，毛泽东推迟炮击时间还有更深一层考虑：苏联方面刚刚提出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希望能于近日访华，同中国同志讨论当前紧张、复杂的国际局势问题。中国方面已经同意了苏联的这一要求。在赫鲁晓夫访华前夕对金门实施大规模炮击，时机恐怕不太合适，有可能会使苏联同志感到尴尬，因为这很容易使世界产生“此系苏俄指使”的感觉。另外，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炮击金门后，老大哥的态度无疑是影响事态发展的重要因素，中苏在此问题上理应取得某种默契和共识。
　　　　毛泽东的缓打慎打思维逻辑是：在揣摩对手将会出什么牌之前，再认真盘算一下自己手中究竞有几样牌。
　　　　8
　　　　7月31日，赫鲁晓夫的图－104座机抵降北京。
　　　　赫氏在北京小住三天，秘密而来，公开而去，把原本已经高八度的中苏友好二重奏又拔高了一个音阶。
　　　　8月4日，北京和莫斯科同时发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很少有人仔细琢磨，两位共产主义大国的领袖人物亲切聚首晤谈，为何新华社和塔斯社竟然没有配发一二张他们握手或拥抱的新闻照？事实上，直至今天，人们也从未看到记录这一颇具历史性场面的照片。原因很简单：毛泽东是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穿着游泳裤头欢迎和会见来自北方的老大哥的。赫氏大概亦察觉到西服革履与此时此地的氛围太不谐调，赶忙更衣，换上与毛泽东一模一样的游泳裤头。二人双双入水，切磋泳术，别有情趣。一旁是否有摄影记者拍照无人考证，但我猜想，即便有人拍照了，也不便让两位领袖人物袒胸露臂、光着脊梁走上一贯严肃的党报版面吧。
　　　　毛泽东曾以此种方式接见赫鲁晓夫是直至近年才予以披露的，许多新闻媒体评述，这反映了毛泽东对于赫氏的轻蔑。更有甚者，海外亦有评论认为“此举乃毛的精心安排，意在羞辱赫氏。”
　　　　其实，以笔者愚见，种种臆测均系“以小人心度君子腹”毛泽东处事待客，历来大而化之随便简捷不大讲究繁文缛节，而且一般他本人只讲原则，不谈具体，具体事由周恩来他们去谈，此乃个人风格使然，本不足为怪。若一定要讲“精心”、“有意”最多是已有预见将在某些问题上同赫氏“谈不拢”与其双方在会议大厅严肃对阵争得面红耳赤，不如采取一种轻松方式，既表明了己方的原则立场，又不致使对方过于尴尬下不来台。如此而己。
　　　　但中苏早已歧见日深，也是真事。
　　　　双方裂隙源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那篇彻底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不能同意赫氏的论点，坚持应对斯大林三七开，因为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只能丑化苏共几十年的历史。此事对毛泽东影响之深可从十年后他发动“文革”看出，“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挖出大大小小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危险人物”另外，赫氏此时主张同美国和西方搞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平共处，也是毛泽东所深恶痛绝的。很好理解，此时中国刚同美国打完一仗，领土台湾又在美国武力的直接控制之下。虽然十三年之后，毛泽东依然是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尼克松握手，以一种相当有利的占位，在尼克松作出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的承诺后，实现了同美国的缓和，开始了双方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历史的发展自有规律可循，而规律是在此一时彼一时，有时甚至截然相悖的场景中得以实现的，所以，我们的星球在按照预定的轨道运行时，才显得多彩而有趣。
　　　　毛泽东擅长一种泳姿奇特的侧泳，他斜身侧头，两手向着同一方向，一下又一下缓慢而有力地划水，从容间凸显出超常的自信。赫鲁晓夫则会一点点自由式，他的短而粗壮的四肢不是很和谐地重重拍击水面，搞得小半个游泳池水花四溅，但他的游速挺快，不一会，就能从此岸冲击到彼岸。毛与赫相互饶有兴味地欣赏着对方的泳姿，不时发出爽朗的大笑。
　　　　都累了。在工作人员搀扶下，双双爬上岸来。裹上毛巾毯，斜靠在躺椅上，开始了他们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谈话。
　　　　没有谈斯大林，也没有谈美国，但依然很不愉快。不知何故，中方从未公开这次谈话详细、准确的记录，大致情况，仅散见于诸多回忆文章之中。倒是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作了长篇追述。世界公认，《赫鲁晓夫回忆录》水分极大，谬误百出，但毕竟是我们迄今所能读到的对中苏交恶内情记叙较详的一篇文字：
　　　　我记得很清楚，1958年毛泽东是如何断然拒绝了我们要求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的努力的。根据这一协议，我们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停留和加油。我们的远程潜艇服役以后，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络。顺便说一句，在此以前，中国人已经提出要我们把潜艇的设计图纸交给他们，并教会他们建造潜艇的技术。所以我们认为，提出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是件合情合理的事。但是他们说不行。
　　　　我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是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
　　　　“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再想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但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一件事情都不能达成协议。”
　　　　“不能！”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动怒。　为了合乎情理，　我作了最后一次尝试，我说：
　　　　“假如你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作基地。”
　　　　“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始终也没有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潜水艇基地。
　　　　赫鲁晓夫的“不理解”是因为忘记了，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是完全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当共产主义者需要读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籍。当爱国主义者不需要，面对中国一百余年被蹂躏的历史，只要具备中国人的良知和血性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