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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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而且是在1930年。在他的位置上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无论如何要除掉”　的
不是别人，而恰恰是马雅可夫斯基？
　　　　斯大林有罪恶念头是不容置疑的。但当时他的主要敌人是托洛茨基，然而他下
达杀死托洛茨基的命令也不是在1930年，而是在以后。那么，难道说，马雅可夫斯
基对他比托洛茨基更危险吗？
　　　　要是马雅可夫斯基活得长一些，他很可能会落人叶若夫或贝利亚的绞肉机，但
绝不是在1930年，而是在1936…1938年间。
　　　　不应过高地估计马雅可夫斯基对斯大林以及党最高层的作用。只是现在马雅可
夫斯基才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天才，而事实上在20…30年代的文学政治圈子里，有更
令老广场和卢比扬卡的主人们感兴趣的大人物。在1930年，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
斯基绝对算不上是头号诗人。只是在他死了以后斯大林才下令把他评价为“最好和
最有天才”　的诗人。
　　　　一位认定了马雅可夫斯基是被暗杀的作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马雅可夫斯基
常和‘契卡’分子一起参加茶话会，要是那些饮料中被放了些什么呢？要知道，在
1937年的公开大审判之前‘契卡’就已经掌握了用治疗神经病的药物整人的办法……
诗人自我感觉体力不好，很可能是由于某种绝非无害的药物所致，而把这种毒物洒
在食品之中对于埃尔贝特和阿格拉诺夫这样的老手来说肯定不是难事。”
　　　　关于“格帕乌”总局外事处长列夫·吉利亚罗维奇·埃尔贝特是怎样的人，我
不太清楚。此人的情况很少有人知道。但是要说“格帕乌”总局领导成员阿格拉诺
夫会往茶水里放毒药，那可真是新鲜事。1930年时，他已成为“格帕乌”　总局的负
责人之一。而不是一个会被派去干“杀人勾当”　的特工人员。
　　　　此外，今天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30年代的“格帕乌”　总局或内务人民委员部
已经能利用治疗神经病的药物去害死人。原因很简单：这样有效的药物当时还没有。
　　　　这一种类的应用化学在1942年才出现。当时一位瑞士的化学家合成出了一种名
为“IICII”　的药剂。50…60年代以及70年代初，在各国特工组织的试验室里都曾
积极地研制这种药剂的衍生物以及其它极为复杂的化学化合物，希望能用神经药物
控制人的大脑。然而并未成功。当然，在30年代的莫斯科公审大会上，那些被告令
人惊讶地完全认罪曾让人感到是难解之谜。比如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50年代初就
曾怀疑过莫斯科不知怎样学会了控制人的行为。
　　　　30年代审判大会上被告们的行为、曾在1949年受审的匈牙利红衣主教明曾蒂所
做的自我揭发以及1950…1953年期间被北朝鲜人俘虏的美国飞行员突然发表反美演
讲这一切似乎都只能有一种解释：给他们服用了某种特殊的药剂。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50年代所作的一个报告，曾认为俄国的“契卡”人员可能对
犯人动用了脑外科手术、电休克法等或者给他们服用了胰岛素、可卡因一类的药物，
或者采用了毒品加催眠术双管齐下的办法。
　　　　中央情报局差不多用了1／4世纪的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毫无结果。其实，
用不着到化学实验室里去寻找答案。
　　　　为什么那些落入了“契卡”分子手中的人，到头来都会说出要他们说的话来呢？
每次长达数小时的审讯、不允许入睡的夜晚、要将亲人逮捕入狱的威胁等等，比那
些神密的化学药物来得更为有效。
　　　　怀疑者还有一种论调是这样的：“当时所发生的事件不至于引起马雅可夫斯基
的忧郁症。”
　　　　一般来讲，忧郁作为一种病症，说明人体不能对生活里发生的事作出恰如其分
