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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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屡寄好书来，灯前信手开。夜深几案上，如友笑相陪。　
　　五绝《谢村上知行赠书》之二同②，第64页。　
　　　
　　自从光复后，真伪更难分。举世黄金重，论文独有君。　
　　十载空闲过，诗书付水流。人心皆丧乱，道义问谁修。　
　　万能金世界，冷眼笑诗人。楚国多狂士，宁无感慨新。　
　　五绝三首《与宝川煮酒论文》同②，第41页。　
　　　
　　八，打油笑谑。　
　　在吴浊流的眼里，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他的打油笑谑诗既是一种自嘲自娱，显示诗人乐观的生活态度，有时也是一种对世相的讽刺：　
　　　
　　离家十二天，日日快如仙。到处风光好，家书那值钱。　
　　《谈西说东》（台北）《台湾文艺》第23期（1969年4月）。　
　　　
　　毕竟山妻得子迟，亲朋戏我已阉之。生男本是平凡事，免得人言少个儿。　
　　七绝《得儿》之二吴浊流：《吴浊流选集（汉诗·随笔）》，（台北）广鸿文出版社1967年4月初版，第116页。　
　　　
　　西姑娇态颇天真，含笑端茶奉客人。可惜语言浑不解，不能谈笑不能亲。　
　　悔不当初学语言，而今后悔有谁怜。谈情须要由言始，浪费秋波不值钱。　
　　《谈西说东》　
　　　
　　偶向花街过，绿肥红瘦妍。秋波频送我，休恼老诗颠。　
　　五绝《过花街》同②，第66页。　
　　　
　　伴得名花醉一时，并肩撮影亦相宜。今宵畅饮今宵别，别后还惊梦寐驰。　
　　有心犹恐恨无缘，半日相陪在酒边。爱汝聪明娇百啭，尚留低语意缠绵。　
　　七绝二首《于醉月楼与女伶摄影》吴浊流：《吴浊流选集（汉诗·随笔）》，（台北）广鸿文出版社1967年4月初版，第94页。　
　　　
　　乘兴花都作夜游，人千人万那知羞。通宵不挂一丝舞，假媚装娇近下流。　
　　《谈西说东》（台北）《台湾文艺》第23期（1969年4月）。　
　　　
　　扭腰摇腿不为奇，濯濯双峰动客痴。开放涵关生紫气，满场观众假无知。　
　　《素脱丽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欣赏探戈舞作）》转引自吕新昌：《铁血诗人吴浊流》，（台北）前卫出版社1996年4月初版，第183页。　
　　　
　　此外，栗社时期吴浊流的击钵吟诗，作者后来仅将几首收进自编的作品集，因此我们无法窥其全豹。但新近发现的《祝皇军南京入城》一诗，让我们了解了在那个时代，吴浊流也曾有过这样的败笔。但在吴浊流一生的诗歌创作中，这只能说是一个插曲，而且这样的诗至今我们只看到一首。所以这并不能影响我们对吴浊流诗歌的总体分析和评价。　
　　吴浊流的汉诗，并无虚幻怪诞的想象、神秘莫测的意境、夸张膨胀的语言和错综复杂的结构。他的诗歌呈现给读者的是人间的形象、现实的意境、书面语与日常口语综合的语言和不以标新立异为旨归的构思，而且他的若干汉诗还可视为现实主义的风格，除了以上例举作品中的一部分之外，还有如七绝《恋栈》：“官场善舞制人先，自我宣传巧十全。宦海老人新学说，素餐八十谓青年”；吴浊流：《吴浊流选集（汉诗·随笔）》，（台北）广鸿文出版社1967年4月初版，第106页。《光复时》：“酒地花天光复时，海风尽管吹牛皮。桃花巷口黄昏候，满载汽车轻薄儿”；同①，第119页。《送礼山再赴上海》：“又是艰难苦别时，莫因时局乱生悲。山河虽复疮痍满，肯把中原医不医”同②。……等等。但他的汉诗整体上体现了诗人主观创造性的高度调动，诗人在作品中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情绪、幻想、想象与理想，抒情主人公的角色规定并非是单一的，而是显示出多重和对立的面貌：严肃—幽默，爽朗—忧郁，喜悦—哀伤，狂欢—愤怒……诗的语言风格也呈现出纯朴、秾丽、凝重、明快等等的多面性。观其汉诗，的确是充分表现了诗人“性灵”的自由的创作。　
