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全传-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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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新青年》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地位才完全確立起來。《新青年》由一個文化刊物變成一個政治刊物，意味着從1915年開始的中國近代啟蒙邉印�—新文化邉诱�式結束。此後的文化改革、文藝改革、文學革命、文字改革、教育改革等，雖然從未中斷過，但作為一種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邉樱�特別是對於長期生活在封建主義社會中的中國人民至關重要的民主主義啟蒙邉樱�的確是結束了。在這個過程中，胡適曾企圖挽回，提出過重整新文化邉拥木V領︰「研究問睿�，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98＇但是，一是胡適這時還遠洠в嘘惇毿隳菢拥娜送�；二是更重要的，由於巴黎和會和蘇俄對華宣言這一反一正事件撞擊性慣性的推動，這時歷史潮流，西方民主主義潮流衰落長達30–40年之久，而馬克思主義潮流磅礴而來，任何個人也難以阻擋。



與胡適分道揚鑣，友誼長存



陳獨秀與胡適的思想矛盾洠в薪鉀Q。由於二人在新文化邉又薪Y下了深厚的友情，於是，二人以後的關係發展，呈現出一條奇特的軌跡︰政治思想上不斷爭吵，個人生活和某些工作上互相關心和幫助。

在雙方分裂，北京同人實際上已經退出《新青年》編輯部一年以後，陳獨秀還是把他們視為編輯部成員，每期出版，照樣寄送。1921年9月5日，陳獨秀給胡適一短信說︰「《新青年》已寄編輯部諸生百本到守常兄示轉交（他那裏使用人多些，便於分送）。除我開示贈送的七十本外，尚餘卅本，兄與守常兄商量示置」。信中還建議胡適或任叔永（鴻雋）任安徽省教育廳長，認為「皖教廳事，非你和叔永不會以全體贊成」。＇99＇

由於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胡適對陳獨秀等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共產黨總是耿耿於懷。經過約一年多的醞釀，他終於在1922年5月創辦起「另一刊物」——《努力》週刊。他也不遵守「不談政治」的諾言了，邀集蔡元培、湯爾和、梁漱溟、李大釗、陶孟和、高一涵等共16人簽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要求建立一個「好政府」，一個「憲政的政府」，一個「公開的政府」，實行計劃政治的政府。同時對南北統一、裁兵、裁官、改革選舉制度等問睿�提出具體意見。這是胡適要求改良政治的第一個具體綱領。＇100＇



胡適創辦的《努力》週刊

接着，1923年1月，又因蔡元培辭職事件，陳、胡發生爭執。當時蔡因反對反動政客彭允彝出任教育總長，「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請辭北大校長。北大師生掀起一個驅彭挽蔡邉印＿@個邉颖緛硎欠磳Ρ毖笳�府的正義行為，應該同情和支持，但陳獨秀卻評論說︰「正告蔡校長及一般國民︰革命的事業必須建設在廣大民眾積極邉拥牧α可厦妫�依賴少數人消極的拆台政策來打倒惡濁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

此論確是過左，是唯我獨左的「革命萬能論」的表現，而且左得可愛又可笑。所以引起胡適過度反應，著文反駁︰「自從袁世凱以來，政府專用金錢來收買政客，十年的功夫，遂使豬仔遍於國中，而『志士』一個名詞竟久已不見經傳了！新文化，學生邉樱�安其那，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不可作豬仔之敲門磚！今天談安其那，明天不妨捧為政客；今天談共產主義，明天不妨作教育次長（指陳於1921年上半年曾任廣枺�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引者）！在這個豬仔世界裏，民眾不用談起，組織也不可靠，還應該先提倡蔡先生這種抗議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為要做人而有所不為的精神。」＇101＇

8月以後，二人又在「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短兵相接。當時發生了以張君勱等人為一方與丁文江等人為另一方的這場論戰。前者宣揚「自由意志」和孔孟的內心修養，認為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的問睿�；後者則鼓吹科學萬能，科學能解決人生觀問睿�，但他們又認為人的感覺也是物伲�，即物伲鼇K非客觀存在，而是「覺官感樱�的集合」。胡適在為這場論戰的論文集寫序時，支援後者，並明確批判陳獨秀的唯物史觀，說「唯物（經濟）史觀至多只能解釋大部分的問睿�」，相信知識言論教育也可以「變動社會，解釋歷史，支配人生觀」。

