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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31我最难忘的事和人-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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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日第二战区的朋友王均一、方彦光、耿禹堂、严子言、杨尊三、曹斐然、邓励豪、刘绍庭、赵子和、丁俊生、孙慧西宴于长安东路长安酒家。
  十日立法委员张子扬、张志智、郭紫峻三兄宴于武昌街十八号,梁上栋、姚蓉轩、苗告宝、胡伯岳、韩希圣诸位作陪。当我春风得意的时候,梁上栋对我特别亲热,很看得起我这个年轻人。今天他贵为监察院副院长,我是一个失败者,他好象不认识我,连个招呼都没有打。这餐饭本来为我出牢而举行的,而梁上栋昂然入座,成了主客,高谈阔论,终席未交言,真乃势利眼也。
  十三日张永铭兄请我和谷正文、王蒲臣在山西餐厅便餐,间在为王蒲臣和我有所拉拢。
  十五日王炳文、武济民两乡兄在南昌街十普寺请我吃素餐,颇为我抱不平。
  二十日谢晋骧宴于其寓所,由王猷宸、党丕琇、岳梓宇作陪。王系前山西大学校长,留英,高才生。
  二十五日张公度兄以自助餐宴于其木栅寓所,被邀者多为河北人。
  其他韩克温、汪祖华、王志超、党丕琇、刘培初、徐业道、周端甫、诏嗣尧、李培楠、于华庭、岳梓宇、白莲丞、王有为、孙华、李海涵、李仲琳、杨庭芳、朱耀武、苏桐凤、陈汝淦、谷正文、黄加持、杨清植、姜绍谟、王利秋、尚厚庵、马兴峻、郭紫峻、贾秀升、王孔安、胡鸿章、马志超、刘光朝、霍来庭、童秀明、于书绅、王玉宾都在此期间,分别在他们家里款待。朋友们的热情,给我的安慰非常大。而吴健吾兄一再送钱来,尤为感人。
  审判审核一字之差
  出牢以后,总觉得这九年监牢坐得不明不白,十分窝囊。我们为打破黑暗,打倒旧的一切不合理;为了争取自由平等,公道合理,为了创造光明,拯救国家民族,才不顾死生安危,从事革命。谁料到革命二十五年(十三年到三十七年),抗战八年,战胜强敌以后,自己却坐了牢,几乎丧命,妻离子散,似乎太不公道。起码也应当弄清楚,究竟犯了甚么罪,难道还停留在“莫须有”的时代不成?
  刚好郭巩疆在姜绍谟和阎律师合作的律师事务所工作,陪我去请教阎律师。阎律师北京大学毕业,他告诉我:“你的冤枉毫无办法洗刷清楚。普通司法叫审判,先审后判,判决必须根据审讼。军法就不同了,军法不叫审判,而叫审核,审归审,核归核,批核不一定依据审讼的结果。你的案子既是军法案件,只好冤枉算了。”
  我才明白,总统府资料组那么多的同志想营救我,不怕得罪毛人凤先生,把全卷从保密局调去,结果毫无办法。因为毛人凤先生呈报我两个半死刑,而总统批示:“乔家才无期徒刑可也。”资料组的同志们义气热心,但无法改变总统的批示,所以无法营救我出牢。这也就是毛人凤先生虽然恨我入骨,而不敢暗中下毒手,杀害我的原因,资料组的同志们既无法营救我出牢,又不知道我被虐待成甚么样子,才派王崇五兄借视察监牢,探视我一次。
  据说我的罪状之一是不拥护蒋委员长。李希成让我所看陈恭澍拟的那份章程“真诚拥护蒋委员长”,李希成用红铅笔画掉,上面加了一张签条,说是我画的,我就成了不真诚拥护蒋委员长,罪大恶极,那还能不判死刑吗?不过,这件东西是从魏宝善手中拿给李希成的,魏宝善可以作证,那是李希成动了手脚,该判死刑的是他自己。
  王崇五兄说有关我的案卷有几尺厚,是些甚么东西?从哪里搜集来的?至于伪造口供、伪造罪状、伪造起诉书、伪造判决书、伪造全部案卷,据说是彭形若一手包办的。这个面带伪善的彭形若,曾一度做过桃园监牢的副所长,牢里的看守告诉我,我的案子就他办的。
