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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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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时，赵紫阳说，我倾向于写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在这期间，曾有不少人向赵紫阳提出过建议。例如，著名经济学家董辅仁（衣补旁＋乃）向本书作者介绍了一件事。八月间，董辅仁、童大林、于光远等１０多位经济学家在北京百万庄开了一个会，坚决主张写进“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他们向赵紫阳写了一个会议简报，陈述了理由。在此期间，老资格的经济学家马洪也送上了《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再思考》，这篇文章是赵紫阳让马洪搞出来说服党内元老们的。马洪让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经济研究所的周叔琏、财贸经济研究所的张卓元拿出初稿，又让吴敬琏参加修改，定稿后分送给元老们。此文是一块“问路石”，元老们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连王震也稀里糊涂地说好。
在此基础上，赵紫阳又召集起草小组在中南海讨论了两次。杨启先向本书作者介绍了第二讨论会的情况。这次会除了起草小组成员以外，还请来了邓力群。赵紫阳问大家：“理论上有没有问题？”杨启先回答说：“理论上能站得住。
”赵又问：“和宪法有没有矛盾？”郑必坚回答说：“没有矛盾。宪法上没有写‘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赵紫阳宣布散会，人们都站起来准备退场了，赵紫阳又问邓力群：“老邓，你怎么看？”邓力群回答说：“我１９７９年就赞成商品经济。”９月９日，赵紫阳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写信，建议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概括为以下４层意思：（一）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
（二）自发地盲目地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生产和交换，只限于小商品、三类农副产品和服务修理行业，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
（三）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在当前和今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们的方针应当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
（四）指导性计划主要是用经济手段来调节，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
”９月１１日，邓小平表示同意。９月１２日，陈云表示同意。邓小平还说这封信写得很好，并提议在全党范围内传达。“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也就很自然地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封信的４点内容也全都写进了这个决定之中。
邓小平同意，是因为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陈云同意，是因为有“以公有制为基础”、“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胡耀邦、赵紫阳在两个老人之间踩钢丝，搞出了这个两位老人都能接受的“决定”。事后，邓小平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３，第８３页、９１页）
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接纳了“商品经济”。但是，这个决定为两种对立的看法都留下了各自的活动空间。坚持计划经济看法的人也可以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坚持商品经济的人也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提法来说，两方面的人都可以各执一端：有的强调“有计划”，有的强调“商品经济”。这个决定的局限性在于，它没有从总体上放弃过去那种行政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虽然同意“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他的发言中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干的是社会主义。等等。邓力群一再表示：“陈云同志的讲话很好。”“这是一篇很重要的讲话。”（《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下册，第26页）
第3节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十二届三中全会一方面承认中国的经济是商品经济，但又同时表示，中国的经济是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外国人不可能懂得这样的表达，经济学家也无法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因为“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实际上，这是一种政治妥协的结果。如果不知道政治背景，政治妥协的语言往往是难理解的。达成妥协的两种政治力量，一方坚持计划经济，另一方主张把经济向市场化推进。
但是，从一开始，两种力量就进行了较量。
对计划经济的传统看法是：计划就是法律，它必须是指令性的；计划不仅管宏观参数，也管微观经济活动；计划实施方式是采取实物指标体系，实行直接的计划分配。正如本书前面所讲到的，计划工作者的主观判断很难反映经济运行的客观实际，计划工作者确定的各种经济指标很难如期实现，计划工作很难满足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所以，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为了缓和计划工作者的主观判断和经济运行客观实际的矛盾，把计划分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指令性计划是刚性的，必须完成；指导性计划是弹性的，预测性的，即国家通过经济政策、经济法令和经济杠杆对企业的生产和发展方向进行引导。
鉴于多年来国家制定的指标总是偏离实际的教训，在改革进入了第四个年头，经济学家中多数人主张，指令性计划应当少一些，指导性计划应当多一些。
但是，如果真正把指令计划变成指导性计划，国家计划没有强制性，计划经济也就流于形式。所以，坚持计划经济的人，把指令性计划看成计划经济的命根子。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３年，开展了一场保卫指令性计划、批判指导性计划的斗争。
