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三炮击金门-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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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赵德安才获知自己的对手名叫刘景泉，少校，在国民党空军中有“空靶冠军”之称，曾代表台湾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飞行兄弟大会”获炸射最优成绩，因作战“勇猛”击毁大陆舰船而荣获“克难英雄”受蒋介石召见。一位技术超一流的“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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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军，是国民党三军中的骄子，战斗飞行员，更是整个台湾的宠儿。当这些身着桔黄色紧身飞行服，梳着油光光的分头，肌肤白皙，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受过良好教育和严格训练，会讲英语又会跳舞，温文机智的小伙子们一出现在公众场合，总会引起轰动的效应。加上他们常常深入“匪区”、“敌后”、执行特殊神秘使命的非凡经历，更使他们的“英雄形象”套上光圈，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是纯真少女们所崇拜钟情的男子汉偶像。用阿飞哥们的大幅照片做杂志封面，在台湾与影星、歌星、体育明星一样叫座、好销。空军“雷虎”特技飞行队的精湛表演，在台湾也早已成为百看不厌的保留节目。
　　　　一本名叫《国共空战秘史》的台湾出版物赞叹这些“技艺高强”、“优异超群”
　　　　的小伙子：
　　　　民国四十一年六月（1952年）　，　一部分成绩特优的飞行员被保送入“美国空军高级战斗学校”接受高级作战训练。在第一次作战演习中，我飞行员就以高度准确的射击成绩，压倒了美国教官。这使得崇拜英雄的美国人大为佩服。“亚里桑纳”小姐的竞选、电视节目纷纷邀请我空军飞行员参加活动，以吸引选票、观众。
　　　　四十三年四月（1954年）一个“美国空军巡回教育访问小组”来到了台湾，他们一行四人：布莱赛尔少校、柏斯寇上尉、里莱上尉、杜蓉中尉，　一共打下三十多架“MIG－15”他们说：“打米格就像掐死蚂蚁一样容易”
　　　　布莱赛尔少校等四人驾驶着四架“F－86F”由美国本土出发，走遍了远东的美国空军基地，一到一个基地，他们就和飞行员们作实地的演练，飞上天，打遍远东无敌手。
　　　　因此，当他们在我方的空军基地住了一礼拜，和我方才结业的新喷射机飞行员作作战演习之前，他们都是相当有自信心的。
　　　　但是，当经过几次作战演习之后，他们的看法大大不同了，在和冷培树、刚葆璞、刘绍芫、李玉球、冯德镛、沈崇义、路靖、王心一……这些以战绩出名的中国红武士对决过之后，他们不得不甘拜下风了。冷培树和布莱赛尔少校就从三万英尺打到了二十英尺低空，布菜赛尔硬是不能摆脱冷培树的追击，只好摇摆了几下机翼，承认“战败”落地后，布莱赛尔猛拍着冷培树的肩：“顶好！顶好！”
　　　　如果你不戴有色眼镜，应该承认，1958年，飞喷气式飞机总平均每人774小时、其中60％完成了夜何复杂气象训练、并具有在昼间组织中等机群活动能力的数百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若论文化技术、个人与整体水准，的确略胜大陆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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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一方早有准备，一方茫然不知，打击便具有了使敌措手不及的突然性。
　　　　“看见了，两架！”11时11分，高长吉在右上方5000米处首先发现敌机，兴奋报告。
　　　　“是四架，不是两架！”林虎在地面及时提醒空中注意，“你们周围没有其他情况，大胆攻击！”
　　　　战斗过程大致如此：
　　　　高长吉、张以林首先咬住敌僚机组（3、4号机）敌长机组（1、2号机）立即右转，　意欲迂回包抄。张以林处于敌机内侧，发射炮弹进行拦阻，迫敌1号机停止右转而改为左转，　敌2号机随其后，正好给高长吉提供了良好的射击角度，他收缩瞄准光环，　待里面投影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撤按炮键，一个点射，敌2号机翻身落马。