  毛人凤先生的刽子手李希成,以故人入罪、杀害同志、作威作福为乐事,最后也被毛人凤一脚踢开了。我出牢时,他还活着,我本来想去找他谈谈,因为他已半身不遂,说话也不清楚。他有两个太太,系姐妹二人,对他非常虐待,李希成整天挨打挨骂,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妾同人苟且做好事,已经得到应得的惩罚和报应,多得不义必自毙,我又何必同一个奸邪小人计较呢。
  杀害我们的主要恶徒,毛人凤先生的活乌龟李广和,在我出牢以前已经死了,死在毛人凤先生以前。在北平帮着毛人凤先生收拾我们的史弘,也在我出牢以前死了,他的老婆已经改嫁他人。
  倪超凡和马汉三兄相处得很不和睦,因为他工作不切实,汉三兄看他不起,怀恨在心,成了毛人凤先生收拾我们的主要帮凶。我一生对他帮忙最多,从汉中稽查处调北平稽查处长,又是我向戴先生建议的。结果,捆绑我们、抄我们的家,都是他干的。一天,我到和平东路看王孔安兄,他不在家,而倪超凡坐在进门对面的沙发上,看见我进来,赶紧站起来,想同我打招呼,我看见他有话说不出的难过情形,大概是良心上惭愧吧?我不愿多看他一眼,赶快退出,不久,他也死了。
  朋友营救感人至深
  当我在灯市口被绑,进牢的当天夜里钉上脚镣,毛人凤先生这样凶狠,就是非置我于死地不可。刘秋芳和李广和要干掉马汉三,现在是兑现了。要我作陪,却杀不了我。
  后来资料组的朋友李叶超、王崇五诸位想营救我,虽然没有成功,却给我极大的保障。出牢以后,才知道当年朋友们为我着急、为我奔波的情形。首先向总统呈送报告,替我说话的是刘培初兄。那时他是绥靖总队长,正在红得发紫,能够接近总统。据他说,总统看过他的报告,点了点头,情况非常好,已经生效。后来为甚么恶化呢?那是和他失势很有关系。
  培初兄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未经总统允许,私自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晤面,总统知道,非常生气,把他大骂一顿,失去总统的信任。春秋大义,大夫无私交,怎么能和外国使节私自见面呢?据说是他的好友,湖北同乡徐佛观报告的。徐佛观说怕他闯大祸,不能不报告。我却受到间接的影响,刘培初的报告失去作用,岂是命运如此?
  徐志道兄在总统下野后,接任保密局局长,他到溪口晋谒蒋公时,经国先生对他说:“乔家才是冤枉的。”意在要他想办法。可是志道兄除了拿到印信,毛人凤先生甚么也不移交,一切都控制在手里,志道兄一筹莫展,毫无办法,哪里还顾得上营救我呢。经国先生怎样知道我是冤枉的?据徐佛观说,是他告诉的,希望经国先生能营救我。
  又据说,我被押往南京以后,华北剿匪总司令傅宜生先生曾经总统一份非常恳切的电报,不要杀死我。我在绥远和他相处得很不好,现在,在我生死关头,他仗义执言,能不令人万分感慨吗?他知道我为维护军统局的权益,不惜和他作对,现在却被毛人凤先生加以贪污罪,他也有些为我寒心。
  “乔家才贪污,你相信吗?”姚蓉轩先生曾这样问过傅总司令。
  “不相信。”傅总司令回答得很肯定。
  傅总司令的电报很有作用,可能产生正反两种结果。当时中央正在借重他,他的要求不能忽视,他要求保住我的性命,毛人凤先生要杀我的目的就无法实现了。相反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都要保住我的性命,可见我这个人不简单。据刘培初兄推想,他的报告突然不生效,可能是受了傅总司令电报的影响,总统最不喜欢外来的人干扰,保命可以,只好无期徒刑了。
  无论如何,我所以能够不死,多亏许多朋友营救,没有这些营救,很可能和马汉三、刘玉珠两兄同一命运,早已离开这个万恶的社会了。
  张季春兄说,他曾找过毛人凤先生,毛先生一句话就把他堵回去了。“你是书生,不懂!”
