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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76篇-第1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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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一：
我叫陈剑波，是经管学院一年级的新生。我看您在澳大利亚的演讲，我觉得你很关注中国金融市场的安全，然后你说中国没有所谓的外汇操作高手，那么，我想你认为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外汇人才，认为应该要受到什么样的教育，还要什么样的工作的历练呢？谢谢。
郎教授：
回答完了这个问题，就不能接受第二个问题了，你这是个很重大的问题。由于时间问题，我今天特别避开了金融改革。但又被你拉了回来，硬逼着我谈这个问题。那我没办法，就谈两点吧。（掌声）
我就简单的谈一下大家所关心的问题——银行改革。我相信各位应该从网上知道我的观点。你今天把花旗银行放到二十年前的中国，它到现在依然是40％的坏账。国有企业不想还你钱，就成了坏账，这和银行本身经营是否到位关系不大。为什么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做的好？我告诉各位，那是因为在纽约借款人都想还钱，而且它有个很好的法治系统，可以保护债权。当我们银行碰到坏帐问题，我们政府管理单位所想的是什么解决方案？就是简单的上市，而没有第二个方案。我想请各位同学，尤其是我们清华的同学不要用脑袋想，用膝盖想就行了（笑声）。如果上市能解决问题的话，我想请问同学们，为什么美国的制造业还如此的衰退，他们都是上市公司呀，为什么美国很多的上市银行会在80年代大量倒闭呢？因为上市解决不了问题。
银行坏账问题是个系统工程问题。银行经营的好坏和经济素质以及法治化建设有关。也就是说，绝对不可能在一个经济素质级差，大家都不想还钱，而法治无法保护债权人的情况下，单独要求银行没有坏帐。
但是我们在2004年、2005年把银行大量卖掉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外商银行竞相贱价收购我们的银行呢？无可否认的，今天我们中国的经济素质不断上升。而且十六大之后，我们法治化建设也抬上了议程。经过我们全体老百姓的一致努力，五年、十年、十五年之后，我们的经济素质上去了，我们的法治建设完成了，因此银行可以赚钱了。到时候你发现，外商银行都赚钱了，你还以为他是水平高。（笑声）但是这是我们全国老百姓、政府辛勤奋斗的结果。到最后，所有价值都归于外商银行，因为你在2005年把它们卖光了。这就是银行改革的下场。（掌声）这又是一个由外商席卷改革利益，而改革成本由中国人负担的错误改革。
主持人：
好，下一个问题。
同学二：
郎老师，请允许我称呼您郎老师。（笑）我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大四的本科生，我叫马蕾蕾。我的问题是，我们看到很多文章评论中说：现在中国的这一代人，是信仰丧失，道德沦丧的一代，我在您的文章当中，也看到了这种观点。我想问您，您有信仰吗？您的信仰又是什么？谢谢！（掌声）
郎教授：
我很感谢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有信仰吗？我的信仰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我谈到信仰，谈到我的认知观点，不如谈谈我们历史上哪些人物值得我信仰，哪个人物理念值我学习，好不好。
我心目中的值得我信仰的英雄就是你们以前在中学课本中念过的，叫做林觉民，他写了一封信，叫做《与妻书》。他的太太叫意映，第一句话是“意映卿卿如晤”，我用普通话讲给你们听。他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他在上战场的前一天给他太太写了一封信。他说，为了给你写这一封信，我哭了十几次下不了笔。你可能要怪我，怪我为什么能够抛妻弃子去上战场，死在战场上。各位同学要理解，一个男人要离开他最心爱的女人，而且这个最心爱的女人还怀着他的孩子，那是多么的艰难。但是林觉民说，我今天上战场去送死的目的，是希望天下有情人能像我们一样继续恩爱下去，因此必须要有人跨出第一步，而这第一步就是今天我林觉民的赴死。（热烈掌声）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当我死了之后，有一个愿望。如果你怀的孩子是女儿，我希望她像你一样温婉贤淑；如果是儿子的话，我希望他像我一样当个学者，仅此而已。林觉民第二天慷慨就义，战死沙场。69年之后，我考上了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念研究生。有一天，有一位老先生来给我们上演讲，这位老先生是文化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名字叫做林瑕藩，他的爸爸就是林觉民。（掌声）上帝怜悯这位革命志士的最后一点对于国家民族的情怀，让他完成了遗愿。各位同学，我们国家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人，我期待你们和我一样，成为这样的人，好吗？（热烈掌声）
主持人：
最后一个问题。
同学三：
郎教授，您好，我是生物医学系博士一年级的学生，叫魏小星。刚才您说的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我并不是否认您的观点。而是我记得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也学过改革当时的一些文章，叫什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记得有这么一句话，而且我记得好像在大学的时候看过一本书，题目就叫做《为精英主义辩护》，它的意思就是说，您说到这个公平，具体的说是机会的公平，还是结果的公平？谢谢！（掌声）
郎教授：
这位同学问的这个事情，也是我今天演讲的主轴。我们就讲讲《微观经济学》。你说微观经济学从消费者理论和生产者理论，哪一个理论不是想透过价格达到最有效率的境界呢？当我们把这个生产者和消费者并在一起，成为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的时候，你就注意到，生产者的效率以及消费者的效率，必须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全社会不能变得更贫穷，这是一个铁律，是不容挑战的铁律。所以我们当然要追求效率。但是效率的前提是全社会要变得更富裕，而不能有人变得更贫穷。也就是别人不能替你买单，这是个原则。
至于你所谓的“公平”本身是什么公平？当然不是你说的“齐头”的平等，那是另外一个观点，一个初始条件的平等。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你不能够剥夺他的机会，比如说教改、比如说医改，比如说国企改革，你不能剥掠别人的机会，每个人的机会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之下，你才能达到所谓“公平以人为本”。效率是在公平基础上才能完成的。（热烈掌声）
评论：
主持人：