　　　“性灵说”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范畴，意即真性情、真情感、“我”或“真我”。明代“公安派”袁宏道首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清代的袁枚又加以发挥，其在《随园诗话》中发出了诸如“作诗，不可以无我”；“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等诗论。吴浊流未必熟稔中国传统美学理论尤其是“性灵派”诗学，但他的诗歌走的正是写真我、抒真情的路子。诗人吴浊流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在他的眼里，没有不可入诗的事物；在他的笔下，没有不可谈说的话题。他的诗作里，既有“热血横流似急湍，常忧祖国几忘餐”、“四万万民须反省，悬崖勒马共辛酸”、“崇拜黄金是异端，须将热血挽狂澜”、“不辞玉碎填沧海，震起文澜万丈波”、“不仅范蠡留义魄，岂无关羽表忠肝”这样的庙堂之忧、风云之志，也有“纵有风云会，无心向此求”、“飘零抛斗志，有意问渔樵”、“放怀须独啸，野趣效山翁”、“莫问生平愿，只求健此身”这样的江湖之思、消沉之气；既有“端节祭亡妻，忽然痛定悲；六神难自主，不觉放声啼”这样的哀痛，也有“畅谈借酒力，感慨话当年；不觉吾年老，狂歌达九天”这样的开怀；既有“相如持病为怜香，飘泊桃花引恨长”、“一缕痴情可奈何，千愁万解总徒劳”这样的深情，也有“伴得名花醉一时，并肩撮影亦相宜”、“有心犹恐恨无缘，半日相陪在酒边”这样的游戏；既有“文学虽无价，真理不可无”、“国父有遗教，坚忍耐烦哉”这样的庄重，也有“毕竟山妻得子迟，亲朋戏我已阉之”、“男女纷纷假自由，并肩拥抱最风流”这样的诙谐。他甚至将自己出国观看色情表演的情形写成诗歌而毫不隐讳，除了以上所举的《素脱丽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欣赏探戈舞作）》，类似的还有如《南美游记》中“椰树萧萧南国风，几多心事似霓虹。春宫电影春情画，恼煞东方一老翁”台湾《自立晚报》，1974年11月10日。这样的诗作。其诚实坦率堪称罕见。“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9月第2版，卷七，第234页。吴浊流诗歌的大胆无忌正是诗人真性情的充分展现。　
　　前人论性灵，又总是与“趣”（情趣，风趣）相联系。袁宏道曾云：“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袁宏道集笺校》卷一0《叙陈正甫〈会心集〉》；转引自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第2卷，齐鲁书社1989年8月初版，第666、667页。他认为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并例举说，儿童不知有趣然而无往而非趣。小孩子无机心的举首投足，可谓人生之至乐，“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而山林之人，无拘无缚，自在度日，虽不求趣而趣近之。即使是愚昧不肖之人，其终日或为酒肉，或为声色奔忙，但因率心而行，无所忌惮，无所望于世，故能不顾举世之非难讥笑而我行我素，这也是一种趣。反而是那些“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之人，身心如戴桎梏荆棘，全身上下毛孔骨节俱为知识所束缚，对伦理道德越陷越深，而其离趣也就越来越远。袁枚亦云：“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以论诗。”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9月第2版，卷一，第20页。他认为，虽然孔子说过“刚毅木讷近仁”，但在做诗这件事上，“人可以木，诗不可以木也。”指出有的人学杜诗，不学其刚毅，而专学其木，这就变成“不可雕之朽木”了。他还将有格无趣的诗斥为“土牛”。诚然，一个重人格和有社会良心的诗人，不能仅求趣而不及其余。正如袁枚所承认，作诗也与作史一样，才、学、识三者不可或缺，“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同①，卷三，第87页。吴浊流乃关切国运民瘼之士，为人亦颇文质彬彬，道德文章自然是其创作的追求。但他不因此“识”而对道德文章作狭义的理解，也不因此而泯灭作品的灵机与生气。相反，童心、天趣、真我在他的诗中活泼盎然，诗人的性灵坦然流露。作者的器识和人格底蕴，使其下笔坦荡，无挂无碍。　