　　　　同时，　在高长吉上方的张以林，也蹬舵、推头，咬住了敌1号机刘景泉。刘急剧下滑摆脱。张以林从高度2000米追到200米，距刘景泉150米处开炮，眼见将敌机左机翼斩掉一块。负伤敌机勉强飞到马公附近，因再无法操纵，刘景泉跳伞弃机。
　　　　我情报部门获悉：刘右腿中弹，左手受伤，头擦伤，腰扭伤，但仍清醒。被台湾渔船大元二号救起，再由运输机直送台南空军医院抢救。刘恨恨说：这次被打主要是发现敌机慢了。他们速度太快。
　　　　另一方向，　赵德安也抓住了敌3号机，连续开炮三次，敌机背部中弹，现出朵朵火花。负伤的F－84无力还手，摇摇晃晃向东南方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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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方面，历来对大陆空军飞行员是很有一些看不大起的，就像当年蒋先生亲手栽培的黄埔生瞧不上毛先生从山沟沟里拉出来的红军游击队一样。在他们眼中，这些顶多读过高小，不少连斗大的字也认不下几个的农家子弟凑合着把一架现代化的机器弄上天去已经属于奇迹，他们还真想在空中进行战斗？不可思议。
　　　　《国共空战秘史》写道：
　　　　“MIG－15”　飞行员程度只有初中毕业，文化水平很低，在佳木斯航校只受过苏联顾问的三个月短期速成突击训练，但是，“成份”却很好，都是工农分子，又红又专，体格颇为强壮，后来迁到北京之后，招收飞行生的第一个标准还是看出身成份、政治立场，其次才是是否具有空勤体格、文化水平、科学知识，技术并不十分要求，会飞就行了。
　　　　《国共空战秘史》大概没想到，“七·二九”空战中，大陆四名飞行员中有三位——赵德安、高长吉、张以林，就是被它几笔素描就勾勒出大致轮廓的“工农分子”而恰恰是这三位分别击落击伤了台湾的飞机。黄振洪入伍前是武汉市的高中生，在那个时代，属于“小知识分子”范畴，很可惜，他虽同样勇猛，担任掩护功不可没，却偏偏是他未能捕捉到战机。
　　　　于是乎，1958年的“三比○”其意义不仅仅是大陆打败了台湾，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　刘亚楼打败了陈嘉尚（国民党空军司令）　，而且是“大老粗”打败了“大秀才”“土包子”打败了“高材生”于是乎，“三比○”曾一度成为林彪“人的因素第一”的最有力的佐证。
　　　　“人的因素第一”于“文革”间开始走火入魔，空军招飞由查祖宗三代发展至查祖宗五代、八代。八竿子打不着听都没听说过的亲戚中只要有一个略沾点“四类分子”的边，立刻刷掉。而只要根正苗壮，文化越低越是宝。我那时所在的连队高中生占一半，开始都觉自己有戏，最后一个也没挑上，偏偏选中一个杀猪修鞋是把好手、而“老三篇”却磕磕巴巴念不下来的进航校“飞战斗”临走那一天，看他披红戴花咧嘴笑，我着实替他捏把汗。直到了解放西沙，在全空军挑人竟凑不全一个大队的“全天候”人们才恍然大悟，才拨乱反正，才有了今天这样一支齐刷刷文化水全在大专以上的“飞行军”
　　　　“过犹不及”古人早已道出了事物运行中的一般规律。《国共空战秘史》走极端，台湾不以“三比○”败北才见鬼。但如果沿着“三比○”的经验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同样会走到荒谬的岸边。
　　　　还是我们的英雄最懂辩证法，赵德安老人对我说：我们这些人能学飞，那是历史的需要时代的产物，当时不从我们这些人中选飞到哪去选？而我们从飞上天到打下敌机，其中付出了超出常人多少倍的汗水和辛劳，谁又知道？台湾看不起我们，轻视我们，所以他要吃亏，非输不可。但是，历史经验不能机械照搬，现在我们选飞如果不重视文化程度，那就大错特错了，一支现代化的空军没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垫底，基础最终不会牢固的。
　　　　“三比○”不仅仅是一段空战史上的佳话，而且是关于战胜之道和战斗力构成的深刻哲理，故白云美妙，它亦美妙，蓝天永恒，它亦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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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全过程总共六分钟，　短促得就像一曲军营里催人晨起的起床号。四架F－84毫无还手之力未能找到机会发射一发炮弹，足以说明战斗并不怎么激烈、残酷，显现出的是行云流水般的干脆利索与简洁明快。11时28分，赵德安率队返航着陆，机械师清点，他们的全部“损失”耗油5340立特，打出去37弹39发，23弹115发。
