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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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例中，可见中国骑兵的出现，似乎早在春秋初期就发生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
了。至于秦国的骑兵出现于何时，在留传下来的《韩非子·十过》一书中，虽有秦
穆公发“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的记述。
书中的畴骑二字，应该是指骑兵。而秦穆公派兵送重耳入晋是公元前636　年发生的
事，其所派的畴骑已是同战车、步兵并列的一个完整的兵种。那么，可不可以说秦
骑兵产生的时间应早于秦穆公的那个时代？

　　　　这样说的理由是：秦人在入主关中之前，长期生活偏处在西北的秦地，那里的
沟谷有丰沛的清水茂草，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为秦人先期的养马业提供了优良的条
件，并使秦人和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从《史记·秦本记》中可以看到相关的记载
：秦人的老祖先造父，曾“以善御幸于周穆王”，西巡时得过良“驷”，并“一日
千里”地驱车归周。试想，这样训练有素的宝马良驹，不经过长期调养是难以选出
的。

　　　　历史上最早的秦人同戎人长期杂处，都过着逐水草而群居的游牧生活。

　　　　随着内部关系的变化和矛盾的不断加剧，秦人同戎族的相互争斗也越演越烈，
以至终于导致了兵连祸结的仇杀。当勇猛凶悍的西戎人一举灭掉了居于犬丘的秦大
骆之族，并杀掉了受周宣王支持而讨伐西戎的大夫秦仲时，为了对付擅长骑术的戎
人，秦人不但加快了养马训马的步伐，而且也开始上马作战。到秦穆公时代，骑马
作战的传统已经确立，而正式组建一支畴骑队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雄才大略的
秦穆公，也许正是仰仗着这支年轻的骑兵部队，才取得了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
霸西戎的赫赫战绩。

　　　　从以上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早在西周中期，当中原国家的车士在殷殷战车上称
雄时，而僻处西方的秦人已能上马搏杀了。由此可以说，秦骑兵作为一支具有作战
能力的独立兵种，出现的时间不但早于中原诸国，而且也远在北方少数民族的“骑
寇”之前。

　　　　尽管秦骑兵的出现时间开中国骑兵之先河，但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
其原因大概是它过早地同车、步兵配合，而被掩没在车、步兵混合兵种的大趋势中。
与此相反的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有些不同，它是在车兵同步兵的撞击中
产生的独立兵种，即是和车、步兵配合作战，也始终保持着它独特的体系和发挥着
独特的功能。所以，历史学家把中国骑兵正式登上战争舞台的功劳让给了赵武灵王，
也许自有它的道理。

　　　　尽管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作为中国产生骑兵的标志，但它显然地处于中国
骑兵史上的“童年时期”，之所以说是童年时期，是因为除在战争中的作用不甚明
显外，一个显著的标志是没有马鞍和马蹬，武士们只是骑着一匹匹的裸马在作战。
到春秋时代中期，作为秦国的骑兵才作为一支能够独立作战的兵种崭露头角。当然，
因时代条件的局限，同样发挥不了太明显的作用。直至秦始皇并灭六国的统一战争
中，骑兵数量急骤增多，其战斗力也明显地加强。但在车战仍充当着主力，步兵已
承担起重要角色的情况下，无论从战略上还是具体指挥艺术上，骑兵还只能暂时作
为一种配合性兵种来发挥它的作用，其性质依然属于一支机动力量。因此，在兵力
的布置和指挥上，还是按照以车为正，以骑为奇的战术来适应战场的需要。当需要
骑兵搏杀时，也还是遵循“用骑以出奇，取其神速”的战术原则，以便在运动中消
灭敌人。

　　　　当秦王朝建立后，军事重心转移到国防，接敌对象由原来的山东六国变为北攻
胡貉、南攻杨越。对于强悍的匈奴骑兵，没有一支训练有素、强健精锐的骑兵是难
于角逐的。所以，这时的秦军也加强了骑兵部队的建设，并大规模用于军事行动。
并出现了大将军蒙恬率军击败匈奴骑兵，使之远退漠北，十余年不敢南下的战争胜
况。特别是秦50　　万大军进军岭南，长途驰驱，当然更少不了骑兵。此时的秦骑兵
已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纵横驰骋在各地战场上。遗憾的是，古代骑兵的装
饰、布局及军阵的风采，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失落入茫茫烟尘，纵使后人绞尽脑汁，
也无法从根本上领会它的真正内蕴和叱咤风云的壮观雄姿。秦俑二号坑骑兵俑的出
土，为后人无声地打开了一扇神秘的窗口，两千多年前骑兵军阵的一切再度呈现在
人们的面前。

