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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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制造军事技术装备：飞机、发动机、军舰、大炮。那里共有将近500名犯人，
他们被分配到各个军工厂和科研院所。
　　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科库林和尼基塔·彼得罗夫列出了一份长长的清单，记录
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保密处的犯人在战争期间研制出的产品。单子上所列的产品
包括在设计师图波列夫、佩特利亚科夫和米亚西谢夫领导下制造的三架轰炸机、飞
机发动机、鱼雷艇、无线电台……不难想象，假如这些杰出的科学家们没有被关在
劳改营里，他们能做多少事情……
　　“在签署文件之前，你要确认一点，如果因为这份文件而开始抓人进监狱，那
么你将是黑名单上的最后一位，”这是曾被斯大林吓得要命的我国炮兵司令尼古拉
·德米特里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元帅的座右铭。反导弹系统的总设计师格里戈里·
瓦西里耶维奇·基苏尼科在自己所著的《秘密区域》一书中回忆起了这句话。
　　格里戈里·基苏尼科本人则因制造了防空导弹系统而闻名于世。该系统曾于19
60年5月1日击落了美国的U…2侦察机。他当上了院士、奖金获得者、将军、议员，
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不安中度过的：人事部门的干部和机关同事会不会知道
他的父亲是谁？
　　而总设计师的父亲是一名火车司机，他于1938年4月因一项捏造的指控“参
加反革命暴乱组织”而被枪毙。儿子隐瞒了此事。多年以来，他的脑海中总是出现
一幕幕可怕的幻像：警觉的人事干部发现了在他的个人档案中用其他颜色的墨水笔
填写的那行字，随后他被揭发，整个生活被毁掉他失去工作，要不就是失去自
由。
　　他也无法忘记叔叔过了好久在喝了两杯白兰地酒之后说出的一席话：“为给你
的父亲报仇，一个卑鄙龌龊的告密者在你的两个叔叔的帮助下非常偶然而又非常保
险地死在了火车车轮之下
　　战争结束后，年轻的基苏尼科被分配到了苏联军械部第一特种局。该局在小贝
利亚谢尔戈·拉夫连季耶维奇的领导下制造了苏联导弹武器。这里的主要
专家是从德国带来的德国导弹专家和我们的科学家，这些人仍然呆在劳改营，每天
被押送上班。
　　基苏尼科介绍了军工综合体所享受的特别优厚的条件，这可以说明，为什么那
些武器制造者如此怀念苏联时代。军工综合体得以成功运作的基础是斯大林奠定的。
他曾对导弹制造者们说：“你们将有权动用任何部委的任何单位来完成工作，可以
不受任何限制地使用必要的物资和资金来确保这些工作的进行。”
　　他们获得了一切有林中的小屋，有专用餐厅，有专门的医院，还有汽车。
需不需要再说说试验场上令人愉快的好事情呢？坐飞机去趟中亚，采购西瓜、香瓜、
葡萄。在一系列成功的试验之后，总书记对总设计师说：“派人到所有加盟共和国
首都去采购食品、葡萄酒、伏特加、啤酒、白兰地，要满足所有人的口味，然后以
政府的名义办一次举世未见的盛大宴会。”
　　一位部长曾对设计师们说了大概这样一番话：‘“你们要的一切都给了你们。
我想，要是你们提出请求的话，连大剧院的马也会给你们的。现在该你们付出了。”
　　一旦某个设计方案获得特别重要的地位，它便财路大开，不受限制，格里戈里
·基苏尼科写道，人们就像苍蝇看到了蜂蜜一样，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希望从公
家的这块大蛋糕上切下一块来享用。因此，导弹和其他装备的获得对国家来说的确
是代价高昂，倾家荡产。
　　然而，武器制造者圈子里的气氛是极其冷酷无情的。
　　基苏尼科回忆道，有一次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本人将他拉进汽车，
把分隔司机与后面客座的玻璃挡板放了下来，愤恨地问他：
　　“我们对这个土匪得忍到什么时候？”
　　“土匪”是指一位同样有名的设计师，当时他吉运高照，因为他非常聪明地将
党和人民的一位领导人的儿子调进来工作。
　　政治局成员的子女喜欢到军工综合体这个帝国里来工作。小乌斯季诺夫负责建
造履带式激光器，小苏斯洛夫则担任无线电电子系统秘密研究所的领导。
　　设计师们无情地陷害竞争者，为的是不让他们与之分享“干草”这是他们
围内对勋章和其他各种奖章的称呼。他们还特别害怕那些轻易就可以毁掉他们的生
活的国家安全机关的军官。
