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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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重她。她为法共工作多年，从早到晚要接待顾客好几十人。包利奥尔和我都觉头得，在那里传递小卷电报比较方便，于是便去和她接，蒙她一口答应。凡是她那里传递的东西都是最最重要的。一年半中从未出过差错。和她联系的人，除了她的朋友卡茨一个人以外，一共只有两三个。其中一个是雷希曼。他是在阿特雷巴德街出事以后，回到巴黎和朱丽叶夫人一道担任联络的。
　　雷希曼被捕以后，受尽酷刑，终于投敌自首，向别动队供出了朱丽叶夫人。杰林马上决定碰一碰运气。12月里有一天，雷希曼到蜜饯铺去找朱丽叶，请她传一句话给“老头子”。老头子就是我。朱丽叶冷若冰霜地回答他说；肯定有误会。她根本不认得他，也不懂他说的什么老头子。
　　杰林又碰了个钉子。雷希曼在不久以前还跟朱丽叶有联系，为什么她突然翻脸不认人了呢？　他就是不知道，自从艾弗雷莫夫被捕以后，我们对雷希曼已有怀疑，所以立即下令对他切断一切联系，同时和朱丽叶讲好，今后除了我和卡茨两人以外，谁去联系都得用一个红钮扣作为暗号，而雷希曼却不知道这新办法。
　　杰林不断地盘算对付朱丽叶的办法：应不应该把她抓起来？　看来这不是好办法，因为这么一来，等于从此切断了法共的线索。不仅如此。抓了朱丽叶，等于承认“老头子”
　　被捕，雷希曼叛变投敌。杰林只好不动，嘴上仿佛贴了封条。
　　杰林打的第六次败仗，也是相当惨痛的。温策尔“老师”越狱了。
　　德国人一共搞到了六座发报台，但是不了解每一台的作用。1942年秋天，他们在苏联空降情报员那里破获一部电台。这是由柏林小组使用的，也就成了假“乐队”手里的头一部假电台。艾弗雷莫夫投敌以后，他的电台大发假情报，极受敌人欣赏。另外还有塞赛的电台，温德林克在荷兰的电台。在法国则有肯特的发报站：铁塔一号和铁塔二号。德国人两部都用，总称三月铁塔。然而，在这个假“乐队”里始终缺少温策尔的那架发报台。
　　温策尔一被捕，立即关进布林敦克炮台，受了刑讯。到了11月，别动队觉得不对头。莫斯科老听不见这位独奏家的演奏，难免生出疑心。至于派个别动队员来代替温策尔，那也是不在考虑之列的。因为“老师”是发报高手，有他特殊的艺术风格，情报中心早已耳熟能详。所以，到了11月，温策尔答应“合作”，德国人听了确实十分满意。
　　尽管温策尔受着严密监视，他毕竟在头一次发报的时候便发出了告警的暗号。情报中心就这样获悉，今后演奏的乐章都出自敌人之手。
　　温策尔还跟德国人“合作”撰写并发出两个报告，名叫“日尔曼报告”。日尔曼便是温策尔的别号。这两个报告的内容是我们从苏联方面得知的。第一封电报说：“局长收。急件。与大首长的通常联系已被监视。请指示方式与大首长会晤。我认为此举十分重要。日尔曼。”
　　第二封电报说：“局长收。火急。从德方获悉，密码已破。会见大首长事仍未奉复。本人与局长联系畅达，似无监视。今后如何与情报中心联系，盼速复。日尔曼。”
　　这两个电报决刁；再让情报中心怀有任何疑虑。因为我们从来不用“大首长”这个称呼。温策尔逐渐取得别动队的信任，便在比京震旦街一间屋子里安装了电台。1943年1　月初，监守他的人背朝着他生炉子。他乘机把监守打昏，反锁在屋子里，自己从此远走高飞。
　　对杰林来说，真是飞灾横祸。从1942年7　月以来，比国“乐队”发生的一切情况，都有可能由温策尔报告情报中心。事实正是如此。温策尔逃到荷兰，利用一架没被发现的电台，向情报中心局发电，报告了上述—切情况。
　　话虽如此，别动队自从破获阿特雷巴德街的案子以来，收获却也不可低估：在五个国家，破获六个电台，向情报中心发出几十份假情报。从复电口气来看，局长仍然毫无觉察。
　　不过，杰林却在几星期内接连打了六个大败仗，情报中心的指令得不到执行。肯定有什么地方堵住了。他在沙滩上建筑的大厦总有一天要垮台。
　　看来，别动队队长手里，只剩下了一张王牌，那就是争取“大首长”合作，通过法共渠道，稳住情报中心。杰林冒的风险固然不小，但是舍此别无他法嘛。
