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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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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吴浊流进入大同工业职业学校任训导主任。就职的原因是，大同公司的董事长林挺生看了吴浊流的《黎明前的台湾》一书后，对吴浊流提倡学习科学技术、发展工业生产的观点深有同感，因此邀请他到公司开办的这所学校工作。吴浊流经过考虑后，觉得大同工职学校教员比省政府社会处科员的工作更有意义，便离开仅呆了七个月的社会处，重新开始了教书生涯。
大同工职学校的教师大多由大同公司的职员兼任，约有三十多人，专职教师包括吴浊流在内才有五人。因为大同公司提供所有学习和生活费用，而且每届只招收四十名学生，所以入学考试竞争很激烈，录取的学生都很优秀。专职和兼职教师大都有很好的知识和专业背景，是台湾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大家怀着培养未来的技术人才、建设新台湾的理想和热忱，相处十分融洽。学校每月举行一次教职员恳亲会，会上大家都意气风发，或畅所欲言，或高歌豪饮，夜阑方休。吴浊流在这种气氛中深受感染。他颇有得天才英才而教之的感觉，认为这是自己梦寐以求的职业。他内心重又燃起当年的热情，再次以全部的心血献身于教育事业。他和学生们一起住在学校，每天和学生一起晨跑。由于年纪已四十八九了，跑不了全程，所以采取折衷办法，出发时跟着学生跑，回来则步行。他还应校方要求，为学校创作了校歌，其中有“四百余州秀山河，天然宝藏盖世多”和“黄帝子孙智谋多，追究真理共切蹉，二千年前筑长城，隋造运河令人惊”等歌颂祖国和抒发中华民族自豪感的歌词。
吴浊流任教大同工职学校之时，台湾的通货膨胀速度加剧，出书必遭亏损，因此他迟迟不敢出版新作。进学校两个月后，学校的十位同事慷慨解囊，为他凑足经费出版了小说《波茨坦科长》。出乎他意料的是，小说于1948年5月出版后大受好评，十分畅销。某日，他碰到一位熟人，对方说，读了他的《波茨坦科长》后，感到很害怕，因担心惹祸，所以看完后把书烧了。吴浊流听了感叹不已。
随着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统治逐渐崩溃，国民党当局决定撤退台湾。为此，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委。国民党当局将在大陆实行过的白色恐怖移植到台湾，同时大量物资和人员涌入台湾，也为台湾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变数。大同公司因业务紧缩而裁员，吴浊流便于1949年3月改任机器工业同业公会专员。第二年，他当了公会的财务组长；第四年起，担任专门委员。
在台湾社会风云变幻之际，吴浊流的家庭也发生了一件大事。1951年，他七岁的三子于老家新埔镇巨埔里溺死，年过半百的吴浊流又一次经受了丧子的沉重打击。
第十一节 创办《台湾文艺》与吴浊流文学奖
吴浊流在机器工业同业公会呆了十六年之久，一直到1965年退休。他的工作很清闲，每天多半是看报纸过日子。他不清楚公司为什么要聘他当专门委员，他自嘲自己是无专门的专门委员。在公会里他无法发挥自己的专长，因此他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用于文学创作。1956年，日本的一二三书房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此外，他还发表了一些文艺随笔。
