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与吾民-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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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手，并且打败一个战争期间无恶不作，据我所知最受美国人民深恶痛绝的民族。她将会顺便为美国人民节约几百万美元的重新装备费。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民主力量在战后以感激和慷慨的态度来对待中国的原因。民主力量决不愿意为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大打出手，他们将会高兴地发现门户还开着。因而，他们对门内的主人至少要更客气一些。
　　主人会同样地客气吗？他们会不得不这样做的。西方外交官们的谈话会充满“繁荣昌盛”、“前程似锦”等等溢美之辞，中国人也会以一些漂亮的废话作答。但要紧的是，他们将会上门借钱给你，而繁荣昌盛、前程似锦的主人也非常想去借。不起眼的中国贸易，不值得外国人为之争斗的贸易，将会变成一个没有任何风险的非常赚钱的买卖。一群群迷失了方向的中国士兵和年轻好斗的党人，不可能学日本的样子，时时地对外国人蛮横逞凶来宣泄他们新发现的自豪感。中国人与生俱来的遇事忍耐的品质又会出现。可以相信，蒋介石会制止任何对有财力的借贷者的粗鲁行为。至少中国人不会用机枪扫射英国大使的轿车，不会击沉扬子江上的美英炮舰，不会用脚去踏穿着紧身短衬裤的美国妇女，不会打美国领事馆官员的耳光，不会把美国国旗扯下来扔进黄浦江，不会用刺刀去刺保护中国妇女的法国牧师，不会要求外国记者在上海外白渡桥中国警卫面前扔掉手中的香烟，尽管人们期望中国人会做出这些粗暴无礼的排外主义和反欧主义的行为，但即使“义和拳”也没有完全做到。1900年“义和拳”的排外主义已成为一种敌视中国的一成不变的标签，并为西方公众所接受，这些西方人没有意识到近40年来中国人的民族骄傲已经被彻底摧毁，这种荣誉已经传给了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齐格菲①、裘利斯·凯撒（！）和太阳女神的后代们。
　　『①齐格菲（Siegfried），一译为西格夫里特，德国十三世纪初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相传以龙血沐浴后，全身刀枪不入。』
　　此外，人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一个人降临此世，造物主必定会赋予他一定量的人类憎恶。这个数额因人而异，但不能超过他的心理负荷。只有那些心理变态的个人或民族才会恨所有的人，中国人幸好心理十分健全。造物主赋予他们的憎恨全部花在日本人身上了，实在就没剩多少憎恨去恨别人——无论是白种人、黑人还是褐色人种，我相信现在中国人就总体而言都认为日本人是十足的魔鬼，相比之下，便认为其他民族起码是他们的同类。难民营里的白人医生、护士以及传教女士的工作使这种对比更趋明显。那些曾经在东方受到毁谤的白人侨民在这次战争中至少已经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他们是为了他们国内的美国商人的利益而工作，但这些商人却在咒骂他们，要他们撤出中国。哦，西方人能够体会到中国人的受宠若惊这种伟大高尚的感恩戴德的品质吗？美国红十字会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他们原本可以给予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和孤儿们以同情，可以为将来美国的在华贸易赢得中国成千上万人的友善。这种疏忽是无可原谅的。身穿白大褂的美国医生和护士在各地护理中国妇女儿童的情景，在中国人心目中本来可以构成一幅令人难以忘怀的画面，而不是现在这样为数不多、孤零零的几个形象。但是，日本决不会要美国红十字会插手它在东方的事务。因此，我只是推测，而不作解释，对这种公认的失误作解释不是我的责任。据我所知，美国红十字会为救济中国，正“准备接受捐献”，不过，当积极活跃的美国精神变为消极被动，且什么事也不乐意干的时候，我就知道准是有什么地方出了些差错。
