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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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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9月7日，一位在台湾的年轻“外省人”骆璜读了《疮疤集》后，给吴浊流写信诉说自己对里面的几篇小说的看法，信中在谈到《波茨坦科长》时说：“在这篇作品里，先生很坦白地写出从热望至失望的心理过程，使我这个半生光阴在台湾消磨（我今年三十六，二十岁时到此，可说半生了）并挚爱台湾的外省人，不禁为之面红耳赤，我知道先生在这篇小说里并无曲意渲染，也彻底了解先生写它时心中所具有的感触，因为我，以及千千万万与我相同的人，也一样痛恨范汉智那样卑鄙龌龊的小人，一粒老鼠屎搞坏一锅粥，是他那样的人，隔阂了外省人与台湾同胞的感情，尤其是正当热乐的最高峰却被人兜头泼了冷水，那反应是特别强烈地恶劣的，但是我以为这种隔阂一定会弥缝起来，靠着大多数有良心的人，有理智的人，不是吗，血浓于水，无论哪一省人都是中国人呵！”吴浊流看了这封信后，特意叫孩子抄一份给钟肇政，并在致钟氏的信中说“也想抄一份给林海音女士”。钱鸿钧编、黄玉燕译：《吴浊流致钟肇政书简》，（台北）九歌出版社2000年5月10日初版，第69、66页。此举说明他对此信的观点是非常欣赏和赞同的。
对吴浊流民族认同的曲解和虚构，更多地出现在某些台湾论者有关《无花果》和《台湾连翘》的论说中。彭瑞金《从〈无花果〉论吴浊流的孤儿意识》一文中提出了如下观点：
《无花果》可以说是《亚细亚的孤儿》孤儿意识的再诠释。
《无花果》里指出台湾人来台的时期、动机不一，但它说：“这些台湾人，用自己的力量开拓了台湾，因此台湾人并没有把清朝当祖国看待。……台湾人脑子里有自己的国家。那就是明朝——汉族之国，这就是台湾人的祖国。……台湾人认为，用自己的力量开拓的台湾，清朝竟擅自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是不接受的”，这等于明确地告诉擎着“民族主义”的幻想家，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即是汉族意识，是血统上的，是意识区分上的，已不实际存有，更不是地域的。“台湾人的祖国爱，所爱的决不是清朝”，易言之，台湾人的汉人意识，是意识中的汉人魂，不过是意识的存在，它既不是清人之国，亦不是清人统治下的土地，可见台湾人的汉人意识是有条件的认知。……
……也许《亚细亚的孤儿》时代的吴浊流“孤儿意识”还混沌未清，但《无花果》里的“孤儿”却绝对不再吸奶嘴，更不会思念乳头的。简单的说，在《无花果》里的吴浊流，已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台湾主义者了。《台湾文化季刊》，1986年9月，第2期。
陈芳明则在《吴浊流与〈台湾连翘〉》一文中说：
所有的中国意识论者，都应该好好虚心捧读这本书。只要读过《台湾连翘》，中国意识论者就不会那么放胆把主观意愿强加于吴老身上了。有一种说法据说是这样的：“吴老的作品是由台湾地方意识进入中国民族意识的文学。”然而，吴老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作品里，却给这种说法一个相反的答复。
事实上，从《无花果》那本书，就可理解吴老很早便已具备强烈的台湾意识。在一个言论自由受到囚禁的时代，他必须使用曲笔的手法、隐晦的技巧来表达他的台湾意识。在思想的表达上，《台湾连翘》较之《无花果》还要鲜明显著。这本书问世之后，吴老的文学思想与政治思想终于得到结论，而他的创作至此也才告完整出现。
……他的思想，领导了我们的时代，也超越了我们的时代。《台湾连翘》的诞生为我们预告：台湾人的时代终要到来。吴浊流：《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261、262页。
陈芳明以笔名“陈嘉农”发表的《为吴浊流〈台湾连翘〉出版而写》一文中，如此抒情地结论：
他（吴浊流）深知，他一度眷恋过的原乡，很早就已消失在时光的长流。他依恋的书香，他拥抱的汉诗，他崇尚的礼仪，确实存在过——存在于遥远的、文字记载里的古国。他的憧憬，其实是一种神游。一旦梦醒时，他只有喟叹自己是历史的孤儿。……
……在六十年代一度流浪且迷失于西方文学世界的青年，突然回过头来对吴老进行缺席裁判。他们使用着比孤儿心情还孤绝的语言，指控吴老对中国的误解。在那些貌似冷静客观的审判书中，他们选举一些磅礴的、梦寐的文字来镂刻空想的中国。循着他们的语气，仿佛一个骄傲的中国已巍然塑造成形。从而，他们以这份骄傲为标准，来论断吴老作品的得失。他们宁可从吴老的作品中选取一字一句，来证明吴老文学具有“中国性格”。他们竟疏懒得不愿去翻阅他的全部作品，来肯定吴老的台湾意识。他们善于借用吴老的文字，来为他们自身的政治立场辩护，就偏偏不肯站在吴老的时代来理解吴老的心情。陈嘉农：《为吴浊流〈台湾连翘〉出版而写》，吴浊流：《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10—12页。
以上所引的关于《无花果》和《台湾连翘》的论述，归纳起来有这么几个要点：一，这两部作品说明了吴浊流是一个“台湾主义”或“台湾意识”的倡导者和鼓吹者；二，“台湾意识”是与“中国意识”无关的意识；三，《台湾连翘》的问世使吴浊流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终于得到结论；四，吴浊流的“台湾意识”是“用曲笔的手法、隐晦的技巧”来表现的，要“站在吴老的时代来理解”吴浊流的这种“心情”。总之，与那种认为自写《亚细亚的孤儿》起吴浊流就已具有所谓“台湾意识”，这一意识在战后的作品中即变为清晰和强化的观点有所区别，在彭瑞金和陈芳明两位看来，吴浊流的民族认同，如果此前还是指向中国的，那么在《无花果》里，已经明确为“强烈的台湾意识”了。而《台湾连翘》比《无花果》在“台湾意识”的表达上，“还要鲜明显著”。
