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新探-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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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后，毛泽东与彭德怀进一步提出立即设法去西安购买3000支步枪、60万发子弹，以及各种无线电器材、兵工厂器材和中西药材的问题，认为可以以此来验证张学良、王以哲联共是否真有诚意。他们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特别强调说：“关于军用品购买须有一专门组织，有专门负责人去洛川或西安，与王或张专门接洽此事。张、王是否真有诚意与决心，以其对此事之态度为证。”
　　严格地说，中共和红军此前确已通过甘泉解围、协助换防和运送粮草给延安城守军等事，表明过自己的诚意，而张学良尚无任何具体表现，毛泽东等有所怀疑也在所难免。不过，不论信任与否，对张学良的统战工作仍旧为全党全军所瞩目，而且是关系到红军在陕北成败的一个重要问题。故谈判结束后，中共中央就通报了会谈的成绩。电称：
　　（一）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认为唯一出路，十大政纲张研究后提出意见。
　　（二）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张之部队可让路；二六军则须得中央军同意，彼可任斡旋。
　　（三）派赴苏联代表，他的由欧洲去，我们的张任保护，由新疆去。
　　（四）完全同意停止内战，并谓如红军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更有力。
　　（五）在他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令，进占苏区。彼现准备以王以哲军入肤施，沿路筑堡。双方交通仍旧如此。一个月再看形势发展，决定对杨虎城集中宜川，进占延长，彼要我们派队至韩城阻扰，同时令陕南陈先瑞部北出扰乱西安，令关中区大活动，如此彼有所借口对蒋。
　　（六）通商问题，普通办货由我们设店自购，军用品由他代办。子弹可供给。
　　（七）互派代表常驻。
　　（八） 张云红军出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难立足。彼主张红军经营绥远，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万福麟部不打我们。
　　鉴于山西前方战事日益紧张，且经由山西转电陕北费时误事，毛泽东和彭德怀迅速将陕北一切统战工作及联络任务转交给了周恩来。他们于14日致电周恩来称：“张杨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外示统一，对内专责成。对王以哲电台仅于你认为有必要时才用彭之名义发生一些交际性质之关系。”同日，毛、彭二人并将此一决定正式通知了张学良和王以哲。
　　由于周恩来实际上已经直接负责与张学良、杨虎城的交涉工作，因此，周在回瓦窑堡同留守的军政会讨论之后，也已就下一步与张、杨联络和派人赴苏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安排。他在给毛泽东、彭德怀的电报中提出：（1）决派刘鼎留在张学良处。刘鼎同志与张学良继续开展谈判，增进具体办法，并协助张学良组织其干部（东北军有抗日情绪，但无组织，且求不成得力人才，是张学良最大弱点，故张颇佩服蒋贼之黄埔生，而自己连教导团或随营学校都没有），灌输抗日主张，与张同驻洛川。（2）与张处之联络员我方派白坚，随刘鼎去驻王以哲处，表面任侦察员，来往苏区，可进行下层军官活动。（3）李克农与王以哲保持密切关系。（4）派戴季英经张处去陕南陈先瑞处巡视。（5）邓发同志代表中央偕张派赴新疆代表到迪化后转送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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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蒋酝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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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国民党中央军陆续进入山西，阎锡山也已集中起4个纵队进行反攻，红军此前占领之大部分重要城镇均已失去，作战之自主性也受到极大限制。另外，根据4月13日周恩来从陕北发来的消息，“目前东北军正以主力围剿关中，以一〇五师、六十七军构筑中、洛、鄜、甘、延大道封锁，并企图配合十七路军北进延长、延川、清涧、绥德，十七路军之孙蔚如师已有一部进至宜川、韩城”，有向北进攻并封锁黄河西岸之势。一旦陕北张学良与杨虎城两部沿鄜、甘、肤及延川、延长之线步步深入陕北苏区，不仅红军唯一的战略后方可能受损，而且东征作战也将陷于极大被动。因此，毛泽东、彭德怀这时不能不格外担心张学良和杨虎城是否真有与红军合作的诚意。为此，他们一方面要求周恩来通过“外交”途径尽可能迟缓东北军的推进，并派来山西前方汇报工作的王世英立即返回西安找杨虎城谈判，一方面则要求东征部队立即做好“向西回击张学良、杨虎城之准备”。