　　　　四位有功之臣不是自己走下舷梯的，而是被蜂拥而至的地勤拉下来、拽下来的。
　　　　人们把他们举过头顶，抛向空中，接住、再抛，一片“噢”“噢”的欢呼声将机场上的热烈情绪推至高潮。
　　　　首战，出奇制胜，大获全胜。《解放军报》于头版发表评论《狠打空中强盗》一句“我空军参战人员这样英勇顽强地打击敌人，值得表扬”将大陆军方高层的欣喜之情，尽寓其中了。据说，毛泽东说“很好”彭德怀说“望再创佳绩”刘亚楼说“总结经验，再接再厉”而聂凤智给林虎的指示是“今天晚上赵德安那个大队可以喝点酒”据说，一向嗜烟如命而从不贪杯的聂凤智这天晚饭也叫人给斟上一小盅。警卫员刚要倒茅台，他说：“不，来点福建的蜜沉沉，那个酒不光甜哪，而且后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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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战结束仅一小时，国民党军参谋总长王叔铭上将办公室告知“国防部”新闻署：“立即通知台北各国外新闻记者和报馆，对这件事马上主动公布，越快越好，不能等共匪广播，有个原则要讲明，是敌人率先向我们挑衅的。”并强调：“这是上面的意思。”新闻署明白，“上面”总统也。于是一反常态，台北“中央社”
　　　　以比北京同行“新华社”还要快捷的动作，抢先播发了关于台湾的失利：
　　　　据空军总部宣布：　我F－84型雷霆机四架29日中午十一时十三分前后在台湾海峡南部上空执行一次例行巡逻任务时，突遭由大陆飞来的米格－17型机四架攻击，我机一架当即被击落，飞行员任祖谋中尉跳伞落海，另一架飞机受伤后飞行员刘景泉少校仍图将飞机飞回基地，但飞抵马公附近时因机身损坏过甚无法维持飞行，乃弃机跳伞旋被附近渔船安全救起，截至下午三时止我空军已派出飞机两批前往任祖谋中尉坠海处搜寻营救。
　　　　一向对“败绩”遮遮掩掩的“中央社”此番对败绩讲了真话，使得海峡两岸空前绝后唯一一回对战况报道达成了一致，未给历史留下扯不清的悬念和争执。究竟何故？
　　　　合众国际社道出了谜底：
　　　　超音速的共产党米格17型飞机昨天在台湾海峡上空进行的一次使国民党人透不过气来的一边倒的二比○战斗中，　击落两架国民党的F－84雷电喷气机。
　　　　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国民党中国可能将向美国提出紧急要求，要它供给最新式的F－100超级佩刀式喷气战斗机来对付占优势的共产党中国空军。他们曾一再要求美国给予更好的飞机，但是到现在为止都被拒绝了。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掉两架老式F－84不算啥，只要能换回大批最新式的F－100。　如此逻辑确实挺有意思，我想起了电影《武训传》中的武训，对围观众人拍胸脯道：来，打一拳一个钱，踢一脚两个钱。有人施赏，挨打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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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中，我颇有体会的是，找那些退下来多年的老头了解情况，特简单，打个电话预约，十有九个欢迎你去。老头们解甲归田，无职无权，门庭冷落车马稀，整日待在家中逗孙子，没劲透了，巴不得有人陪他聊天呢，好多热情得死拽住我非要留我吃饭，好边吃边聊吃完接着聊。但找那些在职在位有职有权的可就“难于上青天”了，光秘书这关就够难缠的，往往磨破了嘴皮，回话还是一个“不行，最近安排不了，首长大忙”恼得我直想说：告诉你家首长，有人要给他立传哩，到底见也不见？
　　　　空军副司令员林虎中将是个例外，一约即中，但有先决条件：“首长还有其他事，只能谈一个小时。”我生伯连这一小时也泡汤，赶紧千谢万谢：“能成，能成！”
　　　　能够与“七·二九”空战的地面直接指挥员面对面促膝谈，听他忆述那段令人神往值得重温的时光，我感到十分荣幸。当他慈祥地微笑，用力地同我握手时，我只觉一闪即逝的历史是可以用无数有形的物象记录和保存下来的，例如，老人那象征着勤奋、辛劳、深刻的白发，和镌铸着严谨、果敢、沉稳的皱纹。
　　　　话题打开，如烟的往事从将军的眼底滚滚流过，无尽的感慨从将军的心底汩汩而出：
　　　　1954年，朝鲜战争一结束，刘亚楼召见我，告诉已决定调我到广州空十八师当副师长。他明确交待：十八师是个新部队，你要把这个部队带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