的反应，这是一种病态的反应。诗人们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一种人。在一般人看来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们就会看作是悲剧。而在马雅可夫斯基生命的最后几年和
几个月里，他遭受到了那么多的侮辱，在这个意义上讲，他可能愤而自杀。30年代
的气氛就是如此：一切天才的、不平凡的东西都会遭到扼杀。
　　　　为了进一步证实我的看法，我想引用一位见证人的记录那就是我祖父的回
忆录。我的祖父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姆列钦是一位戏剧评论家，他了解马
雅可夫斯基并写下了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回忆。
　　　　祖父用了数年的时间来写这篇回忆录一直写到1970年1月他逝世为止。我记
得，在准备出版《亲友回忆马雅可夫斯基》那本集子时，人们建议他把自己的回忆
录也编人这本书中，他拒绝了，说：“我既不是马雅可夫斯基的亲属，也不敢自称
为他的朋友。”
　　　　我认为有些人对马雅可夫斯基之死的判断不能令人信服，因此产生了公布祖父
所写的回忆录的念头。
　　　　有人认为，斯大林觉得马雅可夫斯基写的剧本《澡堂》是对总书记的讽刺，因
而下令消灭他。因此，围绕《澡堂》所进行的一场辩论，在以下公布的回忆录中占
有中心位置。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最后一次会见
　　　　演讲结束之后，马雅可夫斯基立刻对我小声说：“咱们出去吧！”
　　　　我下楼到了前厅，和他一起走到了大街上。马雅可夫斯基脸色阴沉，一言不发。
已经是夜里快12点钟了。马雅可夫斯基招手叫来一辆空的马车，我们坐了上去。
　　　　“我们是不是去民族饭店？”我以为马雅可夫斯基想打一会儿台球，于是就这
样问。
　　　　“不，不去那儿，咱们到‘小圈子’去看看吧！”
　　　　在莫斯科的文学戏剧界里，把位于老皮缅诺夫胡同的文艺界名人俱乐部戏称为
“小圈子”。然而那天晚上在这个俱乐部中并没有什么让马雅可夫斯基感兴趣的玩
艺儿。我想，他也许想在这里吃晚饭，再打打台球，为此才到“小圈子”来的：这
儿有一个非常好、而又不太贵的餐厅，相当不错的台球设备和一位名叫扎哈尔的热
情而又彬彬有礼的台球服务员，他了解每一位顾客的脾气秉性，对每个人都照料得
十分周到。
　　　　但是，我们既没有吃晚饭，也没有打台球。
　　　　“我们随便在哪儿坐一会，聊聊吧广他说。于是，我们就坐在通向餐厅的小走
廊里。餐厅的服务员有两三次走来问我们是否用餐，后来又告诉我们厨房要下班了。
马雅可夫斯基向他表示感谢，但始终没到餐厅去。
　　　　我们来的时候不到12点，却是最后才走的，那时俱乐部都要关门了，大概在清
晨4点钟左右。在长达4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都谈了些什么呢？为什么马雅可夫斯
基选择了我来倾诉心曲？我并不是他最亲近的友人呀。
　　　　我和他相识在1926年的夏天，那时我刚到“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工作。
　　　　现在都很难想像，那时十来个人就能处理那么大批大批的各种各样的文学稿件。
而现在一般出版社所拥有的大队人马却不能保证工作的顺利完成。
　　　　一次，从编辑室里传出了一阵相当厉害的喧哗。我心想，一定是哪一位年轻不
懂事的行政人员在办公室里和人吵了起来。我走进了那间房子，呈现在我面前的是
一幅相当滑稽的景象：一位个头矮小的编辑仰着脸站在高大的马雅可夫斯基面前。
身高几乎两米的诗人双眼看着天花板，嘴里却时而愤怒、时而挖苦地批驳着那位编
辑不太站得住脚的论据。
　　　　原来，诗人交给了出版社一部诗集的稿子，但这部诗稿却被弄丢了。我把马雅
可夫斯基请到了我的办公室，想方设法平息了那场冲突。
　　　　几天以后，我又见到了马雅可夫斯基。他立刻就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坐在了桌
子边儿上，很认真地说：
　　　　“同名的，拿钱来。”
　　　　“为什么呢？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不应该问为什么，而该问做什么用。我要到克里米亚去。”
　　　　“没有合同财务处是不给钱的。”
　　　　“那就是说，想不出啥办法啦？”
　　　　“倒是有个主意，”我考虑以后说，“要是您同意的话，可以组织一次预支。
您为我们写一本儿童读物。”
　　　　过了两个来月，我又见到了马雅可夫斯基。就好像我们昨天才见过面似的，他
