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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惊变-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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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桥镇胜利后，曾中生主持召开了鄂豫皖临时特委扩大会议，正式成立鄂豫皖特委和军委，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会议总结了各方面斗争的经验，制定了新的斗争方针。为培养红军干部和地方武装干部，紧接着红四军又成立工农红军人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曾中生兼任校长。1932年春夏之交，曾中生等红四军领导人领导鄂豫皖军民又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根据地得以进一步巩固和扩展，人口达200多万，红军发展到近2万人。
张国焘自派到鄂豫皖后，以王明路线的钦差大臣自居，下车伊始，对反对张国焘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曾中生排挤打击。曾中生虽身受其害，仍和军长徐向前一起，通力合作，从实际出发，率部南下作战，1个月内连克英山、浠水、罗田、广济四城，歼敌七个多团，有效地牵制了敌人，支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张国焘不放松对功勋卓著的曾中生的迫害，接着降曾中生任独立一师师长。此期，曾中生身患肺病，病痛与政治打击双双折磨着他，但他并不因此而颓丧，以病弱之躯，整训部队，使独立一师在四次反“围剿”中起到主力军的作用。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被迫向西转移，随军西行的曾中生，在陕南城固小河口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他和旷继勋、余笃山一起，义正词严地批评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错误和军阀式的领导作风，又一次冒犯了张国焘，又为自己种下了一颗“受罪”的种子。
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的张国焘，此时并未马上报复和收拾曾中生，表面装着“欢迎”曾中生等人提出的意见，实际是在窥测时机，准备报复，到时一起算帐。
1933年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曾中生仍被张国焘“重用”，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他感到部队发展得快，新战士的大量拥入，为指导部队开展军事训练，提高干部的指挥组织能力，于是便致力于军事理论的研究，认真总结红四方面军的作战经验，研究红军的战略战术，写出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的要诀》等军事著作。
曾中生何曾想到（应该说在意料之中），就在他对党对红军一片赤胆忠心，孜孜不倦地正在写作《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的时候，张国焘下了毒手，突然将他逮捕，罪名是“托陈取消派”、“右派首领”，并施以严刑拷打，长期关押。
曾中生就这样被人看管着“带罪”上了征途。他的冤屈向谁申诉？沉冤何时昭雪？张国焘一手遮天，曾中生向何人告状？当一、四方面军在懋动会师的时候，他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悄悄地流下了高兴而难过的眼泪，当即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诉说他的悲惨遭遇，并告之张国焘的种种错误，希望中央明镜高悬，认真查处他的“问题”，明辨是非，洗雪他的“罪愆”。但曾中生这封用血和泪写成的信，一经落到张国焘手里，不但被扣了下来，反而又成了他新的“罪行”，又种下了一颗被进一步陷害的罪恶的种子。。
信发出后，曾中生在那间又窄又暗的牢房里，成天倚窗而望，希望中央派人来接他出去，进一步清理他的案子。但每天得到的总是失望与悲叹！他哪里知道，他的那封涌动着字字血、声声泪的书信，早已在张国焘那里灰飞烟灭了。
现在，又听说中央派慰问团到四方面军总部来啦，曾中生在狱中是怎样的狂喜，于是不得不赶快推开呕心沥血之写作，迅速给中央写信，并要求见中央慰问团的领导一面。
曾中生又一次给中央的信，同样被张国焘扣下，同样遭到灰飞烟灭的命运。张国焘并嘱咐黄超等人说，中央慰问团的人来了，要特别注意看管好曾中生，不让与中央派来的人有一丁点接触。
张国焘为了表示拥护中央，欢迎中央慰问团的到来，他指示四方面军总部欢迎的场面要十分热闹。于是王稼祥、李富春等在一阵口号声、欢呼声中，喜笑颜开地步入欢迎会场。
台上台下自然十分亲热，场面颇为热烈。
中央慰问团的同志，除向四方面军指战员表示真诚的亲切慰问外，还传达了两河口会议精神，解释会师后的一、四方面军为什么要执行北上的战略方针的道理。
连续不断的握手、问好、欢呼、讲话之后，热闹的场面归于冷静，张国焘在欢迎会结束后同李富春说：
“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
不等李富春回答，张国焘接着又成竹在胸地说：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依我之见，朱德仍为总司令，另可委任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当总参谋长。这样便集中了两军中的主要军事人才，有利于今后合作。”
