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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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助手波斯克列贝舍夫和保卫总局局长弗拉西克，因为他怀疑他们向贝利亚通风
报信。而他不希望如此。”
　　“那么斯大林是否想过贝利亚可能冒险？”
　　“他认为他是一个可能干出任何事情的冒险分子。贝利亚感觉到对他的包围圈
越来越小。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后来说，当他给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打电
话的时候，后者只用‘是’或‘不是’来敷衍。他甚至害怕交谈。这发生在他同当
时的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的谈话被录音，而阿巴库莫夫几周后被送进监狱之后。”
　　“贝利亚意识到等待他的是什么命运了吗？”
　　“当然！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也一样岌岌可危，但每个对受到领袖宠爱还抱有
一些希望。而贝利亚只盼着斯大林在抓他之前一命呜呼。他掌握着有关领袖健康状
况的准确消息。要知道，他的遍布各类职位。”
　　卡冈诺维奇后来说：“贝利亚曾对我们讲，假如斯大林敢逮捕他，肃反工作员
会造反的。”正因为如此，他的同志们在1953年6月也不敢只是撤销他的职务，而是
将他逮捕。他们不想让自己遭到报复。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一批冤案平反及“解冻”
　　马林科夫成了党和国家第一号角色。但他的权威和意志力都不足以使他成为头
号物。因此他同贝利亚结盟，以求稳住政权。他们暂时还没有认真看待赫鲁晓夫，
没有把他当成竞争对手。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组成了三领导集团。但贝利
亚不把其他同事当回事，而是独立行事。
　　他们同贝利亚的差别在于，他们怀疑自己能否治理好这么大一个国家。他们长
时间地习惯于执行斯大林的命令，以至于许多的意志都变得麻木了。而贝利亚则毫
不怀疑地认为，他能够完成任何任务。
　　在国家其他领导成员还在艰难地适应新角色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行动了独
立而自信。他掌握着一切手段，国家安全机关无所不能，谁也不敢质问：您在那儿
搞什么呢？
　　担任内务部长后，贝利亚立即建立了4个班子，分别审查“医生案”、“米格列
尔案”、被指控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反革命组织的安全部工作员一案以及苏联国防部
炮兵总局被捕工作员一案。然后他又组建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审查对苏联空军领导
层和航空工业部工作员的指控。
　　4个班子很快就报告：所有案子都是凭空捏造的。由贝利亚签发的命令中说：前
苏联武装力量部除奸反间谍总局的侦查是主观而又肤浅的。
　　此后立即开始为战后被逮捕的那些著名的军事指挥官平反昭雪。
　　4月2日，贝利亚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关于谋杀国家犹太剧院艺术指导、苏联民
演员所罗门·米哈伊洛维奇·米霍埃尔斯的情况的材料。
　　4月3日，应贝利亚的倡议，中央主席团通过决定，为因“医生杀犯”一案而被
捕的恢复名誉：
　　“批准苏联内务部的建议：
　　l）释放因所谓的‘医生破坏分子案’而被逮捕的医生及其家庭成员共37并
为其彻底平反；
　　2）对那些想方设法捏造这一挑拨性案件并粗暴违反苏联法律的前国家安全部的
工作员追究刑事责任。”
　　4月4日，贝利亚签发了《关于禁止对囚犯采取任何强迫措施和体罚措施》的命
令：
　　“认定在国家安全部机构的侦查工作中存在严重违反苏联法律，逮捕无辜的苏
联公民，肆无忌惮地伪造侦查材料，大量使用各种逼供方式严刑拷打囚犯、昼
夜用手铐将双手铐在背后（个别情况下持续达数月之久），长时间不让睡觉，脱去
犯衣服将其关入冰冷的囚室等现象。
　　“在前国家安全部领导的指示下，在列福尔托沃监狱和内部监狱，拷打囚犯在
专门为此配置了刑具的房间中进行，并由那些从监狱工作员中专门挑选出来的组成
