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十二后妃-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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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董鄂氏谥号的最后四字为“温惠端敬”四字，明显比有“天”“圣”二字的皇后低了一等，所以福临感到内疚。　
　　顺治帝命令上至亲王，下至四品官，公主、命妇齐集哭临，不哀者议处，幸亏皇太后“力解乃已”。　
　　顺治欲将太监、宫女30名悉行赐死，“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后被劝阻。　
　　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二十七日，董鄂妃的梓宫从皇宫奉移到景山观德殿暂安，抬梓宫的都是满洲八旗二、三品大臣。这在有清一代，不仅皇贵妃丧事中绝无仅有，就是皇帝、皇后丧事中也未见过。　
　　董鄂氏的梓宫移到景山以后，福临为她举办了大规模的水陆道场，有108名僧人诵经。整天铙钹喧天，烧纸施食，香烟燎绕，纸灰飞扬，经声不断。在“三七”日（第二十一天），将董鄂妃的尸体连同梓宫一同火化，由溪森秉炬举火。火化后，将骨灰装入“宝宫”（骨灰罐）。　
　　清制：平时皇帝批奏章用朱笔，遇有国丧改用蓝笔，过27天后，再用朱笔。而董鄂妃之丧，福临用蓝笔批奏章，从八月到十二月，竟长达4个月之久。　
　　此情可待成追忆
　　宠冠后宫的红颜知己魂归西天，给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痴情天子福临留下了无穷的哀恋和回忆。为了彰显董鄂氏的贤德、美言、嘉行，福临命大学士金之俊撰写董鄂氏传，又令内阁学士胡兆龙、王熙编写董鄂氏语录。福临亲自动笔，饱含深情地撰写了《孝献皇后行状》，以大顺治追悼董鄂妃的《御制哀册》、《御制行状》　
　　量的具体实例，展现了董鄂氏的美言、嘉行、贤德，洋洋达四千言，内容十分丰富。　
　　孝敬母后。“事皇太后，奉养甚至。伺颜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自非后（《行状》中的后即董鄂氏）在侧，不乐也”。“凡出入，必偕”。　
　　关爱夫君。“其事朕如父”，“晨夕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朕每省封事，抵夜分，后未尝不侍侧”。她婉言善劝福临要勤于政务，爱惜臣民，对刑狱尤要慎重。　
　　友爱后妃。“事今后亦如母”，闻听福临欲废今后，则“长跪顿首固请”，说：“陛下若废皇后，妾必不敢生。”今后患重病时，“后则五昼夜目不交睫，且时为诵书史，或长谭以解之”。永寿宫妃有疾，“后亦躬视扶持，三昼夜忘寝兴”。悼妃薨时，后哭之曰：“韶年入宫，胡不于上久效力，遂遽夭丧耶？”“其御诸嫱嫔，宽仁下逮，曾乏纤芥忌嫉意。善则奏称之，有过隐之不以闻。宫闱眷属，大小无异视，长者媪呼之，少者姊视之，不以非礼加人，亦不稍有谇诟。故凡见者，蔑不欢悦，蔼然相亲”。　
　　抑待家人。顺治十四年（1657）九月初四日，鄂硕病故，谥刚毅。福临安慰董鄂妃，董鄂妃擦着眼泪说：“妾岂敢过悲，厪陛下忧？所以痛者，悼答鞠育恩耳。今既亡，妾衷愈安。何者？妾父情性夙愚，不达大道，有女获侍至尊，荣宠已极，恐自谓复何惧，所行或不韪，每用忧念。今幸以时终，荷陛下恩，恤礼至备，妾复何恸哉？”因遂辍哀。　
　　董鄂氏的兄长死了，因为当时董鄂氏正有病，福临没有把这一消息告诉她。董鄂氏对福临说：“妾兄其死矣。曩月必再遣妾嫂来问，今久不至，可知也。”福临不忍将实情相告，还安慰她。董鄂妃说：“妾兄心矜傲，在外所行，多不以理，恃妾母家，恣要胁，容有之。审尔，讵止辱妾名，恐举国谓陛下以一微贱女，致不肖者肆行罔忌。故夙夜忧惧，寝食未敢宁。今幸无他故，殁足矣，妾安用悲为？”　
　　董鄂氏担心父兄依仗自己的地位作出什么有违法纪之事。现在父亲、兄长没闯下什么大乱子就“以时终”了，还蒙受皇家的大恩，这是父兄的造化，自己从此也就安心了，所以也不必过于伤心。　
　　谦恭节俭。“后天性慈惠，凡朕所赐赉，必推施群下，无所惜；封皇贵妃有年，乃绝无储蓄。后性至节俭，衣饰绝去华采，即簪珥之属不用金玉，惟以骨角者充饰”。“初，后于朕偶有未称旨者，朕或加谯让，始犹申己意以明无过；及读史至周姜后脱簪待罪事，翻然悔曰：‘古贤后身本无愆，尚待罪若彼。我往曾申辩，殊违恪顺之道。’嗣即有宜辩者，但引咎自责而已”。　