陳獨秀也為該論文集寫序，答覆胡適，指出︰「唯物史觀並不是不重視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現象之存在，惟只承認他們都是經濟的基礎上面之建築物，而非基礎之本身」，是「一元論」，而非「多元論」。然後指出「適之果堅持物的原因外，當有心的原因？？，像這樣明白主張心物二元論，張君勱必然大搖大敚У膩硐蜻m之拱手道謝！」胡適則說︰「仲甫的答書，近於強辯，末段竟是誣人，使我失望。」＇102＇由此看到，二人矛盾，由信仰、政治領域，深入到世界觀。不僅如此，爭論之激烈，有時還大失學者風度，發展到人身攻擊。

1924年9月，在紀念辛丑條約23周年時，陳獨秀曾撰文，改變過去徹底否定義和團的觀點，肯定其反帝的意義，「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悲壯的序幕。」＇103＇胡適立即攻擊說︰「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罵拳匪的大文的作者，現在也大出力頌揚拳匪了！」「這真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我們只好叫他訟棍的行為！」＇104＇——其實胡適攻擊和譏諷的恰恰是陳獨秀知錯必改、追求進步的精神。因為不管怎麼說，義和團邉拥姆吹坌再｜是抹殺不了的。而胡適的矛頭所向，卻是借睿�發摚Ч�擊共產黨。

1925年，胡適參加段祺瑞皖系政府的「善後會議」，被社會上譏笑為軍閥分贓的幫凶。北大一院的厠所牆上甚至有學生的咒罵，說其「賣身於段佟梗�「擁戴段祺瑞為父」。陳獨秀聽到此事後，2月5日致函適之表示支持，但囑要「卓然自立」，一改前次反對蔡元培「不合作主義」的態度︰「現在有出席善後會議資格的人，消極鳴高，自然比同流合污者稍勝，然終以加入奮鬥為上乘（弟曾反對孑民先生不合作主義以此）。因此，兄毅然出席善後會議，可嘗試一下，社會上頗有人反對，弟卻以兄出席為然。但這裏有一個重要問睿�，就是兄在此會議席上，必須卓然自立，不至失去中國近代大著作家胡適的身份才好。」＇105＇但他對胡與章士釗合辦報紙，效力政府的傳說，卻竭力表示反對，言詞激昂。

胡適接信後，10日回信，責怪陳聽信關於胡適與章士釗合辦報紙之郑�言。陳在23日接讀後，立即回復，表示「十分喜慰。前函措詞冒昧，特此謝罪。惟此次來函說『一時的不愉快』，此語雖然不能完全做逆耳解，或不免有點逆耳的嫌疑罷，一笑」；「既無此事，我們真喜不可言。」《申報》、《新聞報》、《北京新聞》譏胡為段祺瑞的留聲機，列在準安福系，「我們固然不能相信這是事實，然而適之兄！你的老朋友見了此等新聞，怎不難受！」「我並不反對你參加善後會議，也不疑心你有甚麼私利私圖，所以這些話都不必道及」；「你在會議中總要有幾次為國為人民說話，無論可行與否，終要嘗試一下，才能夠表示你參加會議的確和別人不同，只準備『看出會議式的解決何以失敗的內幕』，還太不夠？？」＇106＇

可見，陳獨秀對胡適，在政治上還是關心的。但是，胡適卻認為自己已經成熟，在政治原則問睿�上，不需要陳的瞎操心，而且認為二人根本上走的是兩條路，非但毋用關照，而且要鬥爭到底。

於是，兩人除了利用自己掌握的輿論陣地進行論戰之外，有時相聚還當面爭吵。例如對於中國近代衰弱之原因，胡適始終不承認帝國主義侵略的罪惡，只怪中國人民愚昧落後。1925年11月，他到上海治痔，住在亞枺鼒D書館老闆汪孟鄒家。陳獨秀知道後很高興。汪的侄兒汪原放回憶說︰「這位總書記有時會在夜間悄悄地來看望這位『五四』時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見面，總是以兩人激烈的爭吵而告終。一個講社會主義好，另一個講資本主義好；一個講馬克思主義，另一個講實用主義，各不相讓。」有一天，又爭起來，陳獨秀說︰「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胡適一下子站起來，氣急敗壞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篤篤敲着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接着，他又強忍怒氣說︰「仲甫，我有事，你坐罷！」下樓去了。陳獨秀氣呼呼坐了好一會，也走了。但過不了幾天，陳獨秀會再來，重新挑起一場爭論。＇107＇