　　然而，事实上中国将在外国人的帮助下与日本作战，并在他们的干预下实现和平，尽管中国是单枪匹马地和日本打仗。这会有助于减轻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不少痛苦和幻灭感，这些都是由于西方列强在战争开始的一年半内未能履行条约赋予他们的义务而造成的。可是，随着这场战争的进程，随着日本和西方贸易利益的冲突，由于日本向华南推进而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激烈，由于战争趋势日益明朗化，中国抵抗不会失败，日本无法胜利，来自法国、英国、美国的援助也会日趋重要。由于日本在逐渐衰败下去，英美的态度也会逐渐强硬起来。无形的联合抵制，严格地控制日本信贷，禁运物质，经济上的报复行为，官方的举动，都将逐步升级，直到主动干预的时机到来。这种反应自然会促进中外友善。一般的结果是，西方人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和租界将会很快被废除，而《华盛顿公约》的伟大原则将得到维护，中国将在外国资金的帮助下继续进行自1937年7月由于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的民族复兴和重建。
　　中国的内部政体将会由国共两党的争斗，或者说由蒋介石与八路军将领朱德、毛泽东之间的争斗引出一个折衷的结果，中国文化传统的遇事忍耐的宽广基础，将会促成一个介于独裁统治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政治折衷，将产生一个有中国自身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在西方普遍理解的那种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广泛深入的斗争中，中国将倾向于民主主义。
　　极大的可能是倾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强有力的独裁统治，但这种独裁又有别于希特勒、墨索里尼或斯大林模式的集权主义。蒋介石的个人声望通过他在这场战争中的无畏而英明的领导将变得十分震耳，因而他将领导一群庞大的追随者并得到人民的信任。他将不仅仅是印度的甘地那样的道德上的独裁者。他没有抛弃，并且将来也不会抛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治主张。但是他将以中国的方式控制整个中国政府，双手紧握军事、财政和政治大权，在中国民主政体的框架中取得实际上的个人统治。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的重振所面临的紧急问题同样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你会听到许多关于“三年计划”或者“五年计划”的说法。中国的环境和民族传统不会允许蒋介石宣布自己为中国的“独裁者”，而他也不会那样做，但是一个人没有那样的头衔也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领袖，像捷克斯洛伐克的马萨里克①。蒋介石已经表现出来的一些品质，比如他太狡黠，太中国式，使他不可能去搞独裁。事实上，他的手腕要比他早年决意夺权时老练成熟得多。独裁统治毕竟只是政府的一种极端形式，而中国人是何其痛恨极端！没有一个中国的政府领导人支持法西斯主义或独裁统治；而蒋介石周围将是这样一些反对独裁的人，他要同他们一道工作。他的权势已如此显赫，他没有必要去违抗民意，实行法西斯统治，从而动摇自己的领导。
　　『①马萨里克（T。　G。　Masaryk，1850～1937），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1928～1935）。』
　　另一方面，共产党青年和八路军领导的力量正在增长。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和中国抗日游击队伍活动范围的扩大，左翼人士将逐步在老百姓中得势，并将强大到足以让蒋介石注意他们的要求。朱德和毛泽东也会变得中国化、老练和狡黠起来，并避免走极端，而是致力于妥协和解吗？答案是他们已经如此这般地做了。知晓朱德和毛泽东的人都会知道他们绝不是狂热分子。他们宣布不仅在战争期间，而且在战后重新建设时期都愿意和国民党合作。这一宣布意义重大，而且共产党领导人从不食言。就今天所处的形势而言，左翼人士已经放弃他们那独特的没收地主财产的共产主义纲领，而采取民主的立场，打算以一个合法政党的身份，在民主体制下开展工作。他们从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已经认识到蒋介石的领导对中国这代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已经接受了这个领导。他们处在反对党的地位上，自然会赞成反对党通常需要具有的民主权利——换言之，要求政府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要求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权利，以及批评国民党的权利，这也是他们一贯明确的主张。