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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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不符合现代思想艺术的要求。
　　“格拉祖诺夫利用不能容许的自吹自擂方式，促使展览会上形成了某种令人激
动和投机的气氛。尽管造型艺术分会只同意印刷300份海报，但格拉祖诺夫在红旗印
刷厂制作了1500份海报，并亲自与自己的崇拜者一道在市区张贴。在同外国人谈话
时，格拉祖诺夫吹嘘说，他为了这一目的把莫斯科划分成一个个小方块，对自己认
识的外国人居住的地方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格拉祖诺夫预先通知了一些外国人，并
邀请他们同亲朋好友一道参观展览。
　　“在展览开幕的当天，当有两幅展品被撤下时，格拉祖诺夫声称：‘最好的两
幅画被拿走了。’在一部分参观展览的人中间有流言说，格拉祖诺夫是得不到画家
协会莫斯科分会承认的‘受难者’和‘真理的斗士’。这是由格拉祖诺夫在展览会
上的行为所引起的，他经常向观众抱怨说，他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不被承认……”
　　1965年9月，安德烈·多纳托维奇·西尼亚夫斯基和尤利·马尔科维奇·达尼埃
尔两位作家被捕。克格勃把他们的行为定性为“特别危险的国事罪”。这一罪行是
指他们两个以阿布拉姆·捷尔茨和尼古拉·阿尔扎克为笔名在国外发表文章。1966
年2月，法院判西尼亚夫斯基7年监禁，判达尼埃尔5年监禁。
　　1965年10月初，谢米怡斯内和苏联总检察长罗曼·安德烈耶维奇·鲁坚科向中
央递交了一份详尽的报告：
　　“兹作如下通报：据现有材料证实，最近几年苏联人通过非法渠道交付发表的
作品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广泛的流行。通常，这是些具有各种政治危害作用、
以经过伪装或赤裸裸的反苏内容为题材的文学‘著作’。
　　“在这些书中占据特殊地位的是莫斯科作家塔尔西斯、曾被判过刑并患有精神
病的列宁格勒作家纳里察以及阿布拉姆·捷尔茨和尼古拉·阿尔扎克（这两个笔名
下隐藏着的是目前已被捕的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联作家协会会员
西尼亚夫斯基和文学翻译家达尼埃尔）等人的中篇小说。
　　“这些人的书大量出版发行。这些书被敌人的宣传中心积极用来炮制西方国家
的反苏社会舆论，散布所谓《苏联的真相》，并被恶意地弄到苏联来……
　　“一些作家的手里有极其重大的反苏作品，这也引起了一定的担忧。我们认为，
这些作品不可能在苏联发表，可如果外国出版社得到这些作品，则可能对国家的政
治威望造成重大损害。尤其是索尔仁尼琴尚未发表的长篇小说《头号圈子》和在搜
查捷乌什家时发现的他的其他一些作品，有关这一点已向苏共中央作过汇报……
　　“我们觉得除采取一些行政措施外，还必须在作家中间开展相当广泛的解释和
预防工作……我们认为采取下列行动是适宜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把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的实质通知苏联和俄罗斯联
邦作家协会的理事会、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领导人以及作家协会莫斯科和列宁
格勒分会的理事会。
　　“在侦查结束和被捕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责任问题解决之后，苏联作
家协会应确保作家们参加本案的最后一部分工作，这一问题将由苏联检察院、克格
勃和司法机关负责解决。
　　“苏联检察院和克格勃应该把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头号圈子》和他的两个
剧本《劳动的共和国》和《胜利者的宴会》的手稿作为例外予以没收，然后保存在
克格勃的档案中。
　　“责成苏联作家协会经相应的党的地方机关同意，召开党员和作家积极分子会
议，商讨如何利用反苏报刊撰稿者的刑事案件调查材料提高作家们的思想水平。就
这些问题准备能够在苏联和外国刊物上发表的材料。
　　“至于塔尔西斯，应对原先所作的关于逮捕他并随后进行强制治疗的决定加以
改动，目前更为合理的做法是允许他出国，离开苏联，禁止他人境回国。
　　“这种措施有助于防止各种关于塔尔西斯受到‘迫害’的语言中伤，在采取上