1957年，《亚细亚的孤儿》在日本由广场书房再版，改名为《被弄歪了的岛》。同年，他到日本旅行六个星期。早在日本投降前的1945年5月，他曾写过一篇散文《日本应往何处去》，希望日本从侵略战争的失败中“能真正地觉醒”。而这次日本之行，他看到因朝鲜战争而发了大财的日本出现了经济复苏的景象，日本国民能在各自岗位上专心致志地工作，颇为羡慕。在日本他还见到了老朋友工藤先生，并在他家住了一个星期。工藤鼓励他继续写作，吴浊流表示创作已“渐入穷巷”，想寻求突破。工藤要求他朝写人物的方向努力。他悟出这正是自己的小说创作所欠缺的方面。工藤还送给他四部世界文学名著。从日本回台后，他将工藤送给自己的书每部都读了两三遍，这一下读出了兴趣，便接连读了五六十部世界文学名著，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也是此时读的。他读这些名著时，才理解工藤先生送他书的意思，当是认为他读书太少，需要补课。读了这些书，他还觉得自己很有必要掌握英文，因此报名上了一个英文讲习班。然而，才就读五天，他突然咯血。于是学英文与对文学名著的系统阅读不得不中止。
那是1959年，他初次出现咯血，但不久即止。翌年，咯血复现，也是很快即止。1961年，他第三次咯血，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每天早晨他的痰里都带着血丝。台大医院诊断为肺结核，但治疗了一年，未有任何效果。至1962年12月，突然出现大咯血，每隔三四个小时，便有大量的血喷出。用了多种止血剂也止不住。两天时间，咯了八次血。吴浊流认为已死劫难逃。他不由得回顾自己的人生，觉得倒也死而无憾了：《亚细亚的孤儿》在台湾和日本都已出版；小说《狡猿》和《三八泪》已完稿；两个女儿尚未出嫁，倒是让人挂念，然她们已长大成人，也没有什么好操心的。他又觉得不能这样束手待毙，还是要想办法把血止住。他开始用心寻思。他想起六岁时，曾被牛顶，牛角刺入侧腹，引起大出血，人也昏迷不醒。身为中医的父亲给他吃了很多高丽参。何不如法一试？他叫妻子去买回两条高丽参，服下后奇迹出现了，咯血明显减少。他便每天服一根高丽参，到第十一天，咯血现象完全消失。受到鼓舞的他精神又坚强起来，每天吟诗，一个月间创作了七绝《芳草梦》（一百二十二首）和一组五绝长诗（二十五首）。他还服了一些中药和西药，一年后恢复了健康。
吴浊流病愈后，着手操办了两个女儿的婚礼，了却了一桩心事。接下来，他又筹划出版作品。他担心小说《狡猿》和《三八泪》在当局的书刊审查制度下被扼杀，心想如能先在报纸副刊发表，就可保安全。他听说小学一年级时的老师林文焕的女儿林海音在《联合报》编副刊，便带了《狡猿》原稿去找她。林海音在北京长大，光复后才回到台湾，因此吴浊流尚未认识她。然而两人见面后很谈得来，林海音爽快地答应发表《狡猿》。不料，不久林海音因编辑发表一首讽刺诗遭当局问罪，被迫辞职，刊登《狡猿》之事亦就不了了之。一首小诗都会惹祸，一部讽刺意味更浓的中篇小说岂不更危险？吴浊流想到了这一层。然而他还是决定把它放入小说集《疮疤集》中出版。
1963年11月，《疮疤集》上下册由台北集文书局出版。此前的同年4月份，吴浊流还挑选了所创作的千首汉诗，结集为《浊流千草集》刊印。两书面世后倒也风平浪静。
了却了以上的事，他觉得此生该做的事都做完了，心头一阵轻松。然而，人生还在继续。余下的岁月如何度过才更有意义，生命的晚霞怎样燃烧才更放光发热？吴浊流在思索。
当时，台湾的文人们聚会时常聊起创办杂志的事，但也仅是口头议论而已。办杂志除了经费是个问题，更麻烦的是责任太重大，谁都不想去承担。大家都看到，在当局实行的这种戒严体制下，即使是国民党元老都不免出事被捕，何况平民百姓。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办杂志就是冒大险。只有具备牺牲精神的觉悟者，才能承担这种风险。吴浊流反思自己：如果最后一次的咯血止不住，自己早已不在人间。自己等于是死过一回的人了。死都差不多体验过的人，还有什么值得畏惧？如果将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生命贡献给台湾的文化事业，即使牺牲了，也不是白死。于是他决心创办一份文学杂志。