　　据说，贝利亚有一次去看望了被监禁的航空设计师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图
波列夫，此人后来成为科学院院士，当上了上将，曾是列宁奖金和三届斯大林奖金
的获得者，曾被三次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图波列夫试图向人民委员解释，
他没有犯任何罪。贝利亚将他的话打断：“亲爱的，我本人知道你没犯任何罪。你
的飞机就要飞上天空，而你也将获得自由。”
　　到了赫鲁晓夫时期，已经获得过国家各种奖章奖金的图波列夫院士曾对第一书
记抱怨说，过去坐过牢这件事拖累着他，并且影响到他的子女。赫鲁晓夫安慰他：
“图波列夫同志，您可以安心地去工作。我向您保证，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
将下令销毁那些与您有关的文件，使您在任何地方填写任何表格时，都不用写您曾
经被逮捕。”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斯大林家族里的幸福童年
　　在回忆过图波列夫的经历之后，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院士又开
始思考劳改营管理总局的那些管理者的命运：“我有时在想：这些人的动机是什么？
功名心？恐惧？工作的欲望？权力？信念？我找不到答案。”
　　作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已经有半个世纪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作家列夫·埃马努伊洛维奇·拉兹贡在铁窗后度过多年，关于看守和劳改营管
理总局的普通工作人员，他是这样写的：“他们同我们不是同类，他们跟过去的我
们不是同类，跟现在和将来的我们更不是同类。同这些人不可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对待他们不能像对待人那样，他们只是装扮成人样。同他们交往时也要假装
把他们当人看。但你要坚信，他们只是假装成人……”
　　拉科西·马加斯战前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后来领导匈牙利共产党和政府很
长时间，他留下了一本很有意思的回忆录。他引用了当时有名的科学家瓦尔加院士
的一席话。瓦尔加对他说：“正派人不去当侦查人员或是秘密警察。只有社会渣滓
才去那里，这些家伙感兴趣的当然不是事业，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功名，他们尽量
多地怀疑他人，努力把他人投入监狱，直到最后营造出这样一种气氛：所有人都像
是可疑分子，都像是怀疑者和被怀疑者。”
　　职业党务工作者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涅纳舍夫写道：“内务人民委员部
第一次给我留下印象是在1937年冬天，它在我的意识当中像是一种不祥之物，它能
从我们的家中抢走父亲，甚至剥夺我们赖以生存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区内务局
的木制大房子离我姑姑家的土窑不远，我在区中心上学的那些年一直住在姑姑家。
每天，当我从内务局那被厚实的帷帝遮挡住的窗户跟前走过时，我总想，这些窗户
后面隐藏着些什么秘密呢？我当时不可能明白很多事情，但像一头小兽一样本能地
感觉到，这所房子里将发生某种对我、对其他人来说不幸的、危险的事情……”
　　在斯大林时期，肃反人员采用轮班工作制。他们建立一个班组来完成自己那部
分工作。在这期间他们获得了一切物质财富、称号、职务、勋章、荣誉、名声、
同领袖交往的权利。从被捕者那里没收来的贵重物品要转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
供商店，商店只向本部职员出售商品。当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后，就轮到下一个
班组了。原来的班子被解散，新来的人又获得了一切。
　　在这个可怕的帝国里有时也能遇到好人不打人的侦查员、天生并非恶人的
监狱值班看守、并不那么凶恶的劳改营监督员。这些人极少遇到，但遇到他们可是
福气。
　　卢比扬卡的主人们基本上可分为两类。那些无可争议的崇拜者对斯大林无限忠
诚，他们以斯大林的名义枪毙犯人，念着斯大林的名字死去。而那些追逐个人名利
的人则会轻而易举地适应党的方针的任何转变：需要杀谁，他们便杀谁。渐渐地，
第一类人几乎不复存在。
