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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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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训故。”“《毛传》以‘故训’名书，非训故之倒称，故训犹言故昔训释之意，……后人或名训诂为诂训者，相沿而讹也。”《训诂学概论》7页，中华书局。按照这一派的意见，“训诂”当然是述宾关系。孙雍长的《“训诂”不等于“故训”》一文作了详细论述。《管窥蠡测集》，岳麓书社，1994。
另一种意见认为：“‘诂训’原是并列式词组，所以能倒言为‘训诂’。‘训诂’出现于汉初，也是并列式，不是支配式。段氏《说文》诂字条注云：‘训诂者，顺释其故言也。’误。‘解诂’与‘训诂’同，是并列式，不是支配式。……（汉代）‘训故’已成并列式的复合词，相当于后世所谓‘注解’。黄季刚先生说：‘诂，故也，即本来之谓；训，顺也，即引申之谓。’这是从语源上来解释，和《尔雅序篇》的说法可以互相补充。”洪诚《训诂学》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黄侃“把‘诂’解释为‘本来’，‘训’解释为‘引申’，也就是说，‘诂’是推求字的本义，‘训’是探索字的引申义和假借义。”周大璞《训诂学要略》3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主张“训诂”为并列关系的，对“训诂”二字的解释也不完全一样，黄侃的解释只是众多意见中的一种。唐代孔颖达的解释是：“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269页，中华书局。《辞海》的解释是“训诂，也叫‘训故’、‘诂训’、‘故训’。解释古书中词句的意义。分开来讲，用通俗的话来解释词义的叫‘训’。用当代的话来解释古代词语、或用普遍通行的话来解释方言的叫‘诂’。”最近，有人写文章批评这个词条的释义“不得要领，不妥当，应该加以纠正。”可改为：“（训诂）即注释的意思。本来是指一种合用的训诂体式，表示包括各种有关的注释内容以成解，而不是仅指‘训’、‘诂’两体的简单结合。‘解故’、‘注训’、‘注释’等异名而同实。……”冯浩菲《〈辞海〉对“训诂”与“训诂学”的解释欠妥》，《辞书研究》1997年1期。
对“训”和“诂”以及“训诂”的释义，分歧由来已久，这本来不是一个什么高深的理论问题，但作为“训诂学”术语中最基本的一个术语，总应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才好。研究者可以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而教材最好能统一。因此，我赞同郭在贻的主张。他说：“从训诂学的角度而言，不妨采取截断众流的办法，即是从缴绕纷杂的旧说中，拣取最切要最易为读者所接受的一种说法，加以交代即可。……训就是解释疏通，诂（故）就是古代的语言，训诂就是解释疏通古代的语言。”《训诂学》1—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周祖谟说：“‘训’是说明解释的意思，‘诂’本义是古言的意思，引申也作解说古语讲。‘训诂’的原意是用通行的语言解释不易为人所懂的古字古义，……后来就作为解释词语音义的泛称。”《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6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郭、周的说法意思一样。《现代汉语词典》对“训诂”这个词条的解释只用了一句话：“对古书字句的解释。”我看很好。概念术语本来就是发展变化的，分歧即由此而来。今人对旧术语的解释，只要有根有据，又足以概括这门学科的本质特征，且操作起来方便，这个解释就是科学的、可取的。
（二）训诂学的性质问题