正是由于这个左翼团体的存在才会阻止国民党步步陷入一党统治，这个团体会变得非常强大而不可忽视。他们的游击队在抗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赢得了一半的战争，所以人们都不会容忍蒋介石发起另一场反共运动，而蒋介石则太聪明了，他不会去冒这个险。最终的结果将会是左翼集团将形成一股健康的势力，以保证民主政体和机制不受任何一党专制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左翼分子将变成一种能代表普通百姓、农民、劳工的力量，强迫国民党重视乡村的重新建设，这也正是中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也将通过战争给农民一些自己管理自己的经验、训练和技能，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把农民武装起来，教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自己的战争。乡村组织机构内部将会发生一个变化，他们将学到，政府是服务于大众的机构，而不同于旧的官场。游击区乡村人民的政治素质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所有这些使我们面临这样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人将成为中国民主政体的基石。我们即将看到的逐渐在中华民国形成的这种民主体制，将有别于美国的民主体制。正如美国的民主体制不同于英法一样。中国人知道如何制订各项制度以适应自身特点以及思考方式。人们无法事先言中政府将采取何种形式，使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同的政府机构，各种代表制度都有何权利等等。用任何一个西方的模式来判断中国民主的进程都是不公平的和肤浅的。与外表上已有的西方民主模式最完美地一致起来，并不能保证一个民主体制不堕落到财阀统治。因此，即使是美国宪法也必须遵循《独立宣言》的原则以及人类平等的基本信仰，而不是追求表面形式。
　　我们必须把民主作为一种手段与民主自身作为目的这二者区分开来，必须把民主的机构与民主的精神区分开来。在中国，西方的民主机构将与古老的民主精神结合起来，这种精神与中国一样古老。民主政府的机构将是新的，而人类自由、宽厚、民主，政府以为民造福为己任，这些观点广泛的基础却与《孟子》和《书经》这些最古老的孔学五经一样的古老。这也同中国史学家的理论一佯古老：根据《书经》所述，一个朝代当以信治民，它承受的是“天命”，一旦政府对人民施行暴政，它就会失去委托的权利，人民有权利起来反抗，所以在中国，共和政府的新机构将是这种新民主中最不讨人喜欢的一面。甚至也许会有高尚体面的中国绅士毫不谦虚地叫他们的选民选他，所有的候选人将会忘记一旦当选，他们会多么不称职。我真害怕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在中华民国建立以来的27年里，我从未看到此类事情的发生。任何事情都是通过幕后的操纵和私下的贿赂而成功的。做得既体面又高尚。中国的议员很可能仍是被三顾茅庐之后才肯去任职，去“精忠报国”。然而，除了那些知识学人之外，亦即那些迄今仍为伟大的和唯一的行政官员之外，人们看到今天“参政会”中有来自各阶层的代表。这个议会在战争开始后进行了第一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将政府还给人民的第一步。我很想看看农民和劳工的代表在议会中将如何行使他们的权力。所有那些游说、党派政治和捞取选票时的丑恶特征以及服从多数尊重少数的权利的深刻教训，中国人民都将慢慢学到。
　　然后重要的是，人民已经有了明显的西方意义上的那种觉悟，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公众舆论。战争对整个民族的政治教育，各阶层人民都积极参加到保卫国家的战斗中来，这些都将进一步加强并深化这个有组织的公共舆论。民主，归根结蒂也要依靠这种舆论。在宪法的指导下，现代的公众舆论，比起过去老百姓赖以向皇帝申诉的什么“民声”、“言路”等等会得到更好的组织和保护，而这种“民声”、“言路”则曾经是古代中国的廉洁政府向人民“开放”的最理想的形式。对公民自由的法律保障如果执行下去，将会使人们的心理和公众态度有根本改变，并使消极冷漠的中国人转变成在社会和政治上都积极上进的人，正如我在分析中国人“冷漠”的根源时特地指出来的那样。坦率他说，4万万温顺的中国人学着“趾高气扬”和“坚持自己的权利”的前景也真的使我感到迷惑和恐惧。
　　但是，古老而仁慈的中国哲学家会理智地防止这个民族不加思索地闯入行为和意识上的极端。自由主义不会在西方消亡，也不会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