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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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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鼗场⒅页虾痛俜⒆晕也鞯幕疃沟米颐呛鸵帐跫颐牵幽骋涣煊虻娜ㄍ晌墩咄盘宓恼巍⒌赖潞蜕竺赖募迦ㄍ爸斗肿印狈冻胪ü庵峙Υ丛熳潘乃浮！啊晌桓鲋斗肿印囊庀蛟谟冢蕉宰陨硭糇ㄒ祷蛩粢帐趺爬嗟木植啃怨鼗常斡氲蕉哉胬恚╰ruth）、判断（judgement）和时代之趣味（taste）等这样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来。是否决定参与到这种特定的实践模式中，永远是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尺度。”［英］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中译本（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初版，第1、2页。美国学者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W。Gouldner）也认为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和技术知识匠（technical intelligentsia）两者是不同的，技术知识匠的兴趣基本上是在“技术”方面；知识分子的兴趣基本上是在批评、解放、解释因而也就经常是在政治方面。但两者共同组成了一个“新阶级”。［美］阿尔文·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中译本（杜维真、罗永生、黄蕙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1月初版。美国学者萨义德则指出：“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无意地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中译本（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4月初版，第16、17页。
综合以上这些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我们大约可归纳出几点：一，知识分子是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教育群体；二，知识分子有不同的专业工作；三，知识分子必须进入公共领域，向公众和代表公众发表负责任的、正义的意见。最后一点是最为关键的。因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不是不证自明的，不是具有一定的教育程度、从事专业性的工作，一个人就自动地成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身份能否确立，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一个人是否履行知识分子的职能。
吴浊流的写作生涯，尤其是《黎明前的台湾》《无花果》《台湾连翘》等的问世和创办《台湾文艺》杂志、设立吴浊流文学奖等，表明了他对知识分子责任的自我承担，展现了一个追求真理、呵护文化、挑战强权和揭露政治黑暗的知识分子的凛然风姿。
《无花果》和《台湾连翘》直接以二·二八事件为题材，而这一题材在当时的台湾，是无人敢碰的敏感题材。吴浊流则因这两部作品而成为台湾岛内敢于触碰此一禁区的第一人。吴浊流的胆识和勇气首先来自他对知识分子的使命的认识与自觉。《无花果》和《台湾连翘》两书的书名及其寓意可以从《亚细亚的孤儿》中的几段话来理解：
某日，太明正伫立在庭前遐想，突然发现无花果已经结了果实，那些疏疏落落的丰硕的果实，隐蔽在大叶的背后，不留神便不容易发现。他摘了一个剖开来看看，那熟得通红的果实，果肉已长得非常丰满。他一面凝视着果实，一面心里发生无限的感慨。他认为一切生物都有两种生活方式：例如佛桑花虽然美丽，但花谢以后却不结果；又如无花果虽无悦目的花朵，却能在人们不知不觉间，悄悄地结起果实。这对于现时的太明，不啻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启示，他对无花果的生活方式，不禁感慨系之。
他一面赏玩着无花果，一面漫步踱到篱边，那儿的“台湾连翘”修剪得非常整齐，初生的嫩叶筑成一道青葱的花墙，他向树根边看看，粗壮的树枝正穿过篱笆的缝隙，舒畅地伸展在外面。他不禁用惊奇的目光，呆呆地望着那树枝，心想：那些向上或向旁边伸展的树枝都已经被剪去，惟独这一枝能避免被剪的厄运，而依照她自己的意志发展她的生命。他触景生情，不觉深为感动。
“连草木也知道应该不违背自己的个性去求生存！”他这样想着，对于大自然的奥秘，顿感耳目为之一新，但返顾自己，却连“台湾连翘”都不如。
“是的，我应该坚强起来，像‘台湾连翘’一样……”他下了这样的决心，他的意思是要把自己从以前那种消极的人生观中解脱出来，在环境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积极的生活，他已经进一步踏入现实的生活中了。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274、275页。
正是以无花果的朴实无华与台湾连翘的顽强不屈的精神自励，吴浊流“进一步踏入现实的生活”，写出了《亚细亚的孤儿》《无花果》和《台湾连翘》等作品。《亚细亚的孤儿》是对异族侵略者的抵抗，《无花果》和《台湾连翘》是对本民族专制政权的批判。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反抗，然而，对知识分子来说，反抗所带来的危险后果却可能是一样的。正如与吴浊流共同活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的著名知识分子殷海光所指出：“作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得付出生命的代价。”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2月初版，第544页。应该说，无论在日据时代还是在光复后，吴浊流都不是一个以激进姿态登场的知识分子（《亚细亚的孤儿》并不准备在日本战败前发表，《台湾连翘》作者遗言交待十年或二十年后发表），他所做的工作，是立足于自己的专业领域（文学创作与创办文学杂志），继承和创新民族文化，试图以文化为着力点，对社会现实进行潜移默化的变革和改造。