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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智慧-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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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讲过。”张学良紧接话茬说。
周恩来从未听说张学良在南开读过书，很奇怪，便问：“何以说张伯苓
是你的老师？”
张学良坦率地回答：“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
完全戒了，因此拜张伯苓为师。”他又说：“我和你是同师。”
张学良这么敢于作自我批评，周恩来欣赏他的痛快、直率；张学良也敬
佩周恩来的勇气，心想：周恩来真算大胆，敢只身与我会面，如果我把他扣
下怎么办？因此，他们都开诚相见，真是一见如故。
俩人长谈5 个小时，气氛非常融洽。
张学良完全同意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说：“红军
是真抗日，抗日与剿共不能并存。”他希望进一步与周恩来商讨解决联共抗
日的几个大问题和最棘手的问题。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张学良主张联蒋抗日，认为抗日力量越大
越好，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如果抗日统一战线不包括他，他以中央
政府名义反对，就不好办了。以前他与李克农会谈则曾提出过这个问题，但
是因为中共瓦窑堡会议上决定的政策是反蒋抗日，所以当时李克农就回避
了。这时，张学良又向周恩来提出了这个问题。
周恩来说，中共过去主张反蒋抗日，是因为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
级的头子，视人民为死敌，其基本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愿听张先
生的意见。张说：“蒋介石有民族情绪，据我回国后两年的观察，他可能抗
日。”接着，张又逐一分析了南京方面各派系对日本的态度。最后说：“蒋
是在歧路上，他错在‘安内攘外’。把这个错误扭过来就可以一致抗日。你
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
周恩来听后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张学良见周恩
来没有批驳他，亦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且回答恳切，感到他的意见可能被
接受，心情愉快极了。联蒋抗日是张学良企求解决的最大问题，他企望抗日
不反共，联共不反蒋。
这天晚上，他们对双方各派代表联苏、停战、通商、合作等问题部达成
了协议。在谈到互派代表时，张学良说：“你们派多少人来我都欢迎，但我
一个部不派。”周恩来说：“我们一是穷，二是人少，文化水平低，很多人
不识字。所以我们才不得不随时随地注意培养干部，这样，才稍稍解决目前
干部缺乏的问题。”张学良又诚恳地希望中共派更多的干部到东北军工作。
10 日凌晨会谈结束后，张学良拿出一本为纪念申报60 年而印制的大地
图送给周恩来，并说：“让我们共同保卫中国”。同时，张学良还赠送给红
军3 万银元。
事后，周恩来对李克农等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快
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志气的人。出乎意料，真是出乎意料！”
这次会谈使张学良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张学良所提联蒋抗日的建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不久就变成了它的工作
方针。
从此，周恩来和张学良成为知己朋友。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有邀，周恩来前往；两人再次彻夜长
谈，交换看法，商量对策，终使事变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
步形成。就其二人的地位与作用：周誉张是“千古功臣”，张赞周为“事实
上的主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逼成了，但蒋介石却食言了，把张学良囚禁了，而
且长达几十年。
然而，不管风云怎样变化，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一贯的，他曾“挽
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对张学良的
安危周恩来更是索怀不已，一有机会，就向社会呼吁，要求蒋介石释放他。
1956 年11 月26 日，西安事变20 周年纪念会在政协礼堂举行。周恩来
在会上首先说明，为了争取台湾和平解放，这次纪念会只是小规模地座谈，
接着说：“汉卿多年来表现很好，始终如一，是值得人们怀念和尊敬的。将
来能援救出汉卿最好，但无论如何，他是千古不朽的人物，是名垂千古的了。”
他在会上还交待；凡涉及张学良的宣传、报道及记述首先要顾及他的安全；
凡东北军和张学良旧部有困难均要照顾。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亲属更是关怀备至。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1933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周恩来一直关心他的成长和使用。新中国成立后，调张学思到
海军任副参谋长，1956 年又被选送到苏联列宁格勒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
深造，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夫妇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二妹、四妹及患病
的八弟均受到照顾，就连服侍张夫人于风至的王奶奶和她的寡女也由全国政
协发生活费，款额与文史专员工资等同。
周恩来不仅关心着张学良在大陆的亲属，而且也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在
台湾的张学良本人，并想方设法托人给张学良捎去口信。
一天，住在香港的原西安绥靖公署高参郭增恺的夫人专程到台北，借在
教堂做礼拜的机会见到了张学良夫妇，郭夫人信手将一支口红给了赵媞。口
红里面夹着一张小纸条，是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纸条上共16 个字，后8
个字是：“善自珍重，后会有期”。
十年动乱，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党，周恩来殚精竭虑，心力交瘁。
1975 年秋，他的最后岁月已是病体沉疴，卧床不起。当他得知张学良患眼疾
几乎失明后，十分焦虑，并向有关部门询问张学良的病情。在他临终前的18
天，还在病床上召见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部长，向他交侍一定要设法关照