　　《行状》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董鄂妃的爱和敬。而且用事实说话，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溢美之嫌，但基本上还是属实的。这样一个懂道理、识大体，处处为爱人着想的贤妃死了，顺治帝怎能不悲痛。　
　　后人论及董鄂妃时，多强调她倾国倾城之貌。从《行状》看来，顺治帝更看重的是她善良、高洁的品行。皇家后宫美女如云，而性情相投、知情识趣的知己则可遇不可求。顺治帝与董鄂妃幸运地遇到了对方，然而天妒红颜，董鄂妃青春妙龄不幸逝去，徒留多情的顺治帝苦苦追忆，不胜唏嘘。　
　　董鄂妃个人小档案　
　　姓氏：董鄂氏　　　出生：崇德四年（1639）　
　　属相：兔　　　父亲：鄂硕　
　　丈夫：顺治帝福临　　　子女：1子　
　　入宫：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18岁
　　封贤妃：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二十五日（诏封）　
　　封皇贵妃：顺治十三年（1656）十二月
　　追封皇后：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二十九日（诏封）二十一日　
　　最痛心：爱子夭亡　　最得意：被夫君视为知己　
　　卒年：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　　享年：22岁　
　　入葬：康熙二年（1663）六月六日　　陵寝：孝陵　
　　谥号：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　　　　　　　　　　　　　　　
　　孝圣皇后

　　最享福的皇后——孝圣皇后

　　在清王朝各代皇帝众多的后妃队伍中，雍正帝的熹贵妃、乾隆帝之生母孝圣皇后，可以说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其本人资质平庸，没有出众的才华，姿色更是一般，本应该像其他大多数后妃一样，默默无闻，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然而，由于乾隆皇帝身世轶闻甚多，连带着他的母亲孝圣皇后，竟然也成了被猜测和关注的对象。　
　　是乾隆帝的生母吗　
　　乾隆的生母，清廷编纂的官书和清宫档案均记载为孝圣皇后，钮祜禄氏，四品典仪凌柱之女。但在野史和某些私人笔记中，关于乾隆帝的生母则有多种说法。　
　　孝圣宪皇后像陈世倌的夫人说。雍亲王福晋和浙江海宁大学士陈世倌的夫人同时生了孩子，前者生的是女孩，后者生的是男孩。雍亲王借口要看看陈家的孩子，让陈家把孩子抱入王府，暗中调了包。雍亲王福晋生的变成了男孩，即后来的乾隆帝。遂有后来乾隆帝六下江南到海宁探望父母之举。　
　　承德一贫困家庭的女子说。据清人王辏г诵吹摹断骁猜ノ募�》载，乾隆帝的生母原是承德城中一个贫困家庭的女子，六七岁时就能上街采买东西。13岁时进京，混进了选秀女的行列。选中秀女后，分在雍王府当侍妾。后来伺候有病的雍亲王，怀孕生了乾隆帝。　
　　汉姓丑女说。雍亲王在热河打猎时，喝了壮阳的鹿血，不能自持，临时找了李氏丑女幸之，遂有孕，生下了乾隆帝。　
　　南方人傻大姐说。此说最早出自一个“老宫役”之口，经民国时期的国务总理熊希龄和胡适的口、笔而广泛流传。　
　　雍正皇帝读书像以上传说均不可靠，阎崇年先生著《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有详尽的分析，可参阅。　
　　但乾隆帝的生母问题确实存在疑点。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一册第36页有这样一条谕旨：　
　　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遵太后圣母谕旨：‘侧福金年氏封为贵妃，侧福金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该部知道。”　
　　萧姡е�的史料价值很高的《永宪录》中也记载了与上面大致相同的内容，也说熹妃（也就是后来的熹贵妃）是钱氏。　
　　成书于乾隆六年（1741）的《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四却这样记载此事：　
　　（雍正元年二月）甲子（十四日）谕礼部：“奉皇太后圣母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鲁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懋嫔，格格耿氏封为裕嫔。’尔部察例具奏。”　