　　　　二号坑的骑兵俑群位处于模拟营垒的左部，占有3　个过洞，并呈有很大纵深的
长方形小营。小营中的每一骑士牵一战马入编定位，行列整齐，纵向12　　列，横向
9　列，共计108　骑。另外，在车步混宿小营的3　个过洞里，尚有8　骑殿后，整个俑
坑的骑兵总数为116　骑。

　　　　骑兵俑的装束与步兵、车兵俑有着明显的不同。它头戴圆形小帽，帽子两侧带
扣紧系在领下。身着紧袖，交领右袄双襟掩于胸前的上衣，下穿紧口连裆长裤，足
登短靴，身披短小的铠甲，肩无披膊装束，手无护甲遮掩。衣服短小轻巧，铠甲简
单明快。这一切无不表明完全是从骑兵的战术特点而考虑和设计的。由于骑兵战术
所显示的是一种迅猛、突然、出其不意、抵之不及的特殊杀伤功能，这就要求骑士
行动敏捷、机智果断。假如骑士身穿重铠或古代那种宽大的长袍，则显然违背了骑
兵战术的特点。事实上，也只有穿着这种贴身紧袖、交领右袄的胡服才更能自由地
抬足跨马、挎弓射箭，驰骋疆场。

　　　　秦俑坑骑兵军阵，完全是模拟现实的艺术再现，每个骑兵的身高都在1。80　　米
以上。从体型的修长匀称、神态的机敏灵活，以及身材和面部显示的年龄特点，完
全符合兵书所言：“选骑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七尺五寸以上，壮健捷疾，趋绝
伦”的要求。那些站立战马身旁，抬头挺胸，目视前方，一手牵缰、一手提弓的骑
士，真实传神的造型姿态，成攻地揭示了秦代骑兵待命出击，壮健捷疾的强大风貌。

　　　　有研究者认为，古代骑兵使用马鞍当是在西汉时期，在此之前尚无先例。

　　　　秦俑坑陶马的出土，为这种理论作了彻底的否定。现实使我们看到，每个陶马
的背上都雕有鞍鞯，鞍的两端微微翘起，鞍面上雕有鞍钉，使皮革质套固定在鞍面。
同时鞯的周围缀有流苏和短带，鞍后有■，下有肚带，遗憾的是未配马蹬。这些实
物的出现，完全可以证明早在秦代甚至战国后期骑兵就已使用了马鞍。马鞍的使用
可以使骑兵的双手进一步获得解放，有效地发挥和增强战斗能力。二号坑发现的骑
兵军阵，置于整个大型军阵的左侧，这种排列特点，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它在战争
中所发挥的正是其它兵种所不具备的“迅猛”迎敌的战术特长。

　　　　当然，骑兵在战场上取胜绝不是靠单骑的速度，而是凭着一个有组织的队形，
否则，有如个人在体育场上的竞技一样，只能赢得一时的喝采，而对一场战斗来说
却是毫无意义的，著名的兵书《六韬》说到骑兵作战时，往往把车骑并提，这显然
是早期骑兵尚未独立的一大特点。而在《均兵》中，关于骑兵的作战能力，太公望
认为，如果对车骑运用不当，就会“一骑不能当步卒一人”。但是，列阵配备合适，
又是在险阻地形上，也能“一骑当步卒四人”。由此可以看出，兵法家在这里明确
地揭示了队形和地形是骑战威力所在的两大因素。车骑作为军中的“武兵”，如果
安排得当，就能收到“十骑服百人，百骑走千人”的战争艺术效果。

　　　　秦俑二号坑的骑兵俑群，向后人提供的是一个宿营待发、配合车兵和步兵的实
例，若从整体观察，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兵力配置上，骑兵俑群偏处一
隅，其数量也远远地少于车、步俑之数。结合文献记载可以说明：此时的秦骑兵虽
已是一支雄壮强盛的独立兵种，但毕竟还没有取代车、步兵而成为作战的主力。协
同作战、量机而用，则成为当时军事家们已经运用自如的指挥艺术。

