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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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浊流文学思想中，有关“孤儿意识”的争执正出自《亚细亚的孤儿》结尾的一章——疯狂。“孤儿”的困境以“疯狂”和不知所终的悬疑做结，可谓是全书中最具“小说味”的一段，可惜这对想从这部长篇小说找寻“吴浊流”的人，也是最伤神的一章。　
　　“胡太明”悬疑的结局关系到吴浊流的“孤儿意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到底这孤儿意识是以单纯地投进渴望已久的“母亲”怀抱便消解了？还是投向更惶惑、更凄绝的茫然里？根据小说的情节发展是可以见仁见智的。因此，在乡土文学论争之际，中国情结的患者强调这部作品是“孤儿的历史”，是为历史上的孤儿而写，这些乐观的民族沙文主义者认定，“孤儿”早随着下落不明的“胡太明”积极地投向祖国革命建设的行列，疗止了孤儿的伤痕、心结。　
　　——彭瑞金《从〈无花果〉论吴浊流的孤儿意识》《台湾文化季刊》第2期，1986年9月。　
　　　
　　大中国主义的文评者往往针对《亚细亚的孤儿》中，抗议日本殖民统治的若干情节大做文章。他们或直接断定胡太明战胜孤儿意识，佯狂逃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抑或将这部作品视为中国抗日文学的一部分；他们似乎忽略吴浊流战后作品所呈现，对中国殖民统治者的批判，社会中异化现象的剖析，以及他个人的省思。　
　　——张国庆《殖民主义、异化与自我：吴浊流小说的历史观》“吴浊流学术研讨会”（台湾新竹县立文化中心，1996年10月5日）。　
　　　
　　除了以上两种泾渭分明的对立观点，对《亚细亚的孤儿》的结局还存在一种折中解释：　
　　　
　　《亚细亚的孤儿》主要描写的是台湾人认同的危机。……他（胡太明）在家中墙壁上写反日诗歌，表达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懑与抗争。这本小说的中国意识很浓烈，但是相对地也有坚强的台湾意识，因此造成后代人们纷歧的看法。　
　　——叶石涛《接续祖国脐带之后——从四0年代台湾文学来看‘中国意识’和‘台湾意识’的消长》转引自陈万益：《胡太明及其“孤儿意识”——〈亚细亚的孤儿〉两岸评的不同点》，黄维樑编：《中华文学的现在和未来——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论文集》，炉锋学会1994年6月出版，第145、146页。　
　　　
　　对叶石涛的这一解释，台湾学者陈万益认为：“叶氏此段文字相当持平，可以说包容了陈映真的‘认同’问题（虽然有文化和民族意识的不同偏重），而又矫正了陈氏主观改变的胡太明疯狂的结局，应该是比较可以被接受的。”陈万益：《胡太明及其“孤儿意识”——〈亚细亚的孤儿〉两岸评的不同点》，黄维樑编：《中华文学的现在和未来——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论文集》，炉锋学会1994年6月版，第146页。　
　　以上的纷纭歧见表明，如何理解《亚细亚的孤儿》结尾，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对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历史意义以及作者立场的准确阐释。胡太明是逃到大陆参加抗日斗争还是“不知所终、下落不明”，已超出了对一个小说细节理解的技术性差异，它实际上是许多论者关于《亚细亚的孤儿》主题的立论基础，如果变更对小说结尾的解释，许多论者的整体论述也许将被迫改写。　
　　准确理解《亚细亚的孤儿》的结尾及全书（结尾关系着整部作品），首先需要从文学作品的阐释机制着手。　
　　一部叙事作品的接受和阐释倾向，由两大因素凝聚而成。一是作者的意图，一是接受者的成见。20世纪以来，在德国哲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哲学的影响下，解释学、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相继兴起，将读者推向了审美接受过程的中心地位，作者的意图或被认为无足轻重，或被认为因无法确定而等于不存在。哲学解释学的创始人伽达默尔（Hangs…Geog　
　　　　　　　　　　Gadamer）受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解释学现象学关于理解的“先结构”（或译“前结构”）和“解释学循环”论述的启发，提出了“成见”、“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等一系列命题。他认为，每个人由于成见（人们在理解时的被规定性，如文化背景与人生经历等）的作用，对同一个文本会有不同的理解。文本的意义只有在阅读者的参与下才能完成，那种不要读者参与的文本意义是不完整的，因此，它无法被确认为文本的意义。成见使不同的读者对同一文本的意义形成了不同的视界。文本的历史意义是有限的，而且它只能被当代性地接受。伽达默尔强调，作品和它当前的观赏者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同时代性”。任何历史意识的加强都不能妨碍这种观赏者的存在。艺术品的实在及其表现力不可能受它原初的历史视界的限制，在这种视界内，观赏者实际上是创造者的同时代人。艺术品只是非常有限地在它自身中保留着它的历史起源。他断言，“一般说来，没有理解会被看作是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思想在理解者自身中重新实现。……因为历史研究的真正任务不是去理解主观的意图、计划和卷入历史的人的经验。”［德］伽达默尔：《美学和释义学》（张汝伦译），蒋孔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下），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1月初版，第471页。他认为，历史的意义的起源就在于它必须被理解，它需要历史学家解释的努力。处于历史进程之中的人们的主观意图很少或决不会是这样的，即后代对于事件的历史评价会进一步证实同时代人对这些事件的评价。当历史在后人的回顾中再现时，事件的含义，它们的联系和它们所涉及的东西，把作者之心抛到了后面，就像艺术品的经验把作者之心抛在后面一样。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将理解文本作者的主观意图认定为不可能，从而将理解者（读者）推向解释活动的中心地位。伽达默尔的门生姚斯（Hans　
