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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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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来的。
（四）处置式的研究
“处置式”是王力（1944）提出来的一个术语，他说：“中国语里有一种特殊形式，就是用助动词‘把”（或‘将’）字，把目的语提到叙述语的前面。”“‘把’字所介绍者乃是一种‘做’的行为，是一种施行（execution），是一种处置。在中文里，我们把它称为处置式”。
此外，吕叔湘（1948）、王还（1957、1985）、梅广（1978）、朱德熙（1982）、FrankFSHsueh（1989）对处置式的特点有比较详细的讨论，可以参看。
对处置式的产生和形成过程，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王力、祝敏彻都讨论了处置式的产生。祝氏（1957）认为，“将”和“把”在初唐以前都是有实义的独立动词。南北朝以后，“将”经常出现在连动式句子中，这时期常见的带“将”字的连动式有：1。动词“将”＋名词（将”的宾语，也是后面主要动词的宾语）＋及物动词；2。动词“将”＋名词（只是“将”的宾语，后面主要动词有它自己的宾语）＋及物动词＋名词。前式的“将”虚化后，变成了处置式，后式的“将”虚化后，“将＋名词”成了工具语。为什么“将”容易虚化？原因是除“将”外，这两类句子还有一个主要动词，而“将”只是表示一种不关紧要的辅助动作。语言中的某一成分所表示的意义如果不甚显著的话，那它就容易在人们的印象中逐渐消失掉。这种消失过程，就是这个词的虚化过程。
“把”的虚化比“将”晚，是在中唐以后，它在句中的形式和虚化过程与“将”相同。
王力在《汉语史稿》（1958）中也认为处置式是由“将”和“把”虚化而产生的，产生时代大约是第七世纪至第八世纪之间。
PABenett（1981）认为：古代汉语中“以”字结构是把字句（处置式）的前身。太田辰夫（1958）把处置式分为六类，即：（1）有两个宾语的；（2）表示认定、充当的；（3）比较、比喻；（4）改变；（5）命名；（6）一般处置式。对其中的（1）（2）两类，太田认为古代汉语是用“以”来代替“把”的。至于第（3）类，太田也认为，古代汉语也可以通过“以”来表达。Bennett的观点与太田辰夫有一致的地方。陈初生（1983）也认为“以”是“把”的前身。
Bennet还认为，把字句（处置式）的产生是重新分析（reanalysis）的结果。也就是说，连动式“把＋宾＋动＋宾”删去后面一个宾语，并发生重新分析，变成了处置式。
这里有一个矛盾，处置式如果是从“以”字结构发展而来的就只是词汇替换，如果是从连动式经重新分析而成的就不是“以”字结构发展的结果。
贝罗贝（APeyraube）（1989）不同意“‘把’字句是从古代汉语的‘以’字句通过同类现象（byanalogy）发展来的”观点。他认为“把”字句是通过语法化（grammaticlization）而产生的。具体过程是：先有过共时的变化：主＋动1“把”（“将”）＋宾1＋动2＋宾2→主＋动1“把”（“将”）＋宾＋动2，条件是宾2＝宾1；然后才发生历时的变化，通过语法化，动词“把”变成介词“把”：主＋动1“把”（“将”）＋宾＋动2→主＋介“把”（“将”）＋宾＋动。
梅祖麟（1990）对唐宋的处置式及其来源作了全面的考察。他把唐宋时的处置式分为三类：
（甲）双宾语结构VB＋O1＋V（＋于／与）＋O2甲类中又分三类：（1）处置（给）：把O1给O2；（2）处置（作）：把O1当作O2；（3）处置（到）：把O1放到或放在某处。
（乙）动词前后带其他成分（1）动词前带其他成分VB＋O＋X＋V。（2）动词后带其他成分VB＋O＋V＋Y。其中的Y有三类：a。Y是结果补语或趋向补语；b。Y是“了”或“着”；c。Y是动量词。
（丙）单纯动词居末位VB＋O＋V。
梅祖麟认为这三类处置式各有自己形成的途径。