　　　　尽管此时的骑兵还没有成为秦始皇时代的作战主力，但在统一战争的交响乐中、
却是一支最强音。因为骑兵行动轻捷灵活，能散能集，能离能合，远距离作战，快
速奔驰，百里为期，千里而赴。短时间内长途奇袭，使敌防不胜防，出入无间，又
能迅速转换作战方式，成为兵书中共誉的“离合之兵”。

　　　　具有悠久的养马史、传统的驾驭术、早兴的骑兵部队的秦国，在骑兵的运用上
自然优胜于山东六国。而在车、步、骑并存的诸兵种中，骑兵之所以后来得到了重
视，就在于执远战兵器弓弩的战士在战斗号令下达后，能迅速集合，翻身上马，立
即投入战斗，并随时可调换攻击方向。同时战斗队形对复杂地形的适应性强，其高
度的机动力和强大的冲击力，都是其它兵种所不能取代的。这种独特的骑兵战术，
正如孙膑所认识并概括的那样：用骑有十利。即：

　　　　“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敌虚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
五曰遮其粮道，绝其军道；六曰败其津关，发其桥梁，虚其高里；……十曰掠其田
野，系累其子命。”随后的兵法家又把骑兵战术的原理总结为“十胜”、“十利”
等，但无论是十胜还是十利，其不外乎是由“驰骤便捷，利于邀击奔趋”的高速度
构成骑战的核心，即所谓凌厉的冲锋，诡秘的奇袭，迅速的迂回，闪电式的侧击和
夹攻，独立的侦察，掩护本部步兵和骚扰敌人。公元前260　年，在秦、赵长平大战
中，秦国以五千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绕过赵军翼侧，迂回至后方营垒，将其截
为两段，断其粮道，使之不能救援，最后迫使赵军全军覆没，从而使秦国在古代战
争吏上创造了多兵种协同而又用骑以奇的光辉战例。

　　　　当然，骑兵的短处正如兵书上所总结的亦有不利的因素，即所谓的骑战有“九
败”或“八害”。其中心内容是，骑兵往往受到地形的限制而招致失败，如陷于
“天井”（四周高峻）。“地穴”（低陷）及沼泽难行之地，大涧幽谷、木林茂密
之地，深沟坑阜之地等，均构成骑兵的“死地”或“败地”。

　　　　这些不利的地形地物，深为兵家所忌。其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会对骑兵形成
威胁，这就是骑兵的冲锋速度高，极容易脱离战场主力，如果长驱不止，陷于敌阵
又不能破阵，再加之后继部队接应不上，就势必受到敌人的截击或埋伏而陷于进退
两难的险境。面对这些不利的因素，作为军事指挥者，势必明了和果敢处置面临的
一切，才能化险为夷。事实上，作为骑兵部队，只有选择平旷的地势，给骑兵创造
出高速度冲杀的场所，才能以“一骑当步卒八人”的威势攻击对方。秦俑二号坑在
试掘时，露出土层的完整的有骑士33、马36。这些骑士都无一例外地作垂臂、左手
提弓的姿势。出土的武器惟见铜剑、镞和弓弩，没有长柄兵器。而此时的剑，看来
也只是骑兵作为卫体的武器而已。这说明秦骑士的作战手段同赵武灵王时教国人穿
“胡服”，习“骑射”的情况是前后相承的。民国时期，洛阳金村曾出土过一面战
国铜镜，背面有骑士乘马握剑刺虎的图像，即证明了这一特征。由于剑仅限于击刺
的单纯动作，在驰驱如飞的骑兵手里是发挥不了太大作用的。也正是由于这诸多的
局限，才使骑兵无法充当作战的主力而只能处于辅助的地位。战国时期，秦国有兵
员100　多万，其中“带甲”（指步卒或作“奋击”）百万，战车兵数千乘，而骑兵
仅有1　万。包括后来发掘的秦涌三号坑，从出土的情况看，三坑中约有步兵涌6　千
多，战车140　余乘，骑兵俑116　骑。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提供的双重数字表明：
秦惠文王时，秦国的骑兵占军队总数的1　％左右。到了秦始皇时，骑兵的比例已升
至2　％，这时步兵仍是作战主力，车兵的地位仍然高于骑兵。即是骑兵使用率最大、
也最多的赵国，骑兵在军队中的比例也还是有限。战国晚期，赵国名将李牧在重新
整编部队时，依然是以车兵1300　　乘为主，骑兵13000　匹为辅。而在军队的总数中，
骑兵所占的比例也不过是8　％左右。况且这是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七、八十
年的情况。

　　　　在其他诸侯国家中，骑兵的比例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