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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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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平静。
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站在一起的军人们打算强攻夺取克里姆林宫。然而社会革
命党的领袖们却阻止了他们，说他们的任务在于保卫司令部！该党的中央委员们行
动很不果断，因为他们害怕与布尔什维克的直接厮杀会对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有利。
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想向布尔什维克党，同时也向德国的军事指挥部展示自己的
力量。的确，他们有军队和农民的支持（在进行苏维埃选举时，他们得到了几乎全
体农民的选票）。考虑到这些，他们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在德国掀起革命运动。
社会革命党人的出发点是：没有世界革命的支持，在俄罗斯不可能建立真正的
社会主义。他们的领导人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认为，布列斯特和约使德国革命拖
延了半年。她在7月6日事件以后写给列宁的信中说：“我们在7月里没有想推翻布尔
什维克，我们当时只有一个愿望——进行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恐怖行动，对于扼杀
我国革命的企图向全世界表示抗议。我们的行动不是叛乱，而是半自发的自卫行动，
在遭逮捕时进行了武装反抗，如此而已。”
社会革命党人比较消极的立场使布尔什维克们有可能取得主动权。陆海军人民
委员托洛茨基从莫斯科附近调来了两个忠于布尔什维克的拉脱维亚团，命令他们炮
击波波夫支队的指挥部，几小时之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被迫放下了武器。
7月7日傍晚，叛乱已被镇压下去。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捷尔任斯基的副手）
亚历山德罗维奇以及波波夫支队的12名成员被枪决。
杀害米尔巴赫的凶手——全俄肃反委员会反国际间谍部的负责人雅科夫·布柳
姆金及其搭档尼古拉·安德烈耶夫各被判处三年徒刑。然而他们连这个刑期也没有
服满。在解释此事的原因时，布柳姆金说：
“我反对同德国单独缔结和约，我认为我们有责任撕毁这个给俄罗斯带来耻辱
的和约……
“除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的和原则性的出发点以外，我去完成了这个
行动还有其他一些原因。那些反对犹太人的黑帮分子中有许多人就是亲德的，但他
们从战争一开始却指责犹太人崇拜德国，现在又说犹太人应为布尔什维克与德国人
签订单独和约的政策负责。
“因此犹太人抗议布尔什维克在布列斯特出卖俄罗斯及其同盟国的行动就有着
特殊的意义。而我做为一个犹太人和一个社会主义者，就担负起了去完成这一抗议
行动的责任。”
1919年5月1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布柳姆金恢复了名誉，并让他回到“契
卡”工作。后来他还在情报机关工作过。然而在10年以后，1929年的11月3日，他因
与已被放逐国外的托洛茨基会面而被枪决。
总的来说，当时对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处理还是比较宽大的。社会革命党人认
为，列宁对他们是同情的，因为他的哥哥亚历山大就曾是一个社会革命党人，因企
图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处以绞刑。
7月叛乱对我国历史产生了悲剧性的后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排除出了政治活动，
被赶出了国家机构，因此不再能影响我国的命运。后来，在斯大林时代所有著名的
社会革命党人都统统被处决，俄国的农民阶级失去了自己的保护者，而苏维埃政权
成了一党的统治，它有了更多的理由进行镇压。
全俄肃反委员会成了消灭俄罗斯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工具，只有布尔什维克党
是例外，它在1917年已拥有100万以上的党员。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际上已成
了非法的，他们的命运由“契卡” 的秘密指令来解决，社会主义者的案件根本不送
交法庭：
政治局指示“契卡” 人员把工作重点放在“通过秘密查询和内部情报来消除各