　　12月底，我又跟杰林和他的助手维里，伯格会谈。谈活的气氛变了。我等待的时机已经来到。
　　第十七章祸不单行
　　我紧锣密鼓地对付杰林，但并没有忘记，我们还有几位同志没有落网。他们也要加紧对付别动队的进逼。我担心的主要是格罗斯沃格尔和卡茨。其实，我并没有理由特别为他们担心。他们既然这一次没有落网，想必已经有了隐身之地。
　　对卡茨来说，更不用操心。卡茨本来就在安东尼郊区有一处很可靠的藏身之地。再说，我们早就商妥，他得离开巴黎，前去马赛静候几个月。
　　谁知杰林的助手伯格来向我报了噩耗：“你知道么？　你们那位卡茨被捕了。”
　　“是吗？　什么时候呀？　”
　　“约莫有三个星期了。”
　　原来卡茨也落了网。我到后来才明白为什么卡茨也过不了关。可是为他采取的安全措施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的了。
　　卡茨眼见我被捕，心里没了准星，便用几天时间，准备开路。正好他的妻子塞茜尔在11月19日生了孩子。他要把母子安排妥帖才能动身。他的大儿子让·克劳德已经送去比叶隆堡他姐姐家。
　　我在1973年离开波兰以后，才由塞茜尔口里获悉，194Z年11月28日，她丈夫和格罗斯沃格尔一道到妇产医院去看她。他们俩都已经知道我被捕，愁得不知怎么好。12月1　日，卡茨又到医院去看她，准备第二天把她母子二人带走。可是再没有什么第二天了。就在当天，卡茨在巴黎逗留过晚，碰上了宵禁，又不愿意冒险回安东尼，他便到一位女友艾尔里希家里去借宿。艾尔里希的丈夫是犹太人，当小学教员，从前在西班牙参加过国际纵队。
　　自从战争一开始，他家便成了通信联络站。雷希曼就是在那／L　跟卡茨碰头的。那还是1942年年初。雷希曼被捕，做了招供，盖世太保便把这所房子监视起来。其实，我早就下令不再利用这个去处，而卡茨却不管这些，心想几个小时出不了事，明天一早就走。盖世太保的监守人员通知了巴黎别动队队长雷塞，派人逮捕了卡茨和艾尔里希。我跟杰林说，艾尔里希并没有参加“红色乐队”。我们的活动，她全不接头。可是，她后来还是被送进了集中营，并且死在集中营里。
　　最后轮到格罗斯沃格尔，他也给别动队逮起来了。他们之所以能够找到他，靠的是极端无耻的讹诈手段。
　　天下也真有凑巧的事情；格罗斯沃格尔的妻子雅纳·贝桑也在生孩子。我在牢里，自然不了解这个情况，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这却是关系重大的事情。所以我在那时候并不怎样担心，反正一切都已经准备好，让他暂时去瑞士。贝桑不知道情况如此之严重，不肯加紧隐蔽。结果，别动队于11月26日在比京郊区一所公寓里找到了她。他们便使用了他们惯用的手法，叫她写信约会她的丈夫。如果她不肯写信，便要当她的面把孩子掐死。她丈夫觉得这里面有文章，但是按捺不住最后作别的热望，仍然如期赴约，于12月16日自投罗网。
　　事前四天，伯格以满不在乎的口气对我说。
　　“今天，我们要去逮捕罗宾逊啦。”
　　伯格说话，一向比较随便，他居然把别动队的行动汁划都告诉了我。这种半真不假的好感，后来却帮了我的大忙。
　　伯格说：“我们发现他已经有好几个月，并且决定在他赴约的时候逮住他。雷塞为此组织了一次毫不含糊的军事行动。几十名别动队员分布包围现场，各人手里都有犯人的照片，按图索骥，万无一失。我可以预先告诉你，雷塞打算叫你一道去，想看看你的反应。但是他不能让你出面。你一出面，　　‘大赌博’不就全垮了？　你若是不肯去，他就可以逢人便讲，你不肯合作。”我当即回答他说：“好吧，如果没有理解错，雷塞也想摸摸我的底，给我设了个圈套……”
　　“你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好了。”
　　行呀！反正我已经心中有数。中午时分，我被带到雷塞那儿。他又把伯格的话说了一遍。
　　他说：　　“奥托，我们今天去逮捕罗宾逊。”
　　老是这么一套，反正功劳都归自己，同伙没份儿。
　　“你搞错啦，雷塞，这个人只会令人讨厌，他什么山不知道。”
