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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杰的评论-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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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情“大悲剧”。造成这场悲剧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老干部有一个共患难几十年
的妻子——一个工人的女儿。他们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已经“互为左膀右
臂”。我概括得这样简单，使小说变得索然无味。但这正可以说明，离开充满浓厚
的抒情气息的语言外壳，小说的思想本质是极为贫弱和渺小的。
然而，生活中难道不存在爱情与婚姻相分离的痛苦现象吗？
是的，不应否认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在我国已基本消灭私有制的条件下，由
于经济尚不发达，由于物质生活的种种限制，也由于旧意识的深远影响，恩格斯所
预言的那种最符合道德的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还没有完全实现。对于社会
生活的不完善，对于人们心灵中旧意识的影响，作家完全应该进行批判。
有的评论说，这篇小说是“积郁在心的渴求”，“渴求摆脱镌刻着私有制度烙
印的一切习惯、情感、规范和传统，渴求摆脱那散发着市侩气息的、庸俗的婚姻关
系……”。我以为，这是无的放矢。小说里妨碍女作家钟雨和老干部发展爱情的唯
一障碍是老干部有一个妻子。而老干部是出于阶级情谊和妻子结合的，他们在斗争
中共同亲密生活了几十年。他们基于斗争生活的婚姻有何市侩气息？有何庸俗？又
在哪里镌刻着私有制度的烙印呢？
小说的这种渴求，其合理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当钟雨和那位老干部相遇时，都
已过中年，老干部的头发甚至都白了。如果说，钟雨由于年轻无知而有过一次错误
的结婚，因而离异，她渴求真正的爱情是可以理解的。而那位老干部却是毫无道理。
作者为了使老干部的无故变心能被读者接受，便解释说他和那工人的女儿结婚不是
出于爱情，而是出于正义感。且不说这是否必要，是否符合道德。即使如此，几十
年同舟共济的亲密生活，也足以产生深厚的感情了。难道能否认这位老干部和妻子
之间的感情不是夫妇之情；即性爱吗？如果不能，那么老干部凭什么无视和他几十
年“风里来，雨里去”的患难妻子，又有什么理由去“镂骨铭心”地渴求女作家的
爱情呢？
还有评论说，“这篇小说并不是一般的爱情故事，它所写的是人类在感情生活
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作者企图探讨和提出的，并不是什么恋爱观的问题，而是
社会学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气……等等加于我们
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把我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对此，我不禁
想问：同志，你的“精神枷锁”指的是什么呢？“难以弥补的缺陷”又是什么呢？
其实何必说得那么玄呢？说穿了，无非是一个爱情和婚姻的稳定性问题。
不错，“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恩洛斯语），但是这里，
恩格斯是就没有第三者的男女两人而言，决不应理解为只要有爱情。第三者的插入
也是道德的。并非一切爱情都是神圣的，只有符合道德的纯洁真挚的爱情才是高尚
的。与道德相悻的爱情则是渺小可鄙的。因此，必须以道德作为爱情的准则。如果
这使某些人感到被束缚得。我们能同情他们的呻吟乃至呼号吗？
的确，生活中常常有例外或是意外（在这里，我们排除包办婚姻、买卖婚姻，
仅就自由结合而言），而且，性爱的持久性也可能因人而异（但不会是无缘无故！）。
一般说来，一个人可能爱的，绝不会只是一个人，而是相似的一类人。世界上并不
存在所谓天造地设的“一对”。每两个人的最后结合，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存在