方面的反革命和反苏维埃活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遭到系统的消灭。他们
之中的最后一批，都是些老头子和老妇人了，在1941年的9月11日被枪杀于奥廖尔附
近的森林之中。
许多社会革命党的领袖在奥廖尔的监狱里度过了残年。他们之中就有传奇人物、
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领导者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1917年她被称为俄罗斯最著名、
最有影响的女人，1941年9月11日她也被处决。她曾因为反对与德国人合作而丢掉了
一切，包括自由。尽管如此，她最终被杀害却是由于担心她会投奔到德国人那边去！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洛卡特事件”
1918年，行动十分巧妙的密探们帮助捷尔任斯基消灭了西方国家在苏维埃俄国
的情报网。
1918年夏天，在莫斯科揭发出了所谓的“大使们的阴谋”，虽然当时在莫斯科
并没有什么大使：全世界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苏维埃俄国。
主要的阴谋策划者被认为是英国外交官罗伯特·布鲁斯·洛卡特。革命后，他
奉命到莫斯科来与布尔什维克党建立非正式联系。他同首任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
及其副手和未来的继任者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奇切林相处的关系都不错。
然而，在英国有许多人都对洛卡特持怀疑态度，也不相信他从莫斯科发回来的
情报。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曾这样说：“就算治卡特先生给我们提过一些不对头
的建议，也不能指责我们采纳了它们。”
洛卡特在莫斯科过得相当快乐，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陪伴其著名的情妇布德伯
格男爵夫人。
治卡特曾经十分有趣地描绘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的形象。他写道：
“捷尔任斯基的举止无懈可击，言谈也很得体，只是没有丝毫的幽默感。最奇妙的
是他的眼睛，那双深陷的眼睛闪烁着狂热信仰的冰冷的光芒。他从来都不眨眼，似
乎他的眼皮是瘫痪的。”
洛卡特也曾谈到他曾与这样一些人密切相处，他们一昼夜工作18个小时，他们
身上有一种清教徒和早期耶稣会员的自我牺牲和禁欲主义的精神。
负责审讯洛卡特的是当时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副主席扬·赫里斯托弗洛维奇·彼
得斯。
他给这位英国人看了自己的指甲，说明他在革命前的监牢里受过怎样的酷刑。
洛卡特写道，虽然一般人都认为彼得斯是个毫无人性的恶魔，然而在他的性格中却
看不出这种特征。彼得斯告诉洛卡特，每签署一份死刑判决书，都会使他感到生理
上的疼痛。“我想这是真的”，洛卡特写道，“在他的天性中有很大一部分多愁善
感的东西，然而他是一个有着狂热信仰的人，他致力于实现布尔什维克的目标，认
为这是自己的职责。而这种思想感情是不允许有怜悯之心的……这个奇怪的人不知
为什么对我感兴趣，他决心向我证明：在一些小事上布尔什维克也可以像资产阶级
那样具有骑士风度……”
在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之后，人们都已明白苏俄不会再同德国作战了，此时协
约国的同盟者们就下定决心要推翻布尔什维克，让一个能继续与德国打仗的新的俄
国政府上台执政。
洛卡特首先同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萨温科夫取得了联系，并把这位社会革
命党武装分子头目的计划送往伦敦。该计划声称：“在协约国军队于俄罗斯登陆的
当天晚上就杀死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袖。”英国人自己当然不会去杀革命的首领们：
为此他们有当地的代理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情报机关干得很有成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棒的
特工机构。然而在俄国活动的却是些一知半解的角色，他们当中最主要的人物是在
俄罗斯出生的有英国国籍的西德尼·赖利，这是一个冒险家，不切实际的幻想家。
洛卡特和赖利输给了捷尔任斯基。后者派了两个拉脱维亚的“契卡”人员打进
了他们的队伍。这两个人假装成对革命感到失望的红军军官，向他们建议暗杀列宁
和托洛茨基。但是西德尼·赖利却认为，用不着杀掉他们，让他们当众出丑就够了
——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裤子脱下来，让他们只穿着内裤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游行示