《无花果》与《台湾连翘》究竟是吴浊流的中国民族认同的自我颠覆，还是具有与某些“台湾主义者”或“台湾意识”鼓吹者的解释相反的内涵？我们先来考察彭瑞金所引用的《无花果》中的有关段落文字。第一个段落出自第一章《听祖父述说抗日故事》：
日本强盗式地接收了台湾。但是，台湾是台湾人所开拓的，并没有借用清朝的力量。……这些台湾人，用自己人的力量开拓了台湾。因此，台湾人并没有把清朝当做祖国看待。因而，不服清朝的统治，掀起多次的叛乱反抗清朝，被清朝认为是难于统治的蛮夷。但是台湾人的脑子里，有自己的国家。那就是明朝——汉族之国，这就是台湾人的祖国。清朝同意割台湾与日本，台湾人是不接受的。台湾人认为，用自己的力量开拓的台湾，清朝竟擅自割让给日本，是什么道理？《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3页。
彭瑞金从这段叙述中得出结论：“这等于明确地告诉擎着‘民族主义’的幻想家，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即是汉族意识，是血统上的，是意识区分上的，已不实际存有，更不是地域的。”在评价彭氏这一断语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弄清两个问题：一是书中这段话的内涵，二是其观点是否正确。《无花果》这段话的上文这样写道：“台湾在甲午战争时，由于清朝战败，做为赔偿，割让给日本，那时，毫不考虑台湾人意志，擅自把台湾给了日本。”阅读这一段及其上下文，不难明白，作品的主人公对清朝割让台湾是极为愤怒的，因此他认为清朝无权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人不把清朝当做祖国，因为台湾是台湾人所开拓的，并没有借助清朝的力量，而且清朝不是汉族政权；明朝才是台湾人的祖国，因为它是汉族政权。这些叙述说明了主人公所理解的民族意识是一种汉族意识，但这种民族意识并不能被证明为彭氏所谓的“已不实际存有”，更不能证明主人公的民族认同不是指向中国。主人公只是认为，清朝不是汉族政权，不能代表中国。换言之，台湾人的民族意识是真实的存在，但台湾人不承认清朝政权代表中国。在确定了这段话的内涵后，我们不能不指出，《无花果》主人公的这一观点是对中国代表权的误解。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帝朱由检绝望吊死于煤山（今北京景山），统治中国长达二百七十多年的明朝终于覆灭。同年4月30日，李自成退出北京。随着全国局势的稳定，入关的满清政权确立了对中国的统治，继承了明朝的中国代表权。清朝虽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并不能据此而否认它在法理上代表中国。历史上的中国皇朝，并非都是汉族人建立的，但并不能因此就否认它们是中国政权。也许，一些前朝遗民不承认它们，但这并不能影响既定事实。清朝之对于台湾亦是如此。
而且，类似“台湾是台湾人所开拓的，并没有借用清朝的力量”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完全反映出历史的真实。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即采取种种措施发展台湾经济。据台湾学者戚嘉林《台湾真历史》一书记载：清朝派出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少保施琅统一台湾后，“首任知府蒋毓英（锦州人）与各县知县乃大力招集流亡开垦。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全台三县招集流亡三千五百余人（时全台汉人约共三万余人）。二十九年（1690年）抵任的诸罗县知县张尹亦继续招民垦辟，多方抚绥，流民归者如市。”“清初统一台湾后，将明郑时期的官佃田园及文武官田一律改为民田，其赋额如依原先部臣苏拜等所议数目，则与明郑所报之额相近，但施琅认为明郑当日自称一国，自为一国用度，因其人地取其饷赋，未免加重，今其人民既归天朝，均属赤子，故乞康熙以格外之泽，减以应需之赋。康熙可其奏，乃减旧有额赋十分之四，故清初台地赋税仅为明郑官方直接向农民征税官田税率的一半。”“清廷一面大幅降低明郑田赋，一面积极招垦，大批对岸闽粤人民前往台湾开垦，从而加速台湾的农业开发。十年间，不但恢复许多原已荒芜的田园，并新增田园百分之四十三点四。”“台湾的历史，除进入由闽广汉移民为主的农业开发时代，其对外贸易也从国际时代转入祖国沿海贸易圈的时代。”戚嘉林：《台湾真历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1月初版，第36、37、40页。大陆学者陈孔立编著的《简明台湾史》亦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台湾的汉人人口约为七万人，从1685年至1811年，台湾人口大约增加一百八十万，这是由于大量移民的缘故。人口增加为台湾社会提供了大批劳动者，也为台湾的开发提供了最重要的生产力。”“从康熙二十四年至四十九年（1685—1710年），报垦升科的田园面积共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余甲，而从康熙五十年至雍正十三年（1711—1735年）增垦升科田园达两万两千七百五十五甲。后二十多年约为前二十多年的一倍。当时普遍存在业户将成熟田园以多报少的情况，有许多隐田，如果隐田占实垦数的二分之一，那么康雍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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