  特赦复权关系重大
  郑介民先生知道毛人凤先生对付我们心狠手辣,赶尽杀绝,整得我们非常彻底,不被杀死,也要整得永远不能翻身。一切非法陷害,都使合法化,成为铁案。毛人凤先生没有死以前,他无能为力,毛人凤死了,潘其武代理局长,介民先生仍然不露声色。一直等到炳华先生接任局长,就催他赶紧恢复我的自由。可是拖拖延延,拖了三个多月,才把我释放出来。
  介民先生真不愧是一位政治家,对事情了解透彻,目光锐利远大,确非他人可比。我一出牢,他就顾虑到我将来的生活问题,他知道我是交城县选出的国大代表,那时国大代表待遇不好,很少人注意,而介民先生却非常注意,所以写张条子给安全局第三处处长刘瑞符兄,要我赶快办好国民大会代表的手续。
  瑞符兄给我看过介民先生的手令,着手进行,才知道问题并不简单。原来四十三年内政部有过公告,所有国大代表和候补代表必须向同政部民政司登记,过期不登记,一律注销资格。我没有登记,当然注销了。假如当时有人悄悄地给我办好手续,现在去报到,不用几分钟,就可以办妥。可是当时在毛人凤先生淫威之下,就没有一个人敢替我办理登记手续。
  李仲琳兄请在内政部工作的天镇县国大代表俞泽生兄想办法,他请民政司王帮办、居科长帮忙,他们告诉泽生兄,只有一个办法,由情报局证明,四十三年无法办理登记,才能生效。于是我请情报局出了一张证明书,他们不愿意办。我很生气,难道毛人凤先生的阴魂还统制着情报局吗?我给张炎元局长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这是介民先生的意思,不是我要办。他的局长是靠介民先生的,也不买介民先生的帐吗?第二天王有为转来他给我的一封信,他的意思,先派出所到香港工作,回来先恢复军籍,再进行国大代表。
  张炎元先生的智慧不会高过介民先生,他的见解也不比介民先生高明,但是他轻重倒置,固执偏见,不出证明,我又有甚么办法?这是我去香港以前的事。四十八年我急欲回来,不愿久留香港,就是为了国大代表问题,因为第三次会议很快就要召开了。
  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夏天我回台北,张炎元局长并没有恢复了我的军籍,证明书也拖着不办。介民先生比我还着急,在他逝世的那天早上,刚从日月潭谒总统回来,要张局长的电话,张不在,由办公厅主任王唯一兄接电话。介民先生说:“情报局必须给乔家才同志出一张证明书。好去办理国大代表报到手续。因为第三次大会快开了,不能再拖,你赶快去办。这是我的意思。”
  这一天夜里,介民先生心脏病突发,不治逝世。王唯一兄对于介民先生这样爱护同志,非常感动,不管张炎元先生愿意不愿意,遵照介民先生的遗命办理,第二天证明书谅办好了。唯一兄并且把介民先生电话里说的话告诉我。
  拿上证明书到内政部,问题又发生了。承办人告诉我,要是在三个月以前办,内政部做得了主,毫无问题,现在内政部负不了这种责任。因为第三次大会就要召开,有好几位四十三年没有登记的候补代表,如建国中学校长贺一新、中央党部秘书续琅、国防部长王武等,要求递补,内政部不准,大闹特闹,中央党部特为国大代表资格问题,成立了一个小组,所以,我的问题必须送中央党部。他们一再叮嘱,千万不要同那些候补不上的代表混在一起,要单独解决,才有希望。
  假如介民先生在世,中央党部这一关有他关照,丝毫不成问题。现在必须费很大的周折,李仲琳兄去找副秘书长郭外川先生,他了解我的真实情况以后,非常同情,满口答应帮忙。介民先生逝世后,叶翔之升任第二组主任,我和仲琳兄去找他。他也受过毛人凤先生的迫害,我想他应该帮忙的。
  “假如唐乃建兄也和介民先生一样热心,中央党部这一关就容易通过了。你应当写一封信,把事情经过告诉他。”仲琳兄这样主张,我写好信,一同去中央党部投送。在大楼的楼梯口碰到叶翔之,他容光焕发,显露出春风得意的姿态,很高傲地对我说:“你的事情我问过了,不成!”
  我没有开口,谁劳驾你去问?仲琳兄说:“华塘兄的问题和其他人的不同,怎么不成?”
  过了几天,在永铭兄家里碰上谷凤翔先生,经永铭兄介绍,他说:“恭喜!你的问题,刚才中常会已经通过了。”这样顺利,真没想到,当然是得力乃建、外川两位先生了。后来,去看外川先生致谢,他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介民先生对特赦复权很重视,要情报局办,他们推着不办,最后还是由刘瑞符兄由安全局办妥的。
  四十九年(一九六○)二月二十二日参谋总长彭孟缉给我一张(49)镜荣字第○一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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