　　准备向西回师陕北，这在中共中央来说，无疑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战略方针的改变。还在4月上旬，红军中部分将领就已经开始怀疑在山西是否站得住脚的问题了，但当时中共中央仍坚持认为，如果不能设法创造更大的根据地并取得苏联的直接支持，要想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对全国各反蒋派别的影响力，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因此，中共中央明确发布指示说：“中央与军委的极重大的任务，是使第一方面军在数个月内扩大至5万红军以上，在山西与华北取得大胜利，在华北首先在山西经过游击区阶段，创造比较陕北更大的根据地。在此根据地内建立模范的人民政权，成为号召全国革命的中枢，将此根据地与外蒙连接与苏联打通。凡此一切连［联］系于争取迅速对日作战的基本方针，连［联］系于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形成，也只有如此，才有真正的外交可办。”然而，不过半个月之后，即4月20日，中共中央就已经开始不再考虑回师陕北的问题了。变化之快是显而易见的。
　　究竟是回师陕北，还是继续东进，毛泽东等这时还没有拿定主意。从毛泽东4月20日给张闻天、周恩来和邓发的电报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这时还在考虑如何转进绥远建立根据地，与外蒙接通，直接取得苏联军事援助的问题。电报要求邓发尽快前往苏联，称：邓发去苏联的任务关于军事者有如下各项：
　　（1）对日作战彼此双方之共同步骤问题。
　　（2）两军委通信联络问题。
　　（3）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在绥远创立局面问题。
　　（4）技术帮助问题。能否接济步枪、步枪弹、轻重机关枪、高射机关枪、步兵炮、新式架桥设备、无线电器材等。如能接济，我军在秋天全部开赴绥远接运一次至两次。
　　（5）人员帮助问题。担任特种技术教育者数人，担任作战者数人。
　　很明显，毛泽东等这时仍然准备在山西继续作战和创建根据地，并仍打算照原定计划经山西转进绥远。但几天之后，整个形势已不容红军继续在山西滞留，国民党中央军汤恩伯部及阎锡山的几路人马节节推进，红军已被全部压到黄河东岸永和一带狭小地区，西渡回师已成不可避免之势。4月28日，毛泽东与彭德怀终于下令班师回陕。命令说：在山西是阎锡山加蒋介石（51个团）再加堡垒主义，在陕西是张学良、杨虎城在蒋令下向陕北进攻，企图封锁黄河，在甘肃是蒋介石之胡宗南部，再加上周岩两部入山西，毛炳文调甘南，王均等在陕南与甘南，张学良原在环水区域之部队调陕西，只有神府区域、三边区域和环水区域及其以西地区较为空虚。“根据上述情况，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另一方面，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亦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据此，毛泽东与彭德怀向洛甫提议，应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针问题。电报称：东面情况已根本的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红军已决定西渡。为此，提议开政治局会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之关连的问题，地点在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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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蒋酝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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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5月2日起，到5月4日止，在山西境内的红军全部顺利地撤回了陕北。为了宣传上的需要，中共中央于回师之际特别发了一个“回师宣言”，提出停战议和问题，并且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改称“蒋氏”。但此宣言的目的，正如毛泽东所解释的那样，“这是争取白军，推动运动，孤立蒋介石的好策略”，目的就是要“使蒋介石在全国群众面前孤立起来”。谁都知道，蒋介石不会与红军握手言和的，不过正好，“不和则是卖国贼，打卖国贼！”