　　《实录》中的这段记载把被封为熹妃的钱氏换成了钮祜鲁氏。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将档案中的宋氏封裕嫔、耿氏封懋嫔改为宋氏封懋嫔、耿氏封裕嫔。还有，在太后前加了一个“皇”字，将“福金”改为“妃”，将“该部知道”改为“尔部察例具奏”，将“谕旨”改为“懿旨”。通过这些变化，使这道谕旨更为顺畅合理，符合当时的程式，显然经过了当时文臣的润色。通过查阅其他书籍可知，档案中的记载，确实把裕嫔和懋嫔的姓氏搞错了。以此推之，将熹妃的姓氏搞错了也是有可能的。但“钱”与“钮祜鲁”在字形、字音上差别很大，毫无相似之处。另外雍正帝的其他妃嫔也无姓钱的，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了钱氏？以此看来，又不能轻易认为是笔误。总之，这位熹妃究竟姓钱还是姓“钮祜鲁”，钱氏和钮祜鲁氏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至今也还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难题。但在没有找到新的证据的前提下，我们也只能相信《实录》和《玉牒》的记载。就是说，我们目前只能相信乾隆帝的生母就是这位钮祜禄氏。　
　　以天下养：享尽清福的皇太后
　　凡帝游必奉母行。生活在乾嘉年间的礼亲王昭梿，在他的名著《啸亭杂录》中有一条乾隆帝“孝亲”的记载：　
　　纯皇侍奉孝圣宪皇后极为孝养，每巡幸木兰、江浙等处，必首奉慈舆，朝夕侍养。后天性慈善，屡劝上减刑罢兵，以免苍生屠戮，上无不顺从，以承欢爱。后喜居畅春园。上于冬季入宫后，迟数日必往问安侍膳，以尽子职。　
　　《乾隆南巡图》中皇帝视察黄河情形乾隆皇帝是清帝中巡游次数、地点最多的，除专程去蓟县盘山的静寄山庄外，凡出巡必恭奉皇太后同行。　
　　据笔者统计，乾隆帝一生6次南巡，前4次都奉皇太后而行，这4次是：　
　　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十三日至五月四日，历110天；　
　　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十一日至四月二十六日，历105天；　
　　乾隆二十七年（1762）正月十二日至五月四日，历112天；　
　　乾隆三十年（1765）正月十六日至四月二十五日，历129天。　
　　后2次分别是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和四十九年（1784）举行的，那时皇太后已经去世。　
　　6次巡幸五台山，前3次都奉皇太后而行，这3次是：　
　　乾隆十一年（1746）九月十日至十月十六日，历36天；　
　　乾隆十五年（1750）二月二日至三月六日，历35天；　
　　乾隆二十六年（1761）二月十日至三月十七日，历37天。　
　　后3次是在皇太后去世后举行的。　
　　5次东巡中，除最后一次是在皇太后去世后举行的外，前4次均奉皇太后而行，这4次是：　
　　乾隆十三年（1748）二月四日至三月十七日，历44天；　
　　乾隆二十一年（1756）二月十三日至三月二十日，历38天；　
　　乾隆三十六年（1771）二月二十四日至四月七日，历43天；　
　　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七日，历62天。　
　　4次诣盛京，前2次是在皇太后生前举行的，均奉皇太后而行。　
　　乾隆八年（1743）七月八日至十月二十五日，历107天；　
　　乾隆十九年（1754）五月六日至十月十一日，历153天。　
　　乾隆帝在乾隆十五年（1750）八月十七日至十一月三日，惟一一次巡幸嵩洛，也是奉皇太后同行的。　
　　乾隆帝即位后，去避暑山庄48次（不包括乾隆十九年取道热河去盛京那次），前29次是在皇太后健在时去的，次次都奉皇太后而行。　
　　乾隆帝在位期间共展谒东陵、西陵65次。后15次是在皇太后死后进行的，前50次中只有10次奉皇太后前去。展谒山陵，往返10天左右，路程600里，活动比较紧张，而且需要举哀，毕竟不是轻松欢愉之事。可能是因为这样，才没有次次奉皇太后而行。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些数字，意在说明孝圣皇后确实享尽了人间的清福，是清代皇太后中出巡次数最多、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皇太后。　
　　极尽铺张的万寿庆典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是孝圣皇后的万寿圣节即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