１９８２年９月６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国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文章认为，“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随着价格的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性计划的范围。”这篇文章捅了马蜂窝。９月７日，胡乔木就给人民日报领人胡绩伟、秦川、王若水写了一封信，追究此事。全文如下：９月６日，《人民日报》所载刘国光同志《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一文，在十二大期间发表，文章一开头就说“为了实现十二大……的战略目标”，文中也引用了报告中的一些观点和文字，但其主要论点则与报告内容有很重要的不同。文章认为，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在今后改革中应逐步缩小，而报告则肯定指令性计划在重大范围内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是完成与国民生计有关的计划项目的保证，没有任何一处暗示这只是特定条件下的暂时需要。实际上这也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方针的关键所在。将来全国性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虽还有许多具体问题，中央目前尚未认真研究，亦未提出任何确定见解，这要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研究解决，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在近年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讲话中是一直坚持的，对指令性计划的必要性也是一直坚持的，这个事实《人民日报》的同志不可能不知道。作为其它时间的普通讨论文章，各种不同观点都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发表，但十二大期间提出“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这样的口号，则无异于告诉读者，这个基本方向就是国光同志所提出的意见，这已经确定了，现在只要坚持这个“基本方向”，并引用了十二大报告中的某些提法（虽然没有说明，因报告尚未发表），这就不能不在读者中引起误解和混乱。我认为，《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问题是不慎重的，因而我想指出，这不完全是偶然的，因为《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讨论经济问题的文章早就看出一种倾向性，即倾向于刘国光同志的意见（固然这方的意见中又有一些较为次要的分歧），而相反的意见则很少发表。我希望《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在理论性问题上能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而在重大现实性问题上则需要注意与中央保持一致，否则即与党中央的机关报的身份不相符合。刘文认为我国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其它文章中有时也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至少迄今为止，我未见中央或国务院正式文件中使用这种提法，而这个提法因与刘国光同志对指令性计划的意见有直接联系，就有了特定的含义，国光同志现在是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是一个有影响的学者，我很尊重他的经济学知识，但他对于十二大报告中关于计划经济的观点发表这样的文章则同样是不慎重的。此点我已在电话中告诉马洪同志请他转告。因事关党报对十二大的宣传，涉及并非小问题，故认为有义务提醒你们注意。
你们的意见如何望告。
胡乔木９月７日接着，刘国光受到有组织的批判，并责令他在社会科学院党组会上作检查。胡乔木、邓力群组织一批人（有林、王忍之、袁木、桂世镛等）写了长篇批判文章，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在《人民日报》重要地位发表，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刘国光的文章是在中共十二大以前送给《人民日报》的，正好在十二大前后发表，这就难免和十二大报告不一致。这是胡乔木批判刘国光的藉口。从上面引用的信中可以看出，实质问题还是要不要坚持指令性计划。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刘国光不仅作了深刻检查，还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写出了强调指令性计划的文章，到１９８４年政治形势有所变化的时候，刘国光又回到自己的观点。
在这期间，王忍之也发表文章，强调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标志。王忍之后来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３年对商品经济的批评有一个政治背景，这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当时有人把持“商品经济论”当作精神污染的内容之一。我很熟悉也很尊敬的一位南开大学教授，就在《天津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经济理论界的精神污染。当然，“清除精神污染”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说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显然和马克思的说法不同，把它纳入“精神污染”的范围，也是合乎逻辑的。
在政治上“清除精神污染”，在改革方向上保卫指令性计划，两条战线彼此呼应，相互配合，这是１９８３年中国保守派的攻防战略。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还占主地位。然而，在计划经济中怎样运用市场调节呢？当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这种争论不可能有结果，使得改革踟蹰不前。
在改革进行了几年之后，“改什么”的问题还不十分明确。有一次，赵紫阳请政治局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到他家里谈天，在轻松的交谈中，赵紫阳问：“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什么的？”计委主任姚依林“啊”了一声。赵紫阳笑着，自己接着说：“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你们计委的。”赵紫阳是希望计委主任在适当的时候自己提出来。（鲍彤：《咫尺天涯念紫阳》，２００４年）
在这里，赵紫阳态度十分明确，靠国家计委来组织国民经济是不行的。靠什么组织国民经济呢？鲍彤回忆说：１９８７年或１９８８年初，政治局开会，讨论扩大对外开放事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赵紫阳回答说：“就实际工作而言，没有差别。用商品经济，是为了减少震动，使更多人容易接受。十三大说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两个说法，一个意思。”赵紫阳在另一个场合说：“西方市场经济的各种范畴和手段，包括期货市场，证券市场等等，我们都应该学习。（鲍彤：《咫尺天涯念紫阳》，２００４年）
胡耀邦态度也很明确。他认为改革的关键是要解决计委的问题。中宣部前部长朱厚泽向本书作者谈起１９８６年的一件事：从北戴河回北京，我又乘耀邦的专列。胡启立、田纪云也在其中。耀邦让我们到他房间去。胡耀邦对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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