　　可是否应当把劳改营管理总局和整个卢比扬卡的主人都视为大恶人，看作是用
自己的罗网缠裹住整个国家的鬼呢？将罪责归咎于某个生来就带有魔鬼印记的人，
然后如释重负地说上一句：“一切事情都怪他！”这种做法的确很诱人。
　　可是要知道，他们当中的每一位都是他们领导的部门所需要的人。其他人在这
个位置上也会做同样的事情。要不他会选择其他工作岗位……
　　从某种程度上讲，有权有势的部长或人民委员只不过是这个似乎是独立存在的
宏大体系当中的一颗螺丝钉。
　　但他同时也在给这台机器紧扣，也在调试并开动这台机器。事实上，这一装置
之所以能够工作，仅仅是因为国家安全机关成千上万的干部和更多的志愿助手心甘
情愿地给自己选择了这一工作，并且为此而感到骄傲。
　　他们使全国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他们为许多人设立了专案文件，国家安全机
关人员渗透到了所有的社会阶层当中。
　　他们使人堕落腐化，使那些原本看上去正派文明的公民为了摆脱恐惧，或是为
了钱财、房子、出国，再或者仅仅是指望获得领导的垂青，出卖自己的亲人、邻居
和同事。　　　　　　　　　　　对被捕和对劳改营的恐惧致使人身上所有那些恶的东西暴露无遗。这让人觉得，
坏人比重大于常人。人们之所以坚持不住，是因为他们面临万丈深渊。恐惧和不信
任在苏联社会中成了一种推动力。其结果是遏制了一切首创精神和自我承担责任的
意愿。
　　可是这些人能否选择另一种命运，不用害怕会消失在劳改营管理总局里呢？当
时的人们受到的判决难道还不够严厉吗？要知道，肃反人员要么执行命令，要么就
得死。如果一颗螺丝钉坏掉了，它立即会被另一颗所取代。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潘琴科院士在一次采访中指出：“奴颜婢膝之徒和
走狗们说：‘时代就是这样。’时代总是不好的，而我们能否超越它这取决于
我们。在苏维埃政权时期仍然可以做个正派人，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我敬
重的一位老师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托马舍夫斯基说过：‘别担心，在任何最丑
恶的制度下都会给正派人留下两三个位置的。”’
　　还应当考虑到，对不少人来说，在劳改营管理总局和卢比扬卡工作不仅给他们
提供了生存的手段，而且也给他们创造了享有特权的生活方式。那个年代在内务人
民委员部系统工作的大约有10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家人就是几百万人，对于他们来
说，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存在没什么可怕的。而如果再把党和国家的机关干部及其家
人也算进来呢？如果我们的社会里对斯大林的迫害。对劳改营管理总局和国家安全
机关有着相互对立的看法，那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国内有多少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部一克格勃的将军，劳改营和监狱里有
多少监督员，多少侦查员捏造出多少命案！但他们的孩子怎么样了呢？他们长大以
后成了什么样的人？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父辈？谴责？咒骂？还是相反，赞颂他们？
　　没有这类书籍。谁也没有找到“卢比扬卡的”孩子，没有问过他们。这里需要
的不是小说，而是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那种严肃的纪实性文体。
　　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此类书籍呢？这是因为，这种文章不仅读起来可怕，写起
来也可怕。
　　作家列昂尼德·马克西莫维奇·列昂诺夫的才能看来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有人
在苏联时期就问过他，为什么他再也不写东西了？他回答：“尝试过，曾经挖得深
了一些，突然惊叫一声，赶紧把坑填上，再用脚踏平。”
　　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是斯大林妻子的侄子，他编写了阿利卢耶夫斯大
林家的家谱，并撰写了《一个家庭的纪事》一书。
　　在他还是个3岁小孩时，他的父亲便被枪毙。过了整整10年，他母亲又被囚禁。
父亲他几乎不记得了，只留下了诉讼案。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