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上-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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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所作的照顾，他再次以意气作答。“这次开释，我将它看作是耻辱，不是我的戎装和勋章
所挣来的”，否认起义责任的鲁登道夫说。他的猛烈抗议既使首席法官尼哈特恼怒又令他难
堪，因为他是开释的主要负责者。
　　　　即使被判有罪，希特勒仍受法庭的尊敬。它拒绝将希特勒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押
解回奥地利。“希特勒是德国化的奥地利人。本庭认为，像希特勒那样连思想、感情都是德
国式的人，一个在战时志愿在德军中服役４年，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且赢得了崇高荣誉的人
，一个在战争中受伤、健康受到损害的荣誉军人……‘共和国保护法’是不适用于他的”。
法庭对希特勒的３位敌人表示蔑视。它宣称，如果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对希特勒要求他
们参加起义明确地说‘不行’，或者，在１１月８日晚，被告反复要求澄清事实时，如果得
到某种合作”，这个悲剧是可以阻止的。
　　　　希特勒的判决是第一个被宣布的。在宣读别人的判决书时，他被匆忙押上等候在外边的
小汽车，为的是要避免示威游行。黄昏时分，希特勒被押回７号牢房。在他不在期间，牢房
重新进行了装修，显得更加引人注目。但是，早些时候的信心已不复存在了。狱卒朗斯·赫
姆利希注意到，他“看上去比先前更加愁苦。”阴郁的情绪很快便过去了。过了不久，他从
皮箱中取出一本新日记本。在扉页的右上角，他写道：“座右铭：世界灭亡时，全球都会抽
搐，对正义事业的信念却巍然耸立”。在这铭言下方，他写下了：
　　　　心胸狭隘和个人憎恨的审判业已结束——今天开始了我的斗争。
　　　　　　　　　　　　　　　　　　　　　　　　　　　　　　　　　　　　　　　　　　　　　　１９２４年４月１日于
　　　　　　　　　　　　　　　　　　　　　　　　　　　　　　　　　　　　　　　　　　　　　　兰茨贝格
　　　　只有起义者才需要的审判结束了。希特勒虽然赢得了一场宣传战，自己却被抛回牢笼。
他知道，他要在那里服刑４年半。在德国一大部分公众和西方世界看来，对叛国罪和武装叛
乱罪的判决，已轻到了荒谬的地步。伦敦的《泰晤士报》*？论说：“无论如何，此次审判表
明，反对帝国宪法的阴谋，在巴伐利亚并不被认为是个严重的罪行。”

（３）
　　　　在看守监狱的楼上关着两名希特勒的同志。克里贝尔上校被关在８号牢房，“奥贝兰联
盟”的领导人、兽医韦伯则被关在９号牢房。虽然希特勒天天都在抱怨铁窗，这里的生活还
是过得去的。每天清晨６时，值夜班的狱卒下班，牢房门便可打开。希特勒穿好衣裳、洗好
脸后便在等候（“他非常小心他的牙和嘴。这是因为在战时他曾中过毒气的缘故”）。一小
时后，得到信任的犯人便在公共室内为政治犯开早餐——有咖啡和面包或稀饭。８时，院子
和花园开门，允许犯人到那里去摔跤、打拳或练习双杠和跳木马。由于膀子有伤，希特勒”
只好充当裁判。”
　　　　半小时后，犯人们便沿着又窄又长的花园散步。花园的一旁是监狱大楼，另一旁是一道
２０英尺的高墙。希特勒喜欢沿着一条砂石小路散步。他常与他的司机埃密尔·莫里斯一起
，在这条砂石小道上来回踱步，口中叨念着刚写进日记中的政治理论问题。“有时候”，赫
姆利希回忆说，“从前参加过冲锋队的犯人，一边走一边唱党歌。开始，我们对此未加注意
，至少未予反对。后来，站在他们一边的犯人一同高声齐唱，影响了周围的安静，我们才予
以禁止”。
　　　　上午１０时左右，犯人被带回各自的牢房，然后便分发邮件。民族主义的许多组织和个
人崇拜者寄来许许多多的食品包裹。希特勒特别盼望收到罂粟籽做的薄面卷——这是奥地利
的一种特产，由国社党的一群女党员每星期送来。但是，韦伯医生回忆说，领袖把烤肉、香
肠和火腿送给他的同伴们，特别是囚在一楼的伙伴们，“与他一起住在楼上的是精英分子。
不错，即使在监狱里也分等级制度。在法律面前他们不平等，成了犯人也不平等。”
　　　　快到中午时，政治犯便在公共室内进午餐——通常是盛在一个罐里。其他人全站在椅子
后等待，希特勒一进来，有人便喊一声“立正！”希特勒站在桌旁，“其他人挨个前来行桌