甲类处置式中的“处置（给）”“处置（作）”先秦就存在，是用“以”字来表达的。“处置（到）”先秦没有，汉代才出现。初期用“以”，隋唐已有用“将”来代替“以”的例证。梅氏认为，“处置（到）”的出现，是处置式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因为先秦表示“处置（到）”的语法意义，一般用〔V＋O＋（于）＋PW〕句式，宾语在动词的后面。而汉代的“处置（到）”则用“以”字把宾语提前，是一种新兴的语法功能。而“把”字句的某些功用，就是把宾语提前。
乙型处置式和受事主语句有密切的关系，去掉“把”字或“将”字，余下的就是受事主语句。梅氏认为，把“将”字装回受事主语句，所产生的就是处置式。这是处置式形成法的来源。甲型的“处置（给）”“处置（到）”通过受事主语句装回“将”产生后，再影响其他类型的受事主语句，从而产生了其他类型的处置式。
丙型处置式是由带两个相同宾语的连谓结构中省略后一个宾语而成的。梅氏同意王力、祝敏彻的分析。但他又认为，丙型处置式在所有的处置式中不是主流，只是旁支，它不是现代处置式的主要来源。理由是：①丙型处置式在上古、中古（南北朝至隋代）都没有前例，明清以后就没有流传下来。②最重要的是丙型处置式去掉“把”字或“将”字以后不成句。而现代处置式的主要形成方法是在完整的受事主语句前加“把”字。
蒋绍愚对梅氏的乙型处置式来源的分析，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现代汉语大量“把”字句不能还原为〔SVO〕句式，但不能据此推论，南北朝和隋唐的大量“把”字句不能还原为〔SVO〕句式。现代汉语“把”字句动词后面紧跟着一些成分，不容许宾语插在中间，故不能还原为〔SVO〕句式。隋唐时期的“把”字句大多不带“保留宾语”和“偏指宾语”，故当时不存在这种“把”字句不能还原为〔SVO〕句式的问题。带补语的“把”字句，如果把宾语放回到动词后面，就成了“动＋宾＋补”的形式，这在现代汉语不行，但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却是可以的。乙型处置式的形成有可能是用“将”或“把”字将〔SVO〕句式中的宾语提前的结果。
蒋绍愚还认为，乙型处置式是由丙型处置式发展而来的。除了继承先秦和汉代就已产生的甲型处置式以外，唐代新产生的处置式开始是以单纯动词结尾的，后来的处置式才在动词前面或后面加上了别的成分。也就是说，唐代新产生的处置式中，丙型处置式产生在前，乙型处置式是丙型处置式发展的结果。
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也不同意梅氏对乙型处置式形成的解释。详参原文。
“把”字句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将各个时期的“把”字句作了全盘的考察和分析后，才能作出较接近实际的结论。诸家的讨论，将“把”字句的类型和产生原因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是有意义的。
（五）近代汉语的被动式的研究
1被字句
王力（1957，1958）认为，被字句大约萌芽于战国，表被动的“被”是“被”的“蒙受”、“遭受”义发展来的。“被”字后带关系语，在汉代出现，南北朝时增多，并逐渐代替了“为……所”式。
“被＋动”是被字句的萌芽，但还不是真正的表被动的被字句。古汉语中，有些词可以兼属名词和动词，所谓“体用同词”，所以在“被攻”“被辱”“被围”等语句中，“被”后面的词的词性是不清楚的，故“被”究竟是动词还是被动的标志也是不清楚的。纵使“攻”“辱”“围”是动词，“被”也仍然可能是动词而不一定是被动的标志。因为古汉语中动词是可以做宾语的。
只有当“被”后带有关系语（动作的施事）时，真正的被字句才算产生。这个时代在汉末魏晋。
初期的“被”字句比较简单，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复杂的形式。许绍早、向熹、吕景先、袁宾对此有过研究，结论如下：
（1）有些“被”字句的谓语是一个固定词组，所以不能还原为主动句。
（2）带宾语的被动句。宾语是主语的一部分或为主语所领有，宾语就是主语（名词或代词）。
（3）非被动关系的被动句。
（4）“被”表示原因。
（5）“被”字句与“把”字句结合。
（6）被动句的谓语前面带“不”。