　　至此，红军自2月20日开始的东征战役全部结束了。比较1935年瓦窑堡会议所规定的作战目标，可以知道此次作战除了在人员、粮食和部分装备方面获得暂时的补充以外，原定的种种任务均没有实现。毛泽东总结说：“此次失着是太谨慎，未能立即出河北，我们未过黄河前对阎锡山估计太高”，在汾河西岸过于犹豫，没有下决心东进到晋东南去。红旗一旦插到京汉铁路，情况必定大大不同。无论如何，如今红军的处境显得相当被动了。红军虽然在山西“斩获”颇多，粮食、兵员乃至其他军需品都得到了相当程度上的补充，其西撤行动也未受到任何损失，但是，山西境内大约30个团的国民党军队一旦乘机跟进，陆续西渡，必将对陕北苏区的巩固带来极为严重的威胁。值得庆幸的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5月初，负责与张学良联络的中共代表，突然传来张学良愿意联合红军，抗日反蒋，在西北另立局面的惊人消息。这一消息显然使中共领导人备感意外，更深受鼓舞。
　　关于张学良决心联合中共、另立局面的消息，最早见于刘鼎4月27日给李克农并转周恩来的报告。刘鼎自延安会谈之后随周恩来进入陕北苏区，并到瓦窑堡，向洛甫等留陕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之后，于23日持周恩来给张学良的亲笔信离开瓦窑堡，于26日返回洛川。当晚，张学良即与其谈话，态度已与半月前延安会谈时截然不同。根据这次谈话，刘鼎第二天马上以隐语方式写信给周恩来，说明情况。信中说：事情出乎意料，原来人们所想到的太短促了。这位老头儿昨夜同我见面，简短的一段谈话中，除了我预备要说的都谈了以外，他第一给我一个东西，第二表白他的不小的计划。这两者都可见他一日千里地进步着。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刘鼎解释说：
　　所谓东西，是一本小册子，名叫《活路》，最鲜明的提出了反蒋抗日，联×联×、分土地的旗帜。内容分四篇内容，约二千来字。内中有一些笑话：每士兵打回东北分土地五十亩。内中又有些过于乐观：晋秦绥宁甘新以及河北河南一部都会联成一起。红军就是彻底抗战的主力。内中除讲外蒙苏联之帮助外，又说及日本内部革命的爆发。……他本人嘱某起草，未经他校阅而书已印成，现在他也只是说“一口气把我的话都说完了，不大好，不过秘密的，不要紧”。
　　那么，他那个“不小的计划”又是什么呢？报告称：
　　你看他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完全拿过来，东头一条大道他也企图着；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为强干的打手。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赶这功夫要向他邻近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等相好去。他已经开始用了“爱×”、“抗×”话向内向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也。
　　对于这封信的内容，或许要稍加解释。这里所说的“老头儿”就是指张学良，“大老板”就是指蒋介石，“他家这庄大房屋”即指东北军，“他的几个佣人”即指东北军的某些干部，“联×联×”即联俄联共，“爱×”即“爱国”，“抗×”即“抗日”，如此等等。
　　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张学良这时不仅与蒋介石离心离德，而且根本上就是分道扬镳了。奇怪的是，为什么延安会谈时张学良还在那里搞“外交”，患得患失地谈什么相信蒋有民族情绪，帮蒋能抗日之类。从张学良介绍《活路》一书的出笼过程看，延安会谈之前他其实就已经同《活路》的作者谈过类似联俄、联共、抗日，乃至反蒋的话题，并且同意他们的观点，支持他们印成小册子在东北军中秘密散发。而在延安向周恩来正式表明态度时，他反倒犹豫退缩了。当然，延安会谈时他其实也隐隐地谈到他准备离开蒋介石另起炉灶的想法，只不过他说得不那么明确罢了。而如今，他多少有点破釜沉舟的劲儿了。其原因，据刘鼎信上说，就是不久前的谈判和宣传已经发生作用，“此外加上他的大老板越发在他面前现恶，他家大大小小的嘴也利害，很多人逼他，而且他已经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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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蒋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