　　　　　　　　　　Robert　Jauss）正是在哲学解释学的影响下，创立了接受美学。伽达默尔将作者边缘化、否认作者意图与本文意义的确定性的理论，遭到了美国文论家赫施（E。D。Hirsch）等人的反驳。赫施认为作者的原意对于作品的解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作品中有作者的本意存在，而且这一本意是确定的和惟一性的。赫施承认对同一文本存在不同的理解，但这种与作者本意不相符的理解是文本的“衍义”而不是“意义”。所谓“衍义”，是那些在流传过程中与阅读者发生关系而生成的意义，这些意义包括给文本附加的意义。由于阅读者的不同，“衍义”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而“词语的意义是人们通过特定的语言符号的顺序所表达的意思，也就是那些语言符号所能传达的（共享的）意思。”［美］赫施：《解释的有效性》；转引自〔美〕却尔（P。D。Juhl）：《解释：文学批评的哲学》中译本（吴启之、顾洪洁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6月初版，第12页。　
　　“意义”是作者通过文本本身所要表达的意思，这个意思不会因为阅读者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从文学创作的实际经验来考察，我们认为，文本或作者的主观意图构成着作品的意义或意义的主要来源。解释者由于各自的成见而对作品形成不同的理解，如同鲁迅所说，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初版，第145页。一部《亚细亚的孤儿》，也是有人看见反抗，有人却看见“惶惑”和“凄绝的茫然”；有人看见“孤儿意识”的克服和向祖国的回归，有人却看见“孤儿下落不明”和“台独”……然而对作品的众说纷纭并不能抹除作者主观意图即文本原始意义在形成文本中的关键性作用，也无法否认这种原始意义的有迹可循。对《亚细亚的孤儿》的解释尽管可以歧见百出，但符合作者原意的解释只能是一种。在《亚细亚的孤儿》被台湾某些论者引为“台独”意识形态历史资源的情况下，寻找与辨明这部小说的原意显然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　
　　关于《亚细亚的孤儿》结尾的理解，本书作者在本章中早已亮出了观点。实际上，本书作者的理解与上文提及的大陆学者以及陈映真、吕正惠和陈昭瑛等台湾学者并无大异。然而，也许持这一理解的学者们大都没有想到会有另一种面目全非的解读出现，因此基本不为自己对此细节的理解作进一步的阐释。我们认为，在纷争已经出现的情况下，这一阐释的必要性已充分显现。　
　　“小说的结尾，胡太明偷渡大陆，投身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的抗日战争之中”。诚然，本书作者这样的理解包含着海德格尔所说的“先结构”和伽达默尔所说的“成见”。海德格尔指出，解释奠基在“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先行掌握”之中，一切解释都活动在这一“先结构”之中。所谓“先结构”，是指解释者作为此在被一定的历史、文化所先行规定、先行定义的特性；理解者在理解前的经验、习惯为其接受新事物确立了参照系。海德格尔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先行具有、先行看见及先行把握构成了筹划的何所向。意义就是这个筹划的何所向，从筹划的何所向方面出发，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得到领会。”［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12月初版，第184、185页。海德格尔认为，人们在理解前的“前理解”，在解释前的“前结构”，构成了“意义”；从“意义”出发，人们才理解了所欲理解的东西。（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人们需要理解的不是“意义”，而是存在者和存在。意义是“某某东西”的可领悟性的栖身之所。）然而，语文学解释属于科学认识的范围，科学论证不得把它本应该为之提供根据的东西设为前提。因此，处于“先结构”之中的人类的解释似乎是一种“循环论证”，这就是早在海德格尔之前在西方就被提出的“解释学循环”。“解释学循环”就这样宿命性地决定人们的理解和阐释活动总是无可避免的不完善、总是有缺憾的吗？海德格尔认为并非如此。尽管“解释学循环”无可避免，但这一循环也包藏着最源始的认识的一种积极的可能性。“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所谓“正确的方式”，就是“不要先认错了进行解释所需要的本质条件，这样才能够满足解释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12月初版，第187、188页。而怎样才能不先认错解释所需的条件呢？他认为解释者要始终不让先行具有、先行看见与先行把握以偶发奇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出现，解释的任务始终是从事情本身出来清理先有、先见与先行把握，从而保障课题的科学性。　
　　伽达默尔则认为，人们就处身于“解释学循环”之中，这是人的存在特性之一，而无需寻求一个“正确的方式”进入。伽达默尔认为，解释总是涉及一种本文对解释者提出问题的关系，理解本文也就是理解这个问题。在解释的过程中，“问”与“答”的双方（理解与被理解者）的视界（“成见”带给每个人、每个文本的规定性和开放性）相互交融，真理就在这“视界融合”中彰显，真理的彰显之处就是两个视界融合产生的“第三视界”。这“第三视界”也就是一种“效果历史”。伽达默尔认为，真正的历史对象不是一个客体，而是自身与他者的统一体，表现为一种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历史之真实与被理解的历史的真实同时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解释学就必须要在理解本文时彰显历史的有效性。这样的一种历史就是“效果历史”。“效果历史”不仅是理解和解释所要追求达到的“第三视界”，而且每一个理解者（解释者）也都是“效果历史”的产物。伽达默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