这种可能，即一个人婚后仍会遇见比他的爱人更相投，趣味、志向更一致的人，这
时候应不应该具有道德的约束力？能不能抛开“普通意义上的道德观念”呢？每一
个心地善良的人都不难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这只是一个极简单、极普通、而且极
古老的道理：爱情应该坚贞。从“冬雷震震夏雨雪，乃敢与君绝”，“常存抱柱信，
岂上望夫台”到“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这里面，难道没
有一种美好的道德信念吗？自然，任何道德观念都不是永恒的，都带有时代的阶级
的烙印。但是一种旧道德的消亡仅仅是被发展了的新道德所代替。人类的进步带来
道德的发展，人类的总趋向是越来越道德的。比如，任何男性奴役女性的社会都只
要求妇女恪守对爱情的忠诚，但是男女平等的新的社会关系则要求男子同样忠实于
爱情。恩格斯所预言的家庭的消亡是指私有制一夫一妻家庭的虚伪关系的消亡，而
代之以充分发展的名副其实的一夫一妻制。那种以为到共产主义社会家庭的消亡就
意味着男女关系松弛和混乱，或把现在西方国家的所谓“性爆炸”看作一种进步的
人，都是对婚姻、家庭的历史演变毫无所知。爱情是一种持久的感情，同地位、教
养并不成正比例。人越文明，对爱情就会越忠诚，这是毋须置疑的。由此可见，小
说中的老干部无故背弃妻子根本不值得去赞颂。
也许读者会问，可他们只是把爱情藏在内心里，你是不是也在无的放矢呢？
不，这正是我要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我以为，小说论述了一个虚伪的道理。作
者认为，只要没有在形式上伤害妻子，有妇之夫和别人相爱就是无可非议的。这是
说不通的。道理再简单不过，性爱就其本性来说是排他的。尽管形式上老干部没有
和妻子离异，但是无爱的夫妇生活，对于他的妻子，怎能不是一种深重的伤害和侮
辱呢？试想，他的妻子如果得知曾和她共同生活多年的丈夫忽然在精神上日日夜夜
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就象一对恩爱的夫妻”，她会因为他并没有离婚而感到快
慰吗？而作者每每忘了这个不幸妻子的存在。实际上，作者笔下那个女作家的感情
处处是自私的。比如，这位女作家希冀真有所谓天国，她盼望并相信老干部一定会
在那里等待着她，他们将再也不必怕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而割舍他们自己。她大概
忘记了，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把老干部的妻子放在哪里呢？是地狱还是天国？如果
宽大，也让她升上天去，不又使高尚的他们大为扫兴吗？可见即使在想象中，道德
的逻辑也是严密的，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此外，作者的许多优美抒情之
笔恰恰是伤人的箭，如“不管他们变成什么，他们仍然在相爱。尽管没有什么人间
的法律和道义把他们拴在一起，尽管他们连一次手也没有握过，他们却完完全全地
占有着对方。那是什么都不能分离的。哪怕千百年过去，只要有一朵白云追逐着另
一朵白云；一棵青草傍依着另一裸青草；一层浪花拍着另一层浪花；一阵轻风紧跟
着另一阵轻风；相信我，那一定就是他们。”在这充满骄矜的精神胜利面前，我为
那位已无立足之地的工人女儿感到不平。在作者笔下，这位无辜的妻子反而是渺小
和不美的。这能不是一种颠倒，一种伪善和伪美吗？
总之，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在于男女主人公的情操和道德的力量。
更在于作者的理解认识和思想深度。为了进一步作说明，我可以顺便举一个例子。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公保尔曾深爱他的战友
丽达。面当他和她重逢并知道无法和她结合时，他很难过，但是他诚挚地对丽达说，
不管怎样，在炽热的斗争生活中，他得到的东西仍然很多，失去丽达的爱情是无法
与此相比的。而丽达已经结了婚。她又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呢？她怀着深切的温
情写信给保尔，希望他们之间的憾事不要在他的生活里留下痛苦的回忆，她相信保
尔是很坚强的，她说虽然她对生活的看法并不拘泥于形式，如果的确出于不平常的、
深沉的感情带来愉快。保尔和丽达理智和冷静地分手之后，继续走向新的斗争，新的生活，他永远怀念丽达，但是他心里充满的决不可能是悲惨的忧伤。而是共理想的同志的亲切情谊。他后来和女工达雅结合，在他的生活里不仅有斗争，而且仍有美好感情带来的欢乐。