礼”。他们很少讨论政治。希特勒通常与人聊的是戏剧、艺术或汽车。午餐后，他们常趁收
拾桌子之机抽烟和闲谈１５分钟左右。之后，希特勒便退席回房（在最高的一层楼），或看
书看信，或写日记。下午４时左右是喝茶或喝咖啡的时间，地点还是在公共室。４时４５分
，花园门又开了，希特勒或独自，或与莫里斯一起散步一个多小时。６时，犯人各自在牢房
内进晚餐——青鱼、香肠或色拉。有需要的还可买半升啤酒或*？萄酒。又运动或活动一小时
后，犯人先在公共室内集合，然后才各自回房。晚１０时熄灯。
　　　　有时候，希特勒也会改变他的作息制度，一吃完早饭便回房学习或会客。据很快便对希
特勒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赫姆利希回忆，他对他的同志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由于他“具有军
人的纪律性”，监内未出现过犯人集体大吵大闹的情况。
　　　　“他能指挥他们，对我们的工作和服务有很大帮助。”
　　　　通常，他“很高兴”，但一旦坏消息传来，他便“有点儿沉默寡言和焦急”。特别令他
不安的是党内的争吵不休。纳粹党分裂成两派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而引起分裂的主要原因
又是他对他的左右发的指示含混不清。罗森堡已加盟斯特拉塞尔，支持民间集团参加巴伐利
亚州的大选。更有意思的是，在鲁登道夫的协助下，两人不但组成了“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
动”，而且还列入了３２人的候选人名单。
　　　　巴伐利亚的大选于４月首先举行，杂牌的民间团体意外获得了胜利，赢得了１９．１９
万张选票，仅次于“巴伐利亚人民党”。这一胜利使戈林夫妇非常高兴。卡琳在奥地利给她
父亲写信说：“……它也意味着对我们这些在外国生活的人的赦免。我真不敢相信，我高兴
极了。这些日子来，我们的处境很困难。据我们估计，在北德，希特勒和他的党能得到更多
的选票，希特勒最终必将上台。你知道吗，亲爱的父亲，我是多么相信他呀！他这人好极了
，是个天才，我相信，他是上帝赐给人间的难得的天才！”
　　　　一个月后，全国的选举像预期的那样成功，新成立的“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几乎获
得了２００万张选票。３４名候选人中，有３２位——包括斯特拉塞尔、罗姆、弗德尔、弗
里克和鲁登道夫在内——获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反对这一基本概念的希特勒，却是这
次成功的主要因素。他在法庭上的演说，把“国家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介绍给了许多投票人
。希特勒强有力的神情及其卓有成效地阐明的思想，给这些投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
，为这次成功作出贡献的，还有其他更深刻、更持久的力量——在全国，爱国主义和种族主
义的思想皆在发展。只是，通货膨胀虽然由于在全国实行了激烈的货币改革而得到克服，但
失去了家庭和财产的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中的失业工人一起，对投票也不十分热心。
　　　　可以理解，选举并不令希特勒十分高兴。鲁登道夫将选举成功一事归功于自己。还有，
由于他已获释，又可以为自己捞到资本。希特勒呢，一方面被迫加入鼓掌欢呼的行列，另方
面又惧怕新的组织会将他的不合法的党吞掉。他的恐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当时，有一本小
册子在各人民团体中流传。它虽然承认国社党人是人民运动的“开路先锋和先驱”，却又挖
苦地宣称，“他们并不是救星”。这表明，希特勒的政治权力已受到了威胁。对希特勒而言
，整个事件是一个痛苦的却又是宝贵的教训。他发誓，除非他确信自己有权加强自己的权力
，否则，他永不采取这种立场。
　　　　希特勒又遭到来自自己营垒中的攻击。在起义后被查封的《人民观察家报》的办公室里
，德莱克斯勒和弗德尔二人，正在开展反对希特勒的运动。“他们称希特勒为独裁者和带神
经质的演员，并宣布，如果要重建党，就必须更严格地控制他。”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一
天，德莱克斯勒在慕尼黑的一个小公园里碰见了汉斯·弗兰克，滔滔不绝地抱怨他们的被囚