　　雷塞并不相信我的话，只说：“也有可能。不过，如果你不反对的活，他到底有没有用场，还是让我们自己去掂分量吧。反正你得陪我们走一趟。”
　　“悉听尊便。”
　　我把话说得那么样轻巧随便，雷塞一下子诧异得好象订在椅子上一动也动不了。不管怎样，伯格的确不曾骗我。　　　　我乘车前往现场，途中心里盘算自己该采取什么态度。
　　结论是，唯一有助于同志的办法，不外是设法让他发现我在场。事情是这样，假如德国人把我上了手铐，在现场露面，那就是说“大赌博”已经寿终正寝。因为，负责格罗斯沃格尔安全的小组组员，必然会看见我，一看见我就知道我已经被捕。可是，我的车离现场二百来米就停下了。我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同志被捕。
　　自从8　月里，施奈德在比国被捕，盖世太保便发现了罗宾逊的踪迹。他的前妻是柏林小组成员，和她已经参军的儿子一起被捕。为什么当时盖世太保却没有立刻动手呢？　理由是，他们以为格罗斯沃格尔还指挥着第三国际的一个重要组织。在这个组织里面还有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第三国际从前的组织部书记德劳茨，一位是德共前领导人明曾堡‘。
　　这个神通广大的秘密组织，其实全是缪勒他们脑袋里的、空中楼阁，全是他们活见鬼。那时节，德劳茨已经开除出党，明曾堡则在1937年也已经由德共开除出党，同时也开除出了第三国际。1940年，达拉第政府把他关进了古尔斯地方的外侨集中营。就是在那儿，贝利亚手下的两个特务，奉命在集中营里结果了他的性命。这两个特务劝他一道越狱。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喜事？　他答应了。结果，离集中营二百来米，人们发现他吊死后的尸首。
　　德国人的意图是要抓住这个幽灵组织的全班人马。因此，他们才监视罗宾逊，暂时不动他。这样才好搞一次大场面的审讯案，由格罗斯沃格尔担任主角。目的是，让“新欧洲”各国人民耳闻目睹，　　“国际布尔什维克”到底是什么玩意几1　盖世太保在u　月找到罗宾逊的踪迹以后，没有再从他身上找出任何线索，于是决定加以逮捕。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11月21日，在西梅克斯公司破获以后两天。我把本组情况告诉了他，彼此约定中断一切联系。就在这一次约会上，他已经知道施奈德被捕，表示十分担忧。他还不知道，他在帕西的隐蔽所，已经在盖世太保监视之下。
　　至于马克西莫维奇呢，他也早已被发觉了。他和霍夫曼·晓尔茨小姐订婚的时候，盖世太保照例到警察厅去查外侨的档案。晓尔茨小姐乃是奥托·阿贝茨的秘书。等到我们知道这件事，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本来想托我们在警察厅里的联系人，把有关的档案藏起来，可是盖世太保已经先下手。
　　他们得知马克西莫维奇一向同情苏联，当即撤销了他进出马哲斯蒂克大旅馆的通行证。这样一来，他的嫌疑已经不轻，接着沃克博士又在柏林译出了一批密电。密电的来源一望可知，于是嫌疑成了确证。他的未婚妻到德国探亲回来，告诉我们德国城市遭受破坏的情况。我们把消息报告了莫斯科。
　　盖世太保把材料对证一下，发现来源在晓尔茨小姐。
　　从10月起，马克西莫维奇已经受人跟踪。别动队队员毫不躲躲闪闪，他们径直去到比叶隆宫堡，一五一十告诉安娜，说是已经收集到一切证据，证明她自己和她的兄弟参加了一个间谍组织，反对第三帝国。他们对安娜说：“你可以帮我们一把忙，只消你帮我们约你的领导会见一位德国人，也不妨约在非占领区，我们可以完全保证你不受连累，因为这件事政治意义很大。”
　　安娜马上把杰林的话通知了我。我当时自然只能够把这件事当做一桩普通的绑票手段。其实，那时候，他们也许已经在想为“大赌博”打基础，争取我和他们“合作”。
　　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马克西莫维奇的处境岌岌可危。我劝他让我设法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