述预防措施的情况下，还有助于制止各种‘保护塔尔西斯委员会’的行动，在塔尔
西斯被逮捕的情况下，这些委员会肯定会把他的名字同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
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在政治上未必对我们有利。”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你怎么会让他逃走呢！”
　　克格勃主席一天要阅读300…500页各种文件。
　　弗拉基米尔·谢米怡斯内说：“我经常扮演的只不过是转送站的角色：主要读
者是别人。但既然我要签字，那我就要进行修改、校订，要求作些加工。既然签字，
那就要负责。情报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涌来。到处都有我们的间谍。所有人都想
表明自己是在工作。有时把当地报纸上的文章摘编一下转发回来。分析处会把这些
材料都扔掉。驻外间谍发回的密码电报中也许只有一句话有用，两三页纸都得扔进
废纸篓里。”
　　谢米怡斯内接着又说：“情报局长向我表示，一些驻外间谍的工作相当出色。
而研究了密码电报的分析员写道：这是两周前报纸上已登过的东西。驻外间谍起草
电报，把它译成密码，然后占用通信线路发回，这里再进行解密。这要花多少钱呀！
可他发回的却是报纸上的消息，而且专挑莫斯科根本收不到或很迟才能收到的刊物。
他们为什么要摘编报纸呢？这样干比较轻松……”
　　1964年，情报人员、造船工业部部长的儿子尤里·诺先科投入美国人的怀抱。
当时他是去瑞士出差。诺先科是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美国处的副处长。
　　弗拉基米尔·谢米怡斯内说：
　　“当时我们在世界各地撤换了300人。也许他不知道这些人，但我们应该采取保
险措施。我对赫鲁晓夫说：‘要不我们求求美国总统林顿·约翰逊，就说诺先科是
部长的儿子，出了些不愉快的事，也许会把他还给我们？’
　　“赫鲁晓夫非常形象地回答我说：‘你自己弄了一身臭狗屎，你得自己弄干净。’
他还当着中央主席团所有成员的面谈起这个话题。当时米高扬说：‘尼基塔，我们
不妨这样办：让谢米怡斯内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再从中央委员会给他派一个人主管
人事问题。’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马上把他顶了回去：‘你不要多管闲事。这算怎么回
事呀他管日常事务，却由另外一个人负责给他选拔干部……’
　　“我走开了，没曾想一名安全工作人员追上来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要
见您。’
　　“赫鲁晓夫已平静下来。他态度和缓地说：‘我说话声音高了些，你不要往心
里去。’
　　“我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这样冲我嚷嚷，然后我去教训自己手下
的人，他们再去教训驻外情报官员。您知道这会使他们养成什么样的习惯吗？会使
他们4年里都无所事事，只想着如何避免不愉快的事。我们会使他们丧失勇敢精神，
使情报机关失去斗志。冒险是需要的：不人虎穴，焉得虎子。现在只好抄抄报纸，
因为每千件事都要挨一顿批。
　　“我们应该以一种更为平常的心对待挫折。因为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冷战’，
既有胜利，也有损失，既有战利品，也有挨偷的时候。把对手形容为傻瓜的年代已
结束了。
　　“赫鲁晓夫又激动起来：‘你怎么会让他逃走呢！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了
15年，足以摸清他的底细了。据说，他曾被一个学校开除，又被另一个学校……’
　　“我反驳说：‘如果我对安全机构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部长的子女们进行重新
审查，那您会对我说什么？部长们会怎样看我，如果我连他们的子女都信不过的话？’
　　“据我们后来了解，诺先科同父亲用打台球来赌博，他知道母亲有情人。有时
我们不得不对别人的私生活刨根问底，为自己寻找辩护的理由。因此，我就该去探
听所有人的这种私生活吗？
　　“我在克格勃工作了6年。大约在第三年的时候我从上报给我的文件中了解到，
世界形势和我们国内的生活恶化了。给我的书面报告可不会谈成绩。这让人无法忍
受，我需要放松。我开玩笑说，我一年要休三次假才能得到放松。于是，我在动身
前对我的第一副手说，只有在特别重要的情况下才能给我打电话。其他方面我百分