的党魁。“他耍阴谋诡计害我，不遵守所有的诺言，排挤我；现在呢，他又搞这个狂妄的起
义，永远毁灭了党！”希特勒一旦重获自由，褐衣暴徒又会走上街头的。“德国未来的日子
非常可怕。希特勒出卖了我。我到处反对他的原因就在于此。”
　　　　那年５月，库尔特·卢德克从国外募捐回来，发现地下纳粹党混乱不堪。“各派之间，
各派内部，都在争吵。他们的敌对行动也不限于是私下里的丑闻——敌对各方竟在街头大打
出手，根本不顾在吃惊的旁观者面前出丑，也不顾给自己带来的损失。”他从汉夫施坦格尔
、阿曼和埃塞处获悉，罗森堡是党变坏的根源。但罗森堡的说法又是另外一套。他说：“他
们攻击我，原因是我代表希特勒。希特勒虽然一筹莫展，他们却不敢攻击。若是铲除了我，
他们便向最高领导前进了一步。”
　　　　卢德克决心亲自去兰茨贝格，向希特勒请示怎样采取最好的方法将危险驱除。根据卢德
克的说法，希特勒宣布，党必须采取一条新的行动路线。党的前途不在于武装政变，而在于
投票箱。“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最佳行动路线，因为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党内
的争吵，希特勒似乎一点儿也不垂头丧气。“确实的，他对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连我自己
的疑虑也解除了。他的情绪具有感染力。”然而，党的裂痕继续扩大。几星期后，斯特拉塞
尔与鲁登道夫一起，建议为“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奠基，建立一个统一的人民党，国社党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加剧了党内的斗争，也迫使希特勒采取断然措施。７月７日，《人民
使者》宣布，他已“放弃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在服刑期间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他
请求他的追随者勿前来探视，因为他工作繁忙，且正致力于著作。”
　　　　在某些圈子里，人们猜测，希特勒以著书立说为借口，以躲避互相残杀的政治斗争。但
是，早在被捕之前，他已在酝酿写一本《犹太史》。现在，他已有一更好的主意。这个主意
一直缠绕着他，以致使他在政治上来个休假，以便将自己的想法付诸笔墨。除了在日记本里
随时将想法记下外，他还向莫里斯口述。然后，在牢房的安静环境中，用从典狱长那里租来
的打字机，吃力地用两个指头将手稿打出来。
　　　　赫姆利希看守回忆道：“当他一部分、一部分地写完后，便于晚间集会时向大家朗读。
”这本书并不是都在良好的条件下写成的。例如，下大雨时，窗户会漏水。一天，当他在擦
地板时，竟放声大笑。原来，“在杂物和水潭中间”，有只监狱饲养的猫，“蹲在矮凳上舐
凳子，舐得津津有味。”他的最得力的助手是顶楼的一位新来者——鲁道夫·赫斯。在希特
勒被捕后，赫斯听从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劝告，自首了。赫斯帮希特勒出主意，想办法，记录
希特勒的口述，还帮他打字。瓦格纳太太也给他提供大量打字纸、复写纸、铅笔、墨水和橡
平等等。
　　　　起初，这部书原定是一本普通的历史著作，但是，在第一卷里——题目冗长，叫《四年
半来与谎言、愚蠢和怯懦斗争的情况》——却包括了对希特勒童年，在维也纳的岁月，赤色
革命，以及党在慕尼黑的初期活动的叙述。于是，它便成了一个苦孩子受政治教育的故事，
同时也给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不仅使他能讲述三个他最拿手的题目——犹太人、马克
思主义和种族主义——而且论述议会政府的无用性、梅毒的毒害、艺术的衰落、君主政体，
以及战争失败的责任等等。
　　　　将政治理论付诸笔墨，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在我坐牢期间，我有时间去为
我的哲学思想提供一个自然的、历史的基础。”当局将他打进监狱，本身就犯了一个错误。
“假若他们老让我讲演，不给我喘息的机会，这种做法会明智得多！”
　　　　希特勒争取狱卒的工作做得也是很出色的。他已将狱中大部分工作人员争取到国家社会
主义方面来，连典狱长也允许希特勒房中的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