這年12月，二人因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的事又發生爭吵。《晨報》是梁啟超研究系為背景的報紙，當時站在安福派一邊，對學生在「五卅」邉又械摹高^激」行動有所批評。11月29日，因北洋政府解散女師大及拖欠教師薪金問睿�，再次樱�發學潮，數千民眾在天安門舉行撸�行，要求段祺瑞下台。部分群眾撸�行到宣武門，燒毀了《晨報》館。當時有人出來指責學生行動是「不守紀律、無意識、非真正民意」。陳獨秀又站在共產黨的左傾立場上為學生行動辯護，指出像五四時期學生火燒趙家樓那樣，不能這樣「抹殺」「北京市民邉印埂＃�108＇

胡適即寫信批評陳的意見，主張︰「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表示︰「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上主張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主張一階級專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這個字了」，「這回出京兩個多月，一路上飽讀你的同黨少年醜詆我的言論，真開了不少的眼界？？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109＇

很遺憾，中國以後的社會發展，應驗了胡適的這個擔心。當然，胡適的思想方法也有缺點。他也只譴責一面，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八國聯軍的暴行，洠в锌吹剿�譴責過「殘忍」和「慘酷」；對於李大釗、陳獨秀等宣傳馬克思主義，他也洠в斜硎尽溉萑獭埂Ｈ缃駥�於群眾的革命行動，他卻如此嚴厲譴責，大聲疾呼，可見他的立場是很鮮明的。這就加大了他與共產黨、與群眾邉拥膶α⑶榫w。

以上種種，充分說明了陳獨秀與胡適之間矛盾衝突的性伲�和廣泛深刻的程度。奇怪的是，儘管二人在政治思想上如此對立，友誼卻始終維持着。古道熱腸，這表明他們都繼承了中國士大夫的一種傳統美德︰思想分歧不影響個人情誼，諍友比一般的朋友更可貴。例如，1921年10月和1922年9月，陳獨秀兩次因《新青年》「過激」、「摺�禁」刊物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時，胡適都積極奔走營救，請蔡元培和外長顧維鈞直接與法方交涉，並不因思想分歧而坐視不管，更不因《新青年》「赤化」而幸災樂禍。1932年10月，陳獨秀被國民政府逮捕。胡適雖是親國民黨的上層人士，還是參加了營救，為陳聘請辯護律師。陳坐牢後，胡經常去看望他，送物，送書，關心其生活，並為出版陳的文字學著作而奔走。1937年8月，為提前釋放陳獨秀，胡適也出了力。這時，國共（包括陳獨秀領導的托派）是你存我亡的敵我關係。陳還一直被視為「共黨首領」，國民黨以萬金懸賞通緝。胡適並不因黨派之見而落井下石。

陳獨秀也是如此。中共成立後，與陳望道不靠胡適辦《新青年》的情緒相反，陳仍向胡約稿。甚至1924年團中央機關報《中國青年》出「反對泰戈爾專號」時，也請胡適寫一篇短文，胡適雖然表示怠慢，但有時也會應付一下，在《努力》創刊前，給了幾篇詩作和一篇《國語文法的研究》。後者分兩次連載在《新青年》1921年7、8月份出版的第9卷第3、4號的第一篇。共產黨的機關刊物，把這類稿子放在首位，可見陳為爭取胡之用心之良苦。後來陳還求胡為張申府找工作，為蔡和森、瞿秋白向商務印書館推耍С霭鏁�籍等。

1932年10月10日，聞胡適外訪回國，他還致函胡適，拜託兩件事︰一，求為李季翻譯馬氏巨著《資本論》籌措生活費。因為譯此書「所用時間必須很長，非有可靠生活費，無法敚�脫別的譯稿而集中力量於此巨著」，並建議胡商之於「庚子賠款的翻譯機關」，稱讚說︰「我知道李季的英德文和馬氏經濟學知識以及任事頂真，在現時的中國，能勝任此工作者，無出其右」；求胡適把他存於胡處的拼音文字草案，「希望商務（印書館）能早日付印，免得將原稿失去，且可了結兄等對商務的一種懸案；並且我還癡想在這椿事上弄幾文錢，可不必是實際的錢，而是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