之百放心。在疗养院，我的床旁和办公室都装有电话。但他一个月内只打过一两次
电话。我和第一副手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扎哈罗夫在发生过一件事后就有了完
全的相互理解。
　　“那次，我距莫斯科约有60…80公里，从车上打不通电话。等车开到离莫斯科
比较近的时候，我给第一副手扎哈罗夫打电话，他不在。我到了单位后，还是不见
他的人影。后来他出现了。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你去哪里了？’
　　‘我去了趟中央。’
　　‘我刚一迈出门坎，你就去中央？你不要耍滑头，到我办公室来一下，说说谈
什么问题去了。’
　　“他来到我办公室后说：‘我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想让您受到嘉奖。’
　　“谁让你这么做的？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
的。如果我外出，让你代理我的工作，你可以去中央。可我人还在莫斯科的时候，
你却跑到中央去，我就会产生疑问：怎么回事？我有什么事没汇报吗？或者说你有
什么特殊的问题？……
　　“后来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返回乌克兰
　　勃列日涅夫在上台后的头半年就已开始琢磨撤换克格勃主席。他给谢米怡斯内
打电话：
　　“沃洛佳，你是不是该加入我们的队伍了，到中央来工作，好吗？”
　　谢米怡斯内回答说：
　　“还早呢。我到克格勃总共才3年。我想，应该再等一等。”
　　勃列日涅夫再也没有重提这种话题，但他暗示谢米怡斯内，问题依然存在，正
在第一书记的头脑中酝酿。3年后问题得到了解决。1967年，勃列日涅夫一口气撤掉
了3个他不大喜欢、势力强大且独立自主的人物。5月份他撤掉了谢米怡斯内克格勃
主席的职务，6月份他解除了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莫斯科市委第一
书记的职务，9月份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不再担任中央书记的职务。
　　这几个人对勃列日涅夫都太疏忽大意了。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
夫讲述了这么一件事：
　　“莫斯科开始流传小道消息。只要中央主席团会议一结束，市里就已有人在议
论会上的决定及讨论的问题。有一次我去见列昂尼德·伊里奇，他对我说：‘尼古
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消息怎么会走漏出去呢？让你的人查
一查，也许他们能搞清是怎么回事？’
　　“我把莫斯科市和州的克格勃分局局长请来，向他转述了同勃列日涅夫的谈话
并补充说：‘要设法找到原因。’
　　“大约过了一周，他垂头丧气地来找我，说：‘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大
事不妙！’
　　‘出了什么事？’
　　‘我们找到了源头。宾馆里有个服务员，是个年轻的姑娘，所有这些消息都是
她散布的。’
　　‘她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消息的？’
　　‘她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女儿的朋友。她经常呆在他们家。’
　　‘我去见勃列日涅夫，对他说：‘找到了！’
　　‘是谁？’
　　‘请把那个人从您家里赶出去。’
　　“他的脸红了，默不作声。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这不关我的事。我只
是说：‘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已下令把所有这些材料烧掉。可您得把她赶走……”’
　　据叶戈雷切夫说，赫鲁晓夫当政时，他没有发觉有人在背后监视他：
　　“在这方面赫鲁晓夫是个坦荡的人。比如说，我们在市里视察，他想看一看某
个建筑工程。他无法忍受警卫。如果看到他们跟着他，他就会冲着他们大发脾气。
赫鲁晓夫当政时我什么都没有发觉，也不知道当时是否有人在窃听我。而勃列日涅
夫当政时我已有所察觉。”
　　他接着又说：“我在莫斯科繁荣兴旺的时候下台，这一点就连同我关系最亲近
的人也感觉非常意外。我对此是有心理准备的。我瞒着他们所有人，因此他们以为
我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