这正是无花果与台湾连翘般的精神。同时，他又是坚持“业余”的边缘立场，先是辞去台湾省政府社会处科员的职务，转到民营公司当教员；从公司退休后，专心办《台湾文艺》，设立文学奖，同时从事一系列文学创作。体制外的业余立场，为吴浊流对台湾社会政治的批判性反思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如同萨义德所说，“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业余者，认为身为社会中思想和关切的一员，有权对于甚至最具技术性、专业化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议题，因为这个行动涉及他或她的国家、国家的权力、国家与其公民和其他社会互动的模式。此外，身为业余者的知识分子精神可以进入并转换我们大多数人所经历的仅仅为专业的例行作法，使其活泼、激进得多；不再做被认为是该做的事，而是能问为什么做这件事，谁从中获利，这件事如何能重新连接上个人的计划和原创性的思想。”［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中译本（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4月初版，第71页。吴浊流正是从业余者的立场出发，质疑和批判国民党当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政策。他虽然不具有左翼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和行动，但他所采取的抗争方式，却也如同无花果和台湾连翘一般，体现着异常的勇毅、坚忍和韧性。而在一个独裁专制政权的统治下，这样的抗争方式仍可能会给知识分子招来灭顶之灾。无疑地，吴浊流的无花果和台湾连翘般的抗争和奋斗精神，同样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无比高贵的品质与精神。
吴浊流对光复后台湾社会的反思，也有其政治信念的因素。政治上，吴浊流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黎明前的台湾》和《无花果》中，他一再呼吁台湾人民和青年共同努力，将台湾建设成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在他发表于1965年10月《台湾文艺》上的《我最景仰的伟人》一文中说：“将国父的学说再加研究使其普遍化，像孔子死后，有曾子、子思、孟子等，作大学、中庸，来强化他的学说，我想，国父的学说也应该像孔门弟子一样来强化才对。”国民党当局之所以令吴浊流失望，是因为他认为当局的所作所为已一步步与三民主义背道而驰。《台湾连翘》中有这样的一段叙述：
只不过刊露我的《无花果》时，一位国民党员向我说了一些干涉的话。而且口吻坚决，使我无名火冒，不客气地给予反击。
“你到底是凭什么身份给予注意的？你那种说法，听起来好像在向我训示。二二八事件为什么不可以写？如果不可以写，政府会给我禁止的命令。我的杂志在你们还没有看的时候就寄到有关当局。负直接监督责任的内政部或治安当局都没有给我任何注意，你们却凭自己的感情，大言不惭地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你们根本没有这个权力。就是官吏，也得照国家法律行事，不能光凭个人感情来下判断。你们违背了国父，不能算是忠诚的国民党员。吴浊流衷心尊奉国父孙中山先生，依照宪法的规定行事，用不着你们来多嘴。你们身为国民党员，却是党的叛逆。你说这不是你自己的话？那就请你转告说的人，吴浊流今年七十岁了，为文艺而死是死而无憾。如果真的因此而死，我到另一个世界见了国父孙中山先生，他老人家一定会握住我的手说：“在台湾，只有一个吴浊流是我的信徒。”你们算什么呢？将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必定会被国父先生破口大骂的。”《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255、256页。
许俊雅在《小说／历史／自传——谈《无花果》《台湾连翘》及禁书现象》一文中对吴氏这段话置疑：“在《台湾连翘》提到刊《无花果》时遭国民党员干涉之事，在这里我们看到吴老其时‘口吻坚决，使我无名火冒，不客气地给予反击’。如据廖清秀回忆该书出版遭没收的情况，吴老初时仍不免为之心头一颤的，这一大段义正词严的文字，是否能再现吴老当时情境，不无问题。”许氏在文后的注释中云：“廖清秀《无花果出版与吴浊流老》：‘吴老也许听巫老他们的鼓励，后来在我面前表示‘大无畏精神’，起初有些害怕也是人之常情。’《文学台湾》第12期，1994年秋季号，页21。虽然刊在台湾文艺与林白出版社出版该书，时间不同，似为两件事，但遭干涉情况一致，其反应应可类比。”（“吴浊流学术研讨会”，1996年10月5日，台湾新竹县立文化中心）
然钟肇政在《铁血诗人吴浊流》一文中说，《无花果》在《台湾文艺》分三期刊毕后，某日，“吴老告诉我，有台北林姓国民党员找到他家里，说这种题材怎么可以写，实在不妥当。”钟文在引了上述《台湾连翘》的段落后接着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吴老向我转述这些话时的神态，他是激愤的，说得唾沫四溅，另一面却也可以感觉出把走狗痛骂了一顿的得意与凛然。我记不清楚在吴老告诉我这番话以前或者以后，那位台北林氏恰因勘查古迹之便顺道来舍，告诉我说：‘最近有些杂志常有不妥当的文章出现，这一类不良书刊，钟兄最好还是不要接近为妙。’我当下虽然明白他何所指，可是他毕竟比我年长许多，而且我也无意辩驳，便若无其事地回敬一句：‘我是乡下人，和任何杂志谈不上接近不接近，不过只有《台湾文艺》，因为是我们自己的文学杂志，所以稍稍帮一点忙罢了。’这位林先生多半也是颇‘识趣’的人，前此虽与我略有交情，不过从此再也没有来往了。”（“吴浊流学术研讨会”，1996年10月5日，台湾新竹县立文化中心）钟文证实了所谓“国民党员”的存在，对吴氏反驳“国民党员”的话显然也深信不疑。
本书作者按：《无花果》在《台湾文艺》连载，国民党当局无任何动静，吴氏指斥“国民党员”并非不可能。而单行本出版遭禁后吴氏“起初有些害怕”，乃因当局已有动作，故吴氏的反应属“人之常情”。许文所云“遭干涉情况一致”，非也。
“知识分子一直受到忠诚这个问题的困扰和无情的挑战。我们所有人毫无例外地都属于某个民族、宗教或族裔社群，不管多么高声抗议，都无法超越联系个人与家庭、社群、（当然也包括）民族的有机关系。”以《东方学》（Orientalism：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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