最近，洪成玉在一篇文章中说：“曾经听说过训诂学易名的意见。由于训诂学长期以文字为研究对象，有人提出应称训诂学为汉语形义学；由于训诂学的研究成果大量以注释形式表现出来，有人提出训诂学应称为汉语注释学；由于训诂学重在文献资料的考证并为读懂文献服务，有人提出训诂学应称文献语言学，等等。这些意见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是从整体来看，不是停留在语文学的水平上，就是走历史回头路，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降低了训诂学在语言学中的地位。”《训诂学和语义学》，见《古汉语研究》1997年2期。训诂学名称问题的不同意见反映出对训诂学的性质看法不同。在传统语言学中，训诂学与文字学、音韵学鼎足而三，这三门学科的性质、目的、任务、范围都很明确。自从现代语言学兴起以来，训诂学的范围就成了问题。先是属于训诂范围的虚词研究归到了语法学；接着方言研究也“闹独立性”，上升为专门之学；至于校勘学、修辞学本来就难以包括在训诂学之中，后来也各自独立；特别是词汇学、语义学、语源学的逐步形成，训诂学的主要根据地发生了强烈地震。语义学能否与训诂学接轨，所见不尽相同，训诂学的性质问题理所当然地被提了出来。
早在1940年，张世禄就认为：“训诂学，通常大都以为是属于字义方面的研究，往往拿它来作字义学的别名，以与音韵之学、形体之学对称。实在依据过去中国训诂学的性质看来，与其说它是字义学，不如说它是解释学；中国训诂学过去并非纯粹属于字义的理论的研究，而是大部分偏于实用的研究，实际上，可以认为是读书识字或辨认词语的一种工具之学。所以，它和‘意义学’（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的性质不同。”《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221页，学林出版社，1984。张氏所说的“意义学”现在译为“语义学”，他说的“解释学”大致上相当于现在的“注释学”。时隔五十多年，训诂学的性质仍无定论。1995年出版的《中国训诂学》又回到了张世禄的主张。著者说：“长期以来，学界基本上把训诂学等同于语义学（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这是借用训诂学母体之大名，代行语义学支子之小实，不利于两门学科的发展。应当依照文字学、音韵学、语法学、修辞学等学科的成例，还母体之实，新支子之名。因此，本书所论，正本清源，认定训诂学就是具有综合性质和实用性质的注释学。”“只是为了保持这门学问称名上的传承关系及统一性，才沿用了历代常用的‘训诂’这个词语，一般仍称作‘训诂学’，不称作‘注释学’或‘注解学’。”《中国训诂学》（上）1页，5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由于对性质认识不同，又使训诂学的研究对象、范围问题复杂化了。历来的训诂学都是以古文献中的语言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来不曾有过异议。但《中国训诂学》认为：“训诂作为一种事业，它的工作对象和范围并没有一定的限制，凡是需要加以注解的书籍，不论古代的、当代的，也不论经、史、子、集，甚至不论中国的、外国的，都可以列入注解的范围，作为注解的对象。”《中国训诂学》（上）9页。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中国训诂学》中将《英美名诗一百首》、《圣经故事一百篇》、《莎士比亚戏剧精选一百段》和任继愈的《老子今译》、陈子展的《诗经直译》等相提并论，将严复译的《天演论》、林纾译的《茶花女遗事》等与郭沫若的《屈原赋今译》、郭化若的《孙子今译》等相提并论。
“注释”是否要成为“学”呢？——“注释”已经成为“学”了。汪耀南在1991年就出版了《注释学纲要》。只是汪耀南并不主张用注释学来取代训诂学。他从三个方面将注释学与训诂学加以区别。“（1）注释的范围比训诂广。（2）注释不必受时代限制。训诂简言之就是训释古字古音古义，注释则可不限于释古，对今人的作品作注应称注释；假若把注释今人著作也作为训诂学的内容加以研究，怕是没有人会同意的，因为那是名不符实的。（3）注释之名浅显易懂。”《注释学纲要》12—13页，语文出版社，1991。
这三条理由，一、二条讲的是一个道理，第三条不是实质性问题，但都能成立。“注释学”能否被认可，能否独立发展，还需要时间来检验。至于用注释学来取代训诂学，恐怕要造成一定的混乱，洪成玉说的“走历史回头路”，不是没有道理的。