很自然地向我伸过来他那只有力的大手，又坐在了那张桌子上，掏出了一本不太大
的笔记本，念了起来：
　　　　“我的这本小书是关于大海和灯塔的。”
　　　　我们立刻就和他签订了合同。
　　　　只是在这几次会面以后，我才或多或少地常去参加他的文学晚会。后来，我自
己也开始写些有关对戏剧的评论文章，又从出版社调到了《莫斯科晚报》工作。我
和他有时在一些人的家里见面，其中包括卢那察尔斯基的家。后来又有了一个时常
见面的机会打台球。
　　　　马雅可夫斯基台球打得很好，当然是对于一个业余爱好者而言。我指出这一点
是因为，即使是最棒的业余爱好者也无法与一个专业球员比赛。在那些年代专业球
员的水平达到了极高的高度，台球室到处都有，各地都进行大规模比赛，当时那些
革命前就已出名的球员还都很棒。　　　　　　　　　马雅可夫斯基很少和专业球员玩，倒不是因为害怕他们：跟他们打球一般都会
因他们让先而达到势均力敌。他讨厌专业打法中的那些巧招诡计，专业打法里一般
都有复杂的策略和相当的狡猾成分。但是他也不喜欢不下任何赌注的“空玩”，只
对那些人所共知的“弱手”做出例外。所以他和卢那察尔斯基玩，后者非常喜欢台
球，可玩得却异常差劲。
　　　　一般说来，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是个非常精细而又明察秋毫的人，然而在
台球室里却变得天真幼稚：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打球的技术不错，只是总不走运罢了。
　　　　马雅可夫斯基打起球来又准又狠，特别是角球打得好，中间球他也喜欢打得干
干脆脆。
　　　　法国人说：“人就是一种风格。”在打台球的风格里，在自己的一举一动
中，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都表现出他那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个性直率、
坚毅、勇敢、有时甚至粗鲁，而与此同时又极富自制力。
　　　　一般地说，待人接物有礼貌和真正的骑士风度是马雅可夫斯基天性中的一部分。
但是不要以为他总是温良恭俭让的，不，绝对不是。当事关严肃的问题，特别是当
他认为要捍卫自己的创作和社会立场、原则和观点的时候，他常表现得相当尖锐和
激烈。此时他就会变得无情，成为一个不屈不挠的斗士。
　　　　尤其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最后见面的那一天马雅可夫斯基似乎完全变成了
另外一个人。
　　　　1930年3月27日的晚上，在“报刊之家”举行讨论会，就梅耶霍尔德剧院上演的
马雅可夫斯基的剧本《澡堂》进行辩论。我应在讨论会上致开幕词。
　　　　那天下午，为了讨论这个剧本以及梅耶霍尔德剧院的演出，在膜斯科晚报》编
辑部里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其成员大部分是大学生，其中包括戏剧学院的学生，还
有几个工厂的工人。那时各报的编辑部都经常请一些工作组来观摩新剧，然后开讨
论会。
　　　　在观看了《澡堂》的演出之后，不赞成者的声音十分强烈，且很一致；而捍卫
此剧的人们发言缺乏自信，甚至显得胆怯。总之，那天晚上对剧本及演出的批判风
暴足足达到了12级。
　　　　反对该剧最为激烈的要算《工人报》了。它写道：“亚历山大·别济缅斯基所
写的《射击》是真正的苏维埃讽刺作品，从中可以感到对我们失误的难过与痛心。
而这个剧只让人感到冷冰冰的怪诞和对我国现实的无耻歪曲。”
　　　　《共青团真理报》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批判也毫不留情：“马雅可夫斯基这次的
作品实在糟糕。很奇怪，为什么梅耶霍尔德剧院会看中了这个作品。”
　　　　这些评价是由于对马雅可夫斯基的不理解而产生的，认为他只不过是当时正在
奋斗的文学流派之一的领导人。此外，他又不是党员，只是一个“同路人”而已。
　　　　谈到《澡堂》，只有一位评论家在这个剧本出现以后开始谈论“马雅可夫斯基
的戏剧”。我当时的感觉是：他的剧本，其中也包括《澡堂》带有一种过渡的性质，
尽管我看到了而且公开承认它们都具有自己的优点。我认为《澡堂》是天才的、独
具一格的作品，但它似乎是没有完成的，不完善的、而且不适合舞台表现的作品。
　　　　在《莫斯科晚报》的会议开始以前，我因有事离开了编辑部，回来的时候看到：
马雅可夫斯基站在走廊里，靠在会议室的门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