李富春一听，张国焘这话中有话。他琢磨着，从会师之日起，张国焘一直闹“统一指挥的问题没有解决”，他通过发电报，以及找中央的人反映，或由四方面军的头面人物建议等方式，欲将自己捧上红军的最高领导岗位。李富春记起了有这样一件事，是朱德告诉他的：陈昌浩曾致电朱德说，“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请焘任军委主席，朱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中央慰问团临行前，毛泽东也曾对李富春讲过一段话：张国焘是爱争权的，要注意。中央已经作了研究，为了团结张国焘，团结广大的四方面军，也为了今后两军的更好合作，同时考虑到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的影响，洛甫提出主动让出总书记一职，但毛泽东虑及张国焘是不喜欢没有军权的党内第一把交椅这个角色的，朱德说那么就让张国焘当军委主席吧，把自己的职务交给他。毛泽东不同意，说军委主席不能让他当。周恩来则表示愿意让出总政委，毛泽东说可以考虑，张国焘可能愿任此职，但须慎重研究，下一步开会再定。中央慰问团到了杂谷脑，如果张国焘提出解决组织问题，就说中央已经有新考虑，不要让他失望。
李富春记起毛泽东的交代。果然欢迎会后张国焘便迫不及待地提起这个极为关心的问题。他推荐这个那个出来的后面隐藏着他的一个庞大的影子。他和陈昌浩向中央相互荐举，实际是在演一折蹩脚的双簧。
李富春平静地对张国焘说：
“国焘同志，你所关心的统一指挥问题，据我所知，中央正在考虑，相信不日即可解决。”
张国焘听李富春这么一说，稍稍感到放心。
两河口会议，张国焘勉强接受北上的方针以后，总参谋长刘伯承受军委委托，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计划”指出：我一、四方面军根据目前的战略方针，以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手段，北取甘南为根据地，以达赤化川陕甘之目的。首先进行的战役，就是要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为此，将一、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军和岷江支队、懋功支队。
岷江支队的主要任务是在岷江衣岸钳制和吸引胡宗南部，并隔阻许绍宗部队从片口向镇江关前进，以便我两岸主力顺利的进到松潘及其东北地带，以突击胡敌之背。懋功支队的主要任务是掩护红军北进作战及其后方，并隐蔽红军企图，在夹金山、巴郎山、懋功、祟化地区活动。
左、中、右三路大军由岷江两岸进攻松燔，尤以左路及中路为中心。左路军由16个团组成，司令员林彪、副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聂荣臻、杨尚昆。该军第一步应于7月中旬集中箭步塘。中路军由10个团组成，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委。第一步应于7月10日前集中于上壤口。左、中两路军的主要任务是从松潘以北之两路口、黄胜关迂回攻击松潘地区之敌，并坚决消灭之，
先机切断平武、南坪东援之敌的来路，从而取得北出甘南的道路。右路军由11个团组成，陈昌浩任司令员兼政委，其中8个团经芦花、毛儿盖向松潘前进，3个团经松坪沟、红土坡、小娃沟向松潘前进。左、中路军的向北迂回和右路军的由南进攻，将对胡敌形成夹击之势。如胡敌坚守城堡，不利攻击，红军则监视该敌，严防截击，并缩短行军里程，以利迅速北出甘南作战。为了达到战役目的，“计划”还要求尚在岷江东岸的属于左、中、右三路军的部队务必在7月3日以前，渡过岷江并按期赶到第一步集中点。
另外，“计划”还规定后方地区以理番、卓克基、阿坝为中心，目前暂以卓克基为总后方，杂谷脑为临时后方，留养不能行动之伤病员。凡笨重不急用的器械、资材应留后方，体弱的女同志留在后方工作。并要求留在这一地区的警各部队，应采取游击战争方式，掩护后方并扩大自己，并加强少数民族工作，将这一地区造成苏区。
左路军在林彪、彭德怀率领下，由懋功地区出发，经卓克基、马塘、马河坝等地，到达黑水（芦花）。左路军中的三军团，进到黑水寺时，彭德怀接到军委命令，要他率三军团一部沿黑水河右岸东进，迎接徐向前率领的部队渡黑水河。
彭德怀得悉徐向前部正向黑水河边的维谷开进，当即亲率一个团来接应。这时维谷渡口的索桥已遭敌人破坏，两军只能隔河相望。这一带水流湍急，滩多浪涌，水声很大，隔河两岸说话根本听不清楚。徐向前见对岸有个身材粗壮、头戴斗笠的人，走路不慌不忙，估计是彭德怀，于是迅速抬手致意。对方也频频挥手。徐向前赶快掏出笔记本，撕下一页，蹲在岸边一棵树下写上：“彭军团长，我是徐向前，感谢你们前来迎接。”然后将纸页捆在石头上，扔过河去。彭德怀拾起对岸扔过来的石头，十分高兴，于是两岸的人立即相互喊话，招手致意。
第二天清晨，徐向前急匆匆喜切切从维谷赶到亦念附近，找到一条绳索，坐在吊桥的竹筐里用力滑过去，与彭德怀相会。两位将领在沙场上纵横驰骋，神交已久，但从未晤面，在中国西部边陲的黑河边，这时才第一次相会。当然有说不出的高兴，双方都留下很好的印象。
徐向前与彭德怀见面后，当即商量架桥事宜，让两支部队尽快会合。徐向前刚与彭德怀分手，黄超又匆匆赶来，他的特务员走在后面，手提几斤牛肉干和一袋大米，还有二、三百块银洋。黄超一见彭德怀就亲热地说：
“彭军团长，张主席听说前线给养艰难，派我特来慰劳。”
彭德怀心想，这是干吗？张国焘还挺关心人哩！于是笑着说：
“张主席也真想得周到。”
黄超进而说：
“张主席很知道你，很赏识你，说你能打仗。”
彭德怀不以为然地说：
“我主要是胆子大，不怕死。”
黄超接着马上问道：
“听说会理会议毛主席冒火啦。”
彭德怀心里暗暗一惊，揣度着黄超怎么知道会理会议？是谁告诉他的？他看了一眼黄超说：
“你问这个干吗？”
黄超尴尬地回答道：
“随便聊聊，没有什么，只不过听说你在会理会上挨了批评，替你抱屈。”彭德怀一笑：“啊！承你关心，谢谢你的一番好意。其实也没什么，主要是那时仗没
打好，大家非常疲劳，有点情绪。”黄超进一步问道：“听说毛主席批评林军团长更厉害，洛甫总书记也被点了名？”彭德怀更纳闷了。心想这些一定是两军会师后，张国焘向一方面军的人
千方百计地打听到的，他特别留心党内的这些纷争干啥？现在又进一步派黄超前来打探。张国焘既然关心这些事，干脆趁机说个清楚，不让有些事以讹传讹，不利团结。于是他在屋子里踱了一会，思忖了一会对黄超说：
“会理会议，毛主席的批评有点过火。林彪是应该批评的，那时提出改换领导不对嘛！其实，林彪给中央写信，建议我当前敌指挥，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并无反对他的意见。林彪也无把他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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