一个特别小组用各种各样的刑具来实施。
　　“这种极其残暴的‘审讯方式’致使那些无辜被捕的被侦查员折磨得体质下降、
精神压抑，而其中个别被折磨得没有样。
　　“伪造材料的侦查员利用囚犯的这种状态，将预先编造好的供认曾从事反苏活
动和间谍恐怖活动的‘认罪书’强加于他们。
　　“类似这样不道德的侦查方式将办案员的努力引上了欺骗的道路，而国家安全
机关不再关注同苏维埃国家的真正敌之间的斗争一”
　　重新审查的只有那些同贝利亚无关的近一个时期的案子。至于其他被抓错了的，
他没有去考虑。
　　然而当1953年4月4日《真理报》刊登了内务部关于为“医生杀犯”恢复名誉的
公告时，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是首次承认国家安全机关犯了罪。社会上的
紧张局面得以缓和。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1953年大赦
　　贝利亚将内务部变成了权力中心。他在这几个月将其能抓到的一切机构都置于
他的领导之下，甚至包括部长会议报刊保守军事和国家机密全权代表公署（新闻检
查机关），以及地理测量和地图绘制总局。
　　不过，他不再让内务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将所有用犯劳动的建筑工程局和工
业企业都分配给了各专业部。他只是讨厌从事经营活动。他想当政治家。
　　工业建筑工程总局和专业工程总局并了从事核武器生产的部长会议下属第一总
局。
　　劳改营里的囚犯以及劳改机构和武装警卫队的工作员也就是整个劳动改造
营管理总局和儿童教养所，他都交给了司法部。
　　他放弃了一切，除了用来关押特别危险的国事犯（间谍、破坏分子、恐怖分子、
托洛茨基分子、社会革命党和民族主义者）和以前那些战俘当中的战犯（德国和日
本）的特别劳改营和特别监狱。内务部特别劳改营里共关押着22万。他们直到赫鲁
晓夫时期才被释放。
　　贝利亚组织发起了1953年的大赦。这次大赦被认为是极其错误的。实际上，此
次大赦给那些因犯轻罪而坐牢的打开了通往自由的道路，而后来犯这类罪行已不会
被抓去蹲监狱了。
　　1953年3月26日，贝利亚致函中央主席团，说在劳改营。监狱和劳教所共有250
万。大部分囚犯并不会给社会带来危险：这是些妇女、少年、老和病。
　　这样庞大的一个数字是由战前苏联开始实行的严酷的司法制度造成的，那时，
私自离开工作岗位、读职、经济犯罪、轻微投机倒把和偷盗都要蹲监狱。
　　而1939年6月15日发布的一项命令还禁止因犯工作出色而提前将其释放。此命令
是斯大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说了一番话之后出台的。斯大
林说：“我们做得不好，破坏了劳改营的工作。这些当然需要获释，但从国家经济
的角度来看这就不好了……不能让这些留下来工作吗？是不是可以给他们奖赏，颁
发勋章？可以提前让他们成为自由，但要让他们作为雇佣工留下来搞生产……这就
像我们过去所说的自愿与强制买公债，这里就叫做自愿与强制留下来。”
　　从30年代中期起，对刑法典的大部分修改要么是斯大林本的倡议，要么是根据
他的指示进行的。
　　1942年2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对那些没有干满法定劳动日的集体
农庄庄员进行刑事处罚的命令。
　　从1940年起，生产劣质产品的工厂厂长要被判刑5…8年。强奸罪从此比杀罪判
得还要重。
　　1947年通过了关于加重盗窃犯刑事责任的命令。犯被判处长期监禁。因犯此类
罪行而坐牢的有120万。少年因小偷小摸而被判几年。在莫斯科，一名13岁少年因从
合住的邻居家里偷了两罐果酱和一点面包被判了5年。
　　在劳改营里有3万是集体农庄主席、旅长、工程师、企业领导，他们因演职、经
济犯罪和触犯军法而被判5至10年。
　　牢里有40万妇女，其中有6000名孕妇和35000名有着两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坐牢
的还有24万老年和3　1000名因小偷小摸和流氓行为而被判刑的未成年。
　　贝利亚建议释放约100万。那些被判5年以上徒刑，犯有反革命、抢劫、巨额侵
占盗窃和谋杀罪行的不在大赦之列。
　　与此同时，贝利亚建议尽快修改立法，减轻非严重罪行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对
经济犯罪、日常生活中的违法行为和读职罪通过行政措施予以惩罚。
　　贝利亚在信中写道，法院一年要审理150万的案子，其中有65万被判监禁，而他