如果我们设想保尔和丽达不是这样坚强地分手，而是“在精神上日日夜夜在一
起”，终生追忆不已，念念不忘，以至常常神不守舍，并彼此期待着在天国厮守，
沉溺于所谓“不朽的爱”，痛苦不堪。我们不觉得降低了他们吗？这正是无产阶级
革命者的伟大情怀、坚强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高出于小资产阶级和封建士大夫的绵
绵长恨之处。
从这个简单的比较中，不难看出《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格调之低
自然，我绝不至于愚蠢和武断到干涉作家创作自由的地步，我绝不是说当处理
这类题材时都应学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样。这，我想是毋须多作解释的。
生活中有许多现象，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可以理解不等于赞成和拥护。我造
成的是那种能够克制自己，并且始终保持乐观主义精神，认为个人的一切永远无法
与集体的事业相比的真正革命者的非凡的毅力和品格。
我想说的还不仅此而已。
我觉得，每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即我们的
国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而十
年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更加刺激了小资产阶级思潮的不断产生和发展。这种社会现
象不可能不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我们的文学工作者，是否有一种审验以至批判的
责任呢？是否应警惕和剔除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情调的浸染呢？是否应站得更高一些，
看得更远一些，想得更深一些呢？我以为，这是一个极为严肃和必须认真对待的问
题。因为，作家是社会的教员。
我希望作家用光明的、坚强的、乐观的和道德高尚的生活态度教育和影响群众，
而不应把暧昧的、缺乏道德力量和不健康的情绪美化成诗。
（原载《光明日报》1980年5月14日）
张洁此时无字胜有字
给一个文字极讲究的人写印象记，真是件极恐怖的事。如果那个人又是一个历过人间沧桑、看破了红尘的人，当然是比简单的班门弄斧更更更地难以下笔。
认识张洁几年，总是隔三差五地煲些长长的“电话粥”，都是些关于家长里短的无主题变奏。因了这篇赖不掉的文债，才逼得我这个懒笨人挖空心思地想想张洁是个怎样的人。
张洁是个喜欢低调的人。今年2月4日的《北京青年报》关于两会的报道，有一张背影的照片，我拿着报纸打电话问她，她笑着承认：“是我，我不愿意上镜头，说好不让他们拍，没想到还是被偷拍了。”这样的事很是打着张洁的痕迹。出书的时候，因为有重名作者的缘故，她不得不附上自己的照片，但总是嚷嚷着：小点儿，再小点儿。
张洁是个嘴上说不再相信爱情却永远也不会真正放弃爱心的人。她以《爱，是不能忘记的》出道，经历了数不尽的坎坷，如今年过花甲的她总是把“爱是不能指望的”像是誓言又像是提醒一样挂在嘴边。现在的她走在街上看到两个年轻人手拉着手，她会为那个女孩子的爱情担心，晚上她会在电话里告诉我：“如果你出问题了，别怕，我是你的窝。”她总让我想起那段禅说：一个小和尚向老和尚学习禅宗，被老和尚棒喝，小和尚顿悟。所不同的是，我这个小和尚总是冥顽不化，而张洁也从来不会像那个老和尚“痛下狠手”。相反，眼前这个老和尚知道那个终极在哪里，只是因为不忍，才并不刻意地点醒小和尚，反而一再地说，“不醒就不醒吧，如果醒了，别怕别怕，有我。”———她痛过，所以她怕别人再痛。
张洁是个超坚强的人。我曾经无意中翻出她写在1986年的一篇散文：《我的第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像是谶语那样让我惊心。她说：“当我摩挲着我第一本装帧粗糙、纸张低劣的书的时候，我悟到，我的痛苦，其实就是我的财富。”我惊诧的是即使在她生命表面最辉煌的那个时期，她所背负的苦痛就已是常人无法承受的了，但比起那时，她生命中注定要承载的更大的痛苦还在1986年之后等着她，还远远没有到最高潮，还远远没有完结……从那时到现在的十几年的更大的苦痛没有人知道她一个人是怎么扛过来的。
张洁是个永远的“愤青”。她对政治的狂热从《沉重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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