众。
在彼得格勒“契卡”主席乌里茨基遇害和列宁遭枪击的事件发生以后，所谓的
“大使阴谋案”也立即被破获了。洛卡特和其他数名英国人被捕，后被押解出境。
1925年，在可以与反苏地下人员领导者会面的允诺下，西德尼·赖利被诱骗到
苏联。9月28日他越过国境并在“契卡”人员的暗中监视下到了莫斯科，一到这里便
立即被捕了。他出据了所有要他提供的证词。然而对他并未开庭审判，1925年11月
5日就将他处死了。四个“契卡”人员把他带到城外，说是去散步，却从背后向他开
了枪。后来又向前胸补了一枪，之后便将尸体带回，次日埋在了国家政治保安局在
卢比扬卡的内部监狱的院子里。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两个浪漫主义者
在捷尔任斯基时代，在情报机关与外交机关之间发生了冲突。直至今日，这种
冲突也未获得妥善的解决。
1921年底，外交人民委员部迁到了位于铁匠桥街21/5号的楼房里，那儿原来是
一家名为“俄罗斯”的保险公司的旧址。外交人民委员部在此一直呆到1952年，当
斯摩棱斯克广场上新建的高层建筑交付给外交人员使用的时候才搬走。
从外交人民委员部到位于卢比扬卡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大楼只有两步之遥，外交
官们常不无讽刺意味地称“契卡”人员为“邻居”。这个词儿流行起来，一直沿用
到现在。
然而，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却远远不是睦邻友好的。苏俄历史上的第二位外交
人民委员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奇切林敢于做他的继任者们所不敢做的事：他
公开地与“契卡”人员争论，并对他们采用的工作方法表示气愤。
人民委员奇切林简直就不像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他是一个对事业无限赤诚的理
想主义者，是作为一个不能适应苏俄生活的悲剧性人物被载入史册的。然而正是这
个没有任何苏维埃特征的人，奠定了苏维埃外交活动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一直沿
用到苏联解体。
捷尔任斯基和奇切林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人都是贵族出身，生长在有教养
的家庭里；两人都是不知疲倦的、勤勤恳恳的劳动者，对事业无限忠诚的理想主义
者。奇切林的革命禁欲主义甚至叫人看了害怕。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奇切林的父亲也是一个外交官。一次，有人要同他
决斗，他由于宗教信仰上的考虑而拒绝了。这件事使他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回到了
自己在坦波夫省的卡拉乌尔庄园。又因为害怕由于拒绝去决斗而被人说成是懦夫，
他自愿以红十字救护队员的身份去参加了巴尔干战争，回来时已身染重病——肺结
核。
父亲的病重和去世给奇切林的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他生活在脱离现实生活的、
充满某种激情的气氛之中，是一个孤独的孩子。他觉得自己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他渐渐地变得自艾自怨，妄自菲薄。
他自己曾说，在大学毕业时他情绪极度低沉，厌倦生活，向往神秘主义。但是
后来他接近了革命者并帮助他们，1904年为躲避拘捕流亡到了国外。他结识了卡尔
·李卜克内西，视他为革命的理想人物。侨居国外时，他以亡母留给他的遗产度日，
并将金钱慷慨地赠给党做活动经费。
1918年1月8日，奇切林被任命为人民委员的助手，三个星期以后这个职务改称
为副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赋予了他“在托洛茨基不在时”决定事务的权力。3月1
3日，他被正式任命为“人民委员的临时副手”，5月30日被任命为人民委员。
他是个意志坚定的单身汉，他像个修道者似的把办公室变成了自己的禅房，每
天几乎只靠面包和清水过日子。奇切林自己承认，他惟一的乐趣是一只小猫。
他的办公室里有一架钢琴，他喜欢弹莫扎特的曲子，有时也即兴变奏。他曾写
过一本关于莫扎特的书，但此书出版时他已故去多年。奇切林曾在给他兄弟的信中
写道：“我有的只是革命和莫扎特。”
他几乎能讲所有欧洲国家的语言。有一次他甚至用拉脱维亚语发表了演说。在
年纪已经很大了的时候，他还开始学习古犹太语和阿拉伯语。
奇切林就住在办公室旁边，他认为一个人民委员应该时刻不离战斗岗位。在有
急电来或者应给驻某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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