关于词汇学（确切地说，这里特指“汉语历史词汇学”）、语义学（应指历史语义学）与训诂学的关系，也是人们颇为关心的问题。它们在性质上有什么不同，蒋绍愚在《古汉语词汇纲要》中谈了自己的看法：“这三者在研究的范围还是各有侧重，三者的研究方法也不必完全划一。这三者完全可以成为相互交叉的、关系密切的，然而又是各自独立的学科，三者在它们的发展中互相促进，相辅相成。训诂学，它的重点在于具体词义的考释。……语义学的研究以词义为重点而又不限于词义，它研究的对象也不仅仅是汉语，而是要通过研究人类各种语言探求语义方面的理论和规律。……汉语历史词汇学，是对汉语词汇的历史发展作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古汉语词汇纲要》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苏新春还主张要区分古汉语词义学与训诂学的不同性质。他说：“训诂学的价值不仅仅在词义研究，古汉语词义学的生命之泉也绝非仅仅源自训诂学。这是两门有着明显区别的不同性质的学科。训诂学是一门以诠释语言、解释语言为目的、具有强烈的功用性和实用性的工具之学。……古汉语词义学是语言科学中的一门关于古汉语词义内部规律性认识的，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充满理性思维的词义理论科学。”《汉语词义学》475—476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
王宁主张：“根据训诂学的历史状况和现代语言学已经形成的学科结构，在语言学领域里，训诂学应当与汉语词汇学和语义学衔接。……训诂学就其时代特点及其既定任务来说，与汉语历史词汇学和历史语义学又是不能等同的。主体之外，这门古代的学科事实上还要产生两大分支，那就是汉语词源学和词典（辞书）学。”《训诂学原理·自序》，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又说：“我们主张把注释学和词源学作为训诂学进入当代后的两个重要的分支。”
应当看到，经过近十余年的研究，训诂学的性质越来越明确了，多数研究者的意见渐渐趋向一致。训诂学既不等于历史词汇学，也不等于历史语义学，也不能用注释学代替训诂学，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训诂学要研究古代语言和文字的意义，也要研究古代的名物、典章、文化制度；要以释读古文献为主要任务，也要从理论上探索词义的演变规律。还有一点我们也应当看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训诂学”，无论是理论基础还是范围、方法，不仅有别于古代训诂学，就是与黄侃、沈兼士等人所说的训诂学也大不相同了。训诂学如果还停留在黄侃时代的水平上，就不可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也不可能有八十年代的中兴。
（三）方式、方法之辨
《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是把“训诂方式”与“训诂方法”区分为二的。对前者的释义是：“指古代解释词义的方式。主要包括互训、推原、义界等。”对后者的释义是：“指根据文献用词（字）选择训释语句和运用训诂材料探求词义的传统释义方法。主要有：（1）据古训，（2）破假借，（3）辨字形，（4）考异文，（5）通语法，（6）审文例，（7）因声求义，（8）探索语源，（9）比较互证等。”《中国语言学大辞典》173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大辞典》作这样的区分也只反映了部分训诂学家的意见，并不具有经典性。其实，作为训诂手段、办法、程序来说，“方法”与“方式”在词义上很难区分，所以有的训诂书根本不作这种区分。更为重要的是所谓的“方式”并不属于同一个层面，“互训”也是方法，有的属于义训，有的属于声训；“推原”也写作“推源”，也叫“推因”，是以声音为线索，求语根，求本字，也属于方法问题；只有“义界”是方式问题，即用下定义的方式（用句子的形式）说解字义。这三种“方式”本是黄侃提出来的，“义界”、“推因”这些术语给人以陈旧之感，不必拘守。
而且方法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陆宗达总结《说文》解释字义的方式时用了“互为训释”、“推索由来”、“标明义界”三种《说文解字通论》90，94，98页。北京出版社，1981。，周祖谟总结清人的训诂方法则为四种：从声音上推求文字的假借；确定字的本义，根据本义以说明引申义；比证文句以考定词义；因声以求义。《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71页。白兆麟在《近十年来中国训诂学之我见》中主张“把训诂方法与训诂方式严格地区分开来”《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不能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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