　　直写性灵无疑是对“温柔敦厚”这一中国古代正统诗教的反叛。“温柔敦厚”说源自《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孔子的“温柔敦厚”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即使是讽刺诗，古代诗评家也要求含蓄委婉。而且有的题材干脆就是创作的禁区。而吴浊流并不为儒家正统的诗教所拘束，在选题方面甚为自由，在语言表达方面无拘无束。他的打油笑谑诗和一些爱情诗，如以儒家正统诗教来衡量，是够不上“温柔敦厚”的标准的。但“温柔敦厚”并不是诗歌审美的惟一标准。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George　
　　　　　　　　　　Brandes）曾指出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缪塞（Alfred　de　Musset）的作品风格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泼艳丽的优雅，这种不怕丢丑的诙谐的天才，既有一种令人解脱的效果，又有一种令人着迷的效果”。［丹麦］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9月初版，第五分册（李宗杰译）第120页。吴浊流的这些打油笑谑诗和爱情诗，或讽刺了现实世相，或表现了诗人天真的性格与生命的激情，其选材的自由与语言的大胆后面所隐含的价值观，并不是倾斜的。诗人浪漫顽皮的性情，“不怕丢丑的诙谐的天才”，也仍是“止乎礼”。即使一些涉及色情的描写，给予读者的感受也是谑而不虐。　
　　对诗人吴浊流而言，诗歌不仅是一种艺术创作与艺术形式，更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与存在方式，是一种把握与提炼人生的审美哲学。诗歌因诗人而诞生，而诗人亦因诗歌而抚摸人生，抒发性情，从现实的严厉禁锢中获得情感的解脱和精神的解放。吴浊流的汉诗极大地体现着诗人的主观性，它贴近现实而又超越现实，既再现现实的喜怒哀乐，又以审美的目光观照人生，在冰冷的现实中构筑人类情感的暖巢，营造生活的诗意。在他的爱情诗中，他表现了对完美的爱情的热切憧憬和执著追求；在描写亲情与友谊的诗篇里，他展示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美好的感情。他也将自己的社会理想与愿望寄托与融化于诗中。在诗歌这一审美的天地，他尽情地唱出生命的心声，随心所欲地挥舞情感的画笔，涂抹出人性内涵的丰富层次与色彩。　
　　一个作家的创作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横空出世的孤立现象，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语境中的创造，他的作品文本总是与文学史上的其他文本构成一定的互文性。“创作一首诗或一部小说的活动本身就意味介入了某种文学传统，或者至少与某种诗歌或小说观念有关。”［美］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中译本（盛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0月初版，第177页。吴浊流的汉诗深受中国古典诗歌伟大传统的薰陶和滋养。他对李、杜诗歌十分陶醉。在一篇论诗的随笔中，他曾这样写道：“英国的卡莱尔（Thomas　
　　　　　　　　　　caglyle，1795—1881）说，‘印度可以放弃，不可无沙翁。’我也有同样感想：‘英国人看沙翁值得印度，我们的李白也值得东三省及内外蒙古吧。’我们中国人有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实是无上的光荣，虽有杜甫的诗才可以与李白比拟，但其天才还比不上李白，而且杜甫生前也最尊敬李白，关于李白的诗，就做十几首可以证实。我想，今后纵使有像李白诗才的人，也难有像李白的天才吧。”吴浊流：《对诗的管见》，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91、92页。他还有诗云：“兴读李青莲，吟怀自豁然。诗中无俗味，恰似遇神仙”；吴浊流：《读李白集》，《吴浊流选集（汉诗·随笔）》，（台北）广鸿文出版社1967年4月初版，第42页。“欲遂平生愿，波涛万丈渊。疏狂非任性，常梦李青莲。”　
　　　　　　　　　　吴浊流：《偶成》。《浊流诗草》，（台北）台湾文艺杂志社1973年1月版；转引自黄美娥：《铁血与铁血之外：阅读“诗人吴浊流”》，《吴浊流百年诞辰纪念专刊》，台湾新竹县文化局2000年12月，第40页。　
　　除了李白、杜甫之外，吴浊流在作品和诗论中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