刚才郎教授已经站了两个小时了，所以大家体谅一下郎教授。我们先让郎教授在讲台那边的位置稍事休息一下。下面一个环节呢，请咱们清华的两位老师就今天郎教授跟大家讲的内容，做一个交流。一位是吴栋教授，吴栋教授在清华长期教授《政治经济学》，教龄超过了三十年。另一位教授是公共管理学院的崔之元教授。崔之元教授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刚才郎教授讲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的学派——“芝加哥学派”。崔教授是芝大的政治学博士，他在加盟清华之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教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两位老师来跟大家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掌声）
吴教授：
今天这个场面，使我非常感动。非常感谢郎教授，在我们清华这个大讲堂里边，做了这么精彩的报告。郎教授在短短的两个小时里边，他所谈到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内涵非常深刻，而且观点也非常鲜明，那么我想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值得我们很好思考的。他所提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课题，到底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他是从世界范围内，通过他的丰富的阅历，谈出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那么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非常深入的思考。胡锦涛主席在11月25号政治局的学习会上有一个讲话。他的讲话中提到，我们要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那么我想郎咸平教授实际上他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一点上我现在不做出这方面的评价，但是我想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应该说他是学贯中西的。
因为我现在是给同学们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政治经济学》，同时又讲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对他所讲的这一套应该说我还是比较熟悉的。他实际上是从人类发展的高度上，来探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对我们的改革也做出了他自己的评价。我们中国的改革，我个人的看法，应该说成绩是伟大的，也是功不可没的。但是你谈到的改革中的一些问题，我承认也是存在的。那么这里面也恰恰说明了，我们在很多的问题上，需要进行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好，我谢谢同学们，你们还有这么多同学来听我的讲话。
主持人：
谢谢吴栋教授，下面有请崔之元教授。
崔教授：
谢谢大家，谢谢郎咸平教授给我们做的这么精彩的讲演。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也不够资格对郎咸平教授做出真正深入的评论。我只是想重复或补充，刚才郎教授讲的一些很精彩的观点。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受到很多启发，对一些很基本的概念进行了很深入的、并且是历史性的一种考察。我去年才到清华来教书，这一年来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至少在我教的课里面，我和同学们有限的接触，感觉到就是我们对一些西方的概念，对它的历史，对它的历史性，对它的来龙去脉，重视和了解的还是很不够。比如说郎咸平教授一开始就讲“stock”。从“打白条”到“stock market”，为什么“反垄断法”叫“anti…trust”，也就是反对大家族的这些历史演绎，非常有启发。
另外，他讲的1875年的“平等法”，大陆上翻译为“衡平法”。它不直接翻译成“平等”，但是我觉得郎教授直接把它翻译成“平等”，就是说原来在英国历史上，这个“equity court”是一个单独的法院。1875年之后，和普通法判例合在一起了。而直接把平等的概念，引入到法律实践当中。
郎教授反复强调我们更应该真正关心群众，并且了解这个社会，有一种“从群众来，回到群众中去”的这样一种思想。而用的很生动的例子做说明。为什么用陪审团呢，这个意义非常深远。因为我觉得很多同学是学自然科学的，是学理工科的，简单的补充一点儿。我觉得这个陪审团在我们整个自然科学发展中，意义非常重大。大家知道，概率论它是在所谓拉普拉斯研究陪审团才发展出来的，因为在不确定现象下，19世纪的物理学是牛顿力学，它没有量子力学，那么拉普拉斯他本人就是为了研究陪审团问题而发展概率论的，因为他是一个陪审员，他要提出某事件的概率可能是0。5和1之间……我想举这个例子就是说，郎老师举了非常丰富的历史的故事。这不仅是故事，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历史。
最后，我想再简单的说一下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化”。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非常重要。比如说香港看病急诊都是不要钱的。美国的评级机构也认为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市场经济指标最高，为什么？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也是郎教授刚才提到的…香港有非常严格的法治的程序。我这里特别想强调补充一点的是，香港的土地是公有的，正是因为公有土地，产生了收益。不像中国去年8月31号之前，我们一般说的“八三一”大限。就是8月31号以前，我们的很多公有的土地的使用权是廉价的，甚至是完全靠着关系，就划拨给了使用者，而没有一个真正的市场的使用权的招标，也没有一套的严格的法治机制。我们要注意的是，香港公有的土地产生，市场的拍卖，产生了公有资产的收益，这样导致香港可以收很低的税。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把所有国有资产都彻底私有化，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公民都不得不再交更多的税。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市场中经营公有资产产生收益，实际上可以降低每个人所付的税。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有一个真正的深刻的内含，也就是跟郎教授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的本质意义。
1977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米德（James Meade），他被翻译成中文的一本书，叫《效率、公平与产权》（经管学院这个图书馆里有几本）。他在1995年去世之前，一直在研究自由社会主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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