这些是近代汉语中“被”字句在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情况，同时说明了汉语的“被”字句与印欧语的被动语态不完全相同。
2其他被动式
（1）用“教”表示被动的被动句。用“教”表示被动始于唐代。“教”是个使役动词，为什么能用来表示被动？太田辰夫（1958）解释说：“使役也用于被动，是因为有意义上难以区分的场合。原来使役和被动的区分不在于客观事物本身，而是基于主观判断。或许所谓‘被他打’就是做了‘使他打’那样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也能把它说成‘使他打’。”他认为“教”表示被动通常是在三种情况下：a。兼语动词的宾语是不具有意志的东西；b。表达造成了某种结果的感觉；c。和禁止相配合。
蒋绍愚认为，使役动词“教”“叫”“让”等用来表被动，是因为“教”作为使役动词，词汇意义很薄弱，其语法意义是表示甲使得乙发出某一动作。对于这一动作来说，“乙”就是施事者。“被”字的作用是在被动句中引出施事者。但在汉语中动词的主动和被动没有形态的区别，当具备两个条件时，“教”的语法意义就和“被”相同：a。“教”前面的名词不出现，或者根本说不清是什么使得乙发出某一动作。b。“教”后面的动词或动词词组可以表示被动，即必须是及物的，并且表示某一情况已经实现。至于“教”的宾语是不具有意志的东西，这未必是“教”由表示使役转为表示被动的必要条件。
蒋氏的意见很有道理，“使”“令”等词没有发展为表“被动”的“标志”，就在于“使”“令”的词汇意义很强，而“教”“叫”等词的词汇意义较弱，故语法意义得到凸现，从而发展为表示“被动”的标志。
（2）用“吃”表示被动的被动句。江蓝生（1989）认为，“吃”在唐五代引申为“蒙受”“遭受”义，由此虚化，变成了表示被动的助词。“吃”虚化为被动关系的助词跟动词“被”的虚化过程大致相似，是由“遭受”义而虚化为表示被动的。
张惠英（1989）认为《水浒传》《金瓶梅》《清平山堂话本》表被动可用“乞”，“乞”有“给予”义，“乞”表被动是“给予”义发展来的。而“吃”则为“乞”的借字。
我们同意江蓝生的意见。
（3）用“给”表示被动的被动句。这种被动句是从清代开始的。至于“给”的来源，学界有几种意见。
潘允中（1982）认为“吃”是居乙切，“给”是居立切，两字的读音是很相近的。因此，很可能近代汉语的“吃”后来转化为现代汉语的“给”。江蓝生（1989）指出，音居乙切的是“语难”即“口吃”的“吃”，与“”义无关。“”音苦击切，与“给”音相差甚远。
张惠英（1989）认为，表被动的“给”是后起的。“给”代替了《敦煌变文集》以来的“乞”。“乞”既可表给予，也可表被动。“给”正是承接了这一用法。
“给”是否是“乞”发展的结果，还难以肯定。但“给”为什么既可表“给予”又可表被动，倒是个有趣的问题。现代汉语南方方言动词“给予”和表被动的标志是同一种，太田辰夫（1957）认为，吴语中表示给予和被动的“拨”，来源于古代汉语的“畀”，“畀”分化出“俾”，表示使役，也可表示被动。由“给予”到表被动，是经过“使役”这个中间环节的。桥本万太郎（1987）认为，从理论上讲，“给予”这个意思很容易引申为“给对方让有机会做什么”、“容让”等义。似乎也认为由“给予”到表被动语义上的联系是通过使役的。但桥本认为汉语南方方言中表被动的“给”不是通过这种语义上的联系而发展来的，而是受亚洲大陆非汉语中“给予——被动”兼用式的影响。
“给”的来源还需要再探讨。
近代汉语的研究在二十世纪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1。断代和专书的研究不够。断代研究有时有困难，原因是有些作品是跨朝代的，有些作品没有明确的年代。尽管有困难，这项工作还是要做。
2。将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方言结合起来研究做得还不够。尽管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但真正既熟悉近代汉语文献，又熟悉现代汉语各方言的特点的人不多，所以这种研究很难深入，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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