们当中有一半所犯的罪行并不会给国家带来特别的危险。如果不改变立法，那么一
两年后，劳改营里又将有大约300万……
　　1953年3月26日，贝利亚向中央主席团提交了一份材料并附上了最高苏维埃主席
团《大赦令》草案。草案是由内务部与司法部和总检察长一同起草的。贝利亚的建
议一下子就通过了。3月28日，《大赦令》正式公布。　　　　　　　　　　　120万被释放，40万的案子停止侦查。大赦当时被称为伏罗希洛夫大赦，因为在
命令上签的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的名字……
　　贝利亚的第一副手的弟弟阿马亚克·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中将1953年春天曾
对自己的一名下属说：“你根本无法想象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想要干什么。他不
仅会彻底打破我国的现有秩序，而且要打破各个民民主国家的秩序。”
　　贝利亚拒绝增加国防开支，他对将军们说：“你们花的钱太多了。”1953年3月
27日，贝利亚向部长会议递交了一分报告，建议放弃许多耗费大量预算资金的昂贵
建设项目。这一主张得到许多州委书记的赞同。
　　由内卫部队承建的和占用大量力物力的建设项目被停了下来，其中包括土库曼
主运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自流运河、伏尔加河波罗的海水上通道、顿河
下游水利枢纽。北方的铁路和公路项目。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显然想减轻农民的负担，下放经济管理权，推行较为自由的
政策。
　　他们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重视日用消费品的生产，马林科夫后来为此而
受到指责。1953年4月1日，报纸上公布了占了一整版的一份长长的减价商品清单。
　　贝利亚还插手国际事务。
　　在战争进行到第三年时，朝鲜和谈开始。在匈牙利。斯大林主义时代结束，纳
吉，伊姆雷首次成为总理，他1956年再次领导这个国家。匈牙利危机逐渐使另一位
国家安全机关首脑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得到了权力。
　　贝利亚试图同南斯拉夫恢复在斯大林时期破裂的关系。他委托自己的情报员安
排他同亚历山大·兰科维奇秘密会面。兰科维奇在南斯拉夫领导层内担任的职务同
他一样。他是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内务部长。但他们没有来得及见面。
　　1953年夏天，东德局势恶化。其领导推行的不当政策、生活水平的低下特
别是同西柏林相比，当时还可以自由前往西柏林导致了6月17日的民起义。起义
者在占领了民主德国的所有城市之后，被苏联坦克镇压了下去。这使们对在东德建
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是否正确产生了怀疑。
　　莫斯科内部的意见出现了分歧。贝利亚认为，“没有必要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
主义，必须让西德和东德合并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资产阶级国家”。重新当上外交
部长的莫洛托夫强烈反对他的主张。当时争论的结果是莫洛托夫获胜，因为6月26日
贝利亚被逮捕。从历史角度来看，贝利亚更接近真理。
　　在被捕前不久，他将驻外国的主要情报头子召回了莫斯科，目的是向他们布置
新任务。他还撤换了内务部驻民民主国家所有代表机构的领导，派去的全都是些很
年轻的。代表机构原来的领导全都接受外语考试，通过的被降职任命，没有通过的
调回莫斯科。而当时远非所有都懂外语，他们习惯于工作时带上翻译。
　　历史学家尼基塔·彼得罗夫写道，贝利亚差不多将内务部驻东德代表机构员裁
减了90％，此前在那里工作的肃反员达2200。贝利亚认为，苏联军官不合理地取代
了民主德国的国家安全机关，并妨碍了他们的工作。在东德留下了300名肃反员，而
且他们履行的已完全是顾问性质的职能。
　　维塔利·根纳季耶维奇·切尔尼亚夫斯基1953年担任内务部第二总局（对外情
报局）某处处长，他对我讲述了贝利亚突然将其叫去，派他前往罗马尼亚一下子担
任两名罗马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