吴浊流选择办文学杂志，也与他走上文学道路的亲身经历有关。他三十六七岁才开始写小说，如果没有《台湾新文学》杂志，他也无从迈入文学之门。《台湾新文学》一停刊，他也停止了创作。以后当了记者才又捡起。而离开记者岗位，发表作品又困难了起来，因此文学的热血也逐渐冷却。眼下的台湾虽已光复，但还是像日据时代一样缺少足够的文学园地。自己作为已然成名的作家，发表作品都不容易，何况尚默默无闻的青年作者？抱定主意后，他不顾亲友的反对，开始马不停蹄地投入《台湾文艺》的筹办工作。
办杂志的各种准备工作花去了半年的时间。在有关当局那里办妥了手续后，吴浊流接着召开《台湾文艺》发刊座谈会。首次会议于1964年2月20日假座台湾省工业会召开，出席者是各界知名人士。吴浊流在会上阐述了办杂志的宗旨，与会者也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会上有人还不客气地问：办杂志需要一笔相当可观的钱，你老兄有这个准备吗？吴浊流颇为自信地说：手上现在有两三万元，这笔钱足够把杂志办到第四期。“这笔钱赔光了以后，也简单之至，在座诸君都是台湾的名士，出席宴会时，女侍挨近便要五十元，偷偷地握了一把手，便要一百元。只要把这样的钱捐给《台湾文艺》，问题便解决了。”这一番幽默引来众人的哈哈大笑。但事后证明，他这番话说得太过天真了。
3月1日，吴浊流举办第二次座谈会，这次会议邀请的是青年作家。吴浊流在会上除了说明办刊方针，还号召大家给杂志写稿。
1964年4月1日，《台湾文艺》创刊了。吴浊流在创刊号上发表《〈台湾文艺〉杂志的产生》一文，指出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文化，曾经在世界上绽开过灿烂辉煌的花朵。“然至近代，日渐荒芜，竟至被讥为文化沙漠。如此现象，我们有志之士，岂可袖手旁观，视若无睹，任其落后呢？”文中还表示《台湾文艺》就是要“提供青年作家耕耘的园地，以期在文化沙漠中培养新的幼苗，进而使其茁长、绿化”。
刊物问世后，吴浊流的生活立即变得紧张忙碌了。由于经费有限，不可能多雇人手，所以最初他一个人包办了从社长到工友的活，编辑、销售、拉广告、给为数可观的来信写回信、邀稿以及其他杂务，他整天马不停蹄地奔忙着，而手头的事情似乎总是做不完。有时候，忙得糊涂了，连当天是星期几都搞不清楚。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吃了大亏，干了一件大蠢事？因为如果总是挑着这么一副沉重的负担的话，自己就永远找不出时间来写作了。但开弓已无回头箭，何况他已把《台湾文艺》看作是自己晚年的最重要的事业，因此无论困难再大，他也要硬扛下去，义无反顾地继续往前走。
吴浊流在为《台湾文艺》订的稿约中声明，来稿一经采用，刊物只赠送两册样刊，不支付稿费。这固然因为他的办刊初衷就是为给青年作家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而不是为卖文为生者又开辟一处“财源”。但更大的原因是出于经费短缺的无奈。因此他对给刊物写稿的有实力的青年作家十分感激。林海音继在创刊号发表一篇作品之后，第二期又应约写了一篇随笔。吴浊流高兴地称她是一位“女英雄”。
吴浊流自己拿出的积蓄只够《台湾文艺》出到第四期。由于坚持“纯文学”的办刊方针，加上经费拮据，样子薄薄、装潢很不起眼的《台湾文艺》完全是赔钱。吴浊流每月把新出的刊物拿到一些书店去寄卖，只有少数几家书店肯把刊物留下来摆上柜台。然而下次送新刊去时，上期的刊物仍是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只是多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偶尔卖出几本，也不好收款，因为五元一册的定价，还不够来回车费。有时他为了省钱，去送刊物和收款时来回都是步行。而最气人的，是他将刊物送给一些日据时代的文化名士，但后来见面聊起来时，他发现这些人根本就没看。吴浊流只好想法拉广告支持。这种“沿门托钵”化缘的滋味，实在很不好受。固然有伸手相援的热心之士，但遭冷遇、白眼和虚应敷衍的尴尬经历似乎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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