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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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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４年，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上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批评了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江青发现了两位年轻人的文章，就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认为不错，他让江青出面，令《人民日报》转载。但是，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没有在《人民日报》上转载，理由是“党报不是自由争论的场所，”最后达成妥协，在《文艺报》上转载。这使毛泽东大为震怒，他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信，从而开展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运动。
建国以后，江青一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第一露面是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９日。这天下午，毛泽东接见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夫人。江青以毛泽东夫人的身分出现。９月３０日的《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刊出的接见照片上，毛泽东同苏加诺夫人握手，站在二人中间的江青在微笑。据说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时，政治局提出了一个限制条件：20年内，江青不得以毛泽东主席夫人的名义参加政治活动。如果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话，这次露面是一次重要突破。不过，这时已经过了24年了，政治局的限制期限已过。江青公开步入政治，是在１９６６年２月，林彪元帅委托它起草《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据说，这不是林彪的本意，而是毛泽东的安排。在这之前三四年，她搞过现代京剧“样板戏”，开始插手文化工作。江青插手文化工作是得到毛泽东的首肯的。六十年代，毛泽东对中国的文化工作很不满意，私下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江青在文艺界这些活动是和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合拍的。事后人们才知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准备。也就是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江青是比别人较早了解的。不仅了解，而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早地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例如，拉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江青组织人写成的。江青先在北京找人批判《海瑞罢官》，没有得到支持（据说是找李希凡写，李找一个藉口推脱了），再到上海找张春桥（张曾写了一篇受到毛泽东称赞的文章：《论资产阶级法权》），张指定《解放日报》编辑姚文元按江青的意图写成。毛泽东在政治上对江青的信任还表现在一封信上。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毛泽东在武汉给江青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是这样写的：江青：６月２９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上海）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６月１５日离开武林（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韶山滴水洞）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２８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已有１０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注：指林彪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这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都。叹道：世无英雄，致使竖子成名。鲁迅曾对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的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难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之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过这两句话。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对于朋友的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有什么用呢？我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讲得更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半年，我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三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多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接近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我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的区别。此事现在还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说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
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有多次扫除。所以我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能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决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20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们就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得了。但这20年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９０％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于一时，左派则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中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1966年7月8日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不是中央领导人的江青谈论如此重大的问题，可见毛泽东在政治上对江青何等信任。我们当时听传达时，在座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对形势作如此严重的估计，是“打倒一切”的认识基础。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到２１世纪，有资料说，这封信是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在林彪摔死后假造的。假造这封信的目的是想说明毛泽东对林彪早有察觉，以证明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洞察一切”。即使如此，在毛泽东健在的时候，他们假造这封信，毛泽东默认了，也说明毛泽东对江青的信任和放纵。江青走上政治舞台，从一名普通党员，变成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要职的“中央首长”，不能没有毛泽东的默许甚至支持。
在１９６６年以后，一些中央领导人，争先恐后地对江青进行过分的赞扬，除了林彪、陈伯达、康生等人以外，周恩来也参加了过分赞扬江青的行列。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０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一次十万人的大会。周恩来在会上说：在抗日战争初期，江青同志到了延安，成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的战友、勤恳的学生。它确实是紧跟毛主席的着作和思想……所以，我们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我们要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对自己妻子如此没有分寸的赞扬，毛泽东没有制止，实际是纵容了。为什么中央高层领导人这时突然争先恐后地“大树特树”江青呢？这中间恐怕有不为人知的背景。这个背景一定是毛泽东有什么意思，这些高层领导人心领神会了，才掀起了赞美江青的“大合唱”。江青很充分地利用了毛泽东和它的这一特殊关系。不管在什么公开场合，它总是用它那很尖的嗓音，高声对听众说：“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望你们……”直到在若干年后对它公审时，它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是毛主席的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咬谁呢？咬那些毛泽东认定的“反党分子”、“牛鬼蛇神”。当然，它也要乘机咬它自己的仇人，咬妨碍它夺取权力的人。在毛泽东晚年，毛泽东也担心江青利用和他的特殊关系，干出不得体的事。因此，他申明：“它不代表我，它代表它自己。”毛泽东对江青过于专权也很忧虑，所以他多次批评江青。１９７４年，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回信中写道：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岁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不管毛泽东和江青之间有多少恩恩怨怨，江青毕竟是毛泽东的夫人。毛泽东批评过江青等人，但这些批评是恨铁不成钢。毛泽东说过“四人帮”这个词，但他说的“四人帮”，不是指他们是一个反革命帮派，而是希望他们不要搞小子，团结更多的人来实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而恰恰当在这一点上，江青等犯了致命的错误。当时在政治局委员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他们中间虽然有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有些看法，但他们不会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如华国锋、李德生、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和倪志福。江青等人自己搞小子，排斥这些人，从而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在毛泽东逝世的那天凌晨，住在一侧的江青闻讯赶来，头发散乱，神情紧张，一进门就扑在毛泽东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呀！”嗓子都哭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这里有夫妻难舍之情，更有失去政治靠山之悲伤和恐惧。
在９月１８日的追悼会开完后，新华社的电讯稿着意描述了江青的花：“江青同志敬献的花放置在毛主席的遗像前，花圈由栩栩如生的葵花、嫩绿的玉米、金黄的麦穗和谷穗，以及果实累累的白色文冠果花组成。”先下手为强９月２１日，聂荣臻元帅通过代总长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版社，北京，１９８４，第８６７页）
先下手为强。这不仅是聂荣臻元帅一个人的想法。华国锋、叶剑英也准备这样做，并作了周密部署。据华国锋1999年3月9日对原广东省委副书记张根生说，促使他早下决心的，是解放军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张某到坦克6师进行活动。
张某是张春桥的弟弟。
粉碎“四人帮”中，李鑫起了一定的作用。李鑫，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都有要职。“四人帮”想在中央警卫团找一个自己的人，张春桥看上了李鑫。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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