好张学良。谈完这件事，周恩来吃力地说：“我太累了，休息一会儿再谈。”
说着，就昏睡过去了。周恩来，十亿人的总理，在他生命的垂危时刻，不仅
牵挂着祖国统一，而且念念不忘这位“快慰平生”的朋友。
周恩来曾遥祝张学良“善自珍重”，可“后会有期”还未实现，为了这
个民族他已累得先去了。这不能不是天大的遗憾！
然而，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情谊却天地长久，精神永在！
自信互信团结御侮——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与张冲的交往
张冲，字淮南，最初是国民党“陈氏兄弟”——陈果夫、陈立夫的部属，
是他们办理对苏外交及对中共谈判的副手，最后直接受蒋介石指挥，成为国
共两党间的“桥梁”。张冲与周恩来接触最频繁、来往最密切的是1936 年到
1941 年五年多的时间里，虽然他们各自代表所属党的立场和观点，以公事公
办为原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共合作的发展，他们的情谊却日渐加深，
彼此推诚相见，即使两党关系一时恶化，也没有影响这种友谊。正如1941
年11 月9 日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的《悼张淮南先生》所言：“自相识
之日始，直至临终前四日，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
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坚持国策，至死不
移，淮南先生诚五年如一日。”是的，周恩来与张冲的接触交往，都是围绕
团结抗日这个中心来进行的，并为之而互相信任。每当遇到问题发生争执时，
双方都能以“敌人所欲者我不为，敌人所不欲者我为之”的话来互相勉励。
1937 年2 月9 日，国共在西安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共代表是周恩来、
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会谈历时一月，张冲带着蒋
介石的意见，与周恩来朝夕相处，频繁接触。这时，国民党有人放出口风：
“淮南过于冒险，这样的事干好了千好万好，如果做得不好就会成为千古罪
人。”张冲闻之后坦然处之，并说：“调查科的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但事
至今日，我深切认识到国共合则兴，不合则亡。年年围剿，节节失利；强邻
虎视，外债高筑；民不聊生，国将不同。我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惧，将尽我
职责，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由于西安会
谈因为顽固派的阻梗，致谈判收获不大。接着周恩来到杭州、上庐山、终至
南京，历时7 个月，同国民党举行了五次灭式谈判，终于扫除重重障碍，促
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作为自始至终全过程参加这场历史性谈判的国共两
党代表周恩来和张冲，前者充分展现了政治家的杰出才能和外交家的非几天
赋：而后者总是积极参与，热心投入，富有诚心。对此，周恩来感受颇深：
“先生与我，并非无党见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
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
张冲为人豁达，性情随和，加之他见多识广，所以思想较为开朗，容易
接受新事物。在民族斗争的革命浪潮中，在国共合作的交往中，他受到周恩
来思想、作风、品格、才干多方面的影响，耳濡目染，思想认识提高快，进
步大，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比如，周恩来之所以能
在1939 年春到浙江、安徽等地视察，同年夏天义顺利返回延安议事，都与张
冲的大力协助分不开。是夏，周恩来回延安。事先，国民党当局已同意他北
返延安。但当周思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时，检查人员却故意刁难，要他出示
离境证件，否则不准离开重庆。正当双方争执之时，适逢张冲到机场为周恩
来送行。张冲见情况有异，立即驱车赶到蒋介石侍从室，找到侍从室主任贺
耀祖，一起去见蒋介石，取到蒋介石手今后，亲自送到机场，直至周恩来上
了飞机、起飞。事后，他愤慨地说：“这是顽固分子在捣乱，蓄意制造国共
分裂！”
而周恩来给张冲的帮助教育则更多，除了对他的一些错误观点及时给以
指正外，还特别注意用具体事实来纠正其偏见。如重庆《新华日报》的发行
出售屡遭特务的破坏干扰，周恩来开始向张冲提出这个问题时，张冲还认为
是夸大了事实。周恩来就陪他去现场，在亲眼目睹了特务殴打报童、撕毁报
纸的情景后，张冲也感到气愤，随即采取了制止措施。1941 年1 月，震惊中
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张冲看了国民党《中央日报》关于事变的报道，对其
歪曲事实的一派胡言非常不满，当众将报纸摔于地上，两手交于背后，在办
公室踱来踱去，许久一言不发。《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千古绝句“千
古奇冤，江南一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及有关揭露事件真相的社论报道。
国民党顽固派对此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不仅指使特务无理没收报纸，殴打
报童，而且去《新华日报》社门市部捣乱。2 月中旬的一天，张冲亲自陪同
周恩来赶赴现场，于寒冷的黑夜里，在曾家岩十二小学门前盘桓交涉达两小
时之久。当夜，中共工作人员陈家康送张冲上车回家时，张冲问陈家康对近
日之事作何想法，陈家康说：“成功；是国家民族之福；不成功，坚持到死
不变。”张冲听后喟然长叹：“我死必在君先！”
张冲出此悲言，是有些道理的。正如周恩来所说，国共合作“五年来国
内外风波频起，淮南先生尤首当其冲，而风波之险，谣诼之多，甚且侵及先
生，但淮南先生辄处之泰然，绝未以一时‘行情’，动其心志，变其神态。”
特别是皖南事变后，也就是张冲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两党裂痕加深，局势
日致恶化。“今岁一月事起，二月报童随之，三月为参政会期，四五月有中
条山战役，此中风浪之险，环境之恶，为五年来所创见，先生劳神焦恩，力
维大局，备极憔悴。”（周恩来语）就在这时，在国民党内的一次会议上，
当张冲谈出国共应继续合作的观点时，与会的一个顽固派反共人物竟破口大
骂，还猛地将茶杯向他掷去，幸而未中。张冲遭此侮辱，颇为灰心，甚至准
备必要时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心态。他对时局极为忧虑，并预感到顽固分子
可能向自己下毒手，心情非常沉重，终日郁郁寡欢。他对周恩来说：“一朝
中总有岳飞、秦桧，我们是忠，他们是好。我们是顾全大局的，他们是不顾
大局的。”
一天，张冲又叫来至信部属嘱咐说：“顽固派对我在国共两党的折冲，
很有意见，近来我的行动已受到监视，说不定哪一天会被暗杀的。”说毕，
取过信笺，给家属立下遗嘱，并交代道：“我一旦身遭不恻，你必须把保险
柜里我与周恩来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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