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全传-第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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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鬥爭。」＇41＇但前提是像十月革命那樣，這兩種革命都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即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專政」之下進行。青年托派則強眨�「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托氏的回答，意在不要糾纏於一開始是甚麼性伲�的這種無聊的爭論。着眼於大原則——「無產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這兩種革命，排除資產階級參加或領導革命的任何可能性；而不糾纏枝節，這是托洛斯基當時眨�解中國托派小組織爭論的基本態度。在這裏，充分表現出陳獨秀與托洛斯基一樣，具有政治家的寬闊高遠的眼界。陳與當時其他托派人員相比，的確是鶴立雞群。

二、政權問睿�：托洛斯基說：陳獨秀提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並不與『無產階級專政』口號相衝突，而只是補充這個口號，並使這個口號通俗化？？這個口號與『工農民主專政』口號，絕無相同之點。」托氏的這個回答，使中國青年托派十分意外，因為托洛斯基主義的核心就是所謂「不斷革命論」，為了使民主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並不斷地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上去，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在民主革命時就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以保證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他與青年托派認為中國大革命失敗，就在於洠в屑皶r提出這個口號，而共產國際及中共六大提出的「工農民主專政」，還堅持這個錯铡�，對資產階級參加民主革命抱有幻想。

他們一直猛烈抨擊「工農民主專政」這個口號，認為這個口號把「工農並列」，「含糊不清」，「即未曾確定在專政當中真正的領導地位是工人所有的，還是農民所有的」；還因為「它表明是『民主的』，而非『社會主義的』」，因此根據俄國「二月革命的經驗」，必然導致「資產階級專政」。＇42＇中國托派中反陳派也就抓住陳獨秀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不放，說它與「無產階級專政」口號根本對立，而與「民主專政」的口號「接近」，「妥協」。經過托洛斯基上述「裁判」，反陳派就「椋Э跓o言」了。

其實在這個問睿�上，陳獨秀與遙遠的托洛斯基的確是心聲相通的。因為「工農民主專政」中的「農」，在俄國革命中主要是指「富農」，即農村資產階級。他們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政權的鬥爭很激烈。而在中國主要是指「貧下中農」，特別是貧農，那是無產階級的可靠同盟軍。這是中共提出這個口號的本意，在中國富農的力量很小，政治上的影響也極其微弱。托洛斯基和中國托派包括陳獨秀在內，都對這個口號有铡�解，所以，陳獨秀轉向托派後，一面批判這個口號，一面根據中國的特點（尤其是大革命中農民邉拥慕涷灒┨岢觥笩o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的確如托洛斯基所評價的那樣，是使「無產階級專政」口號「通俗化」，即「中國化」。青年托派批判這個口號是毫無道理的。

三、國民會議問睿�：陳獨秀所以在開始時不把「國民會議」當成目前政治的總口號，是因為托洛斯基在1929年12月22日的信中才提出「國民會議」作為「中心政治口號」的指示，而此前，陳獨秀看到的文件，都是把這口號與「八小時工作制」等其他口號並提的。所以在1929年12月10日《告全黨同志書》中，陳獨秀還認為黨中央批判他把國民會議作為「總的政治口號」是冤枉的。隨後不久，陳獨秀終於接受了這個提法，成為他與中共的主要分歧之一。但他與青年托派長期爭論的卻在另一方面：這個口號能否實現？陳獨秀認為可以實現，應該為此而奮鬥；青年托派則認為它不過是反革命時期「團聚群眾」、對抗資產階級的一個策略，也與中共的「蘇維埃」口號相對立。這說明陳獨秀在接受這個口號後，走到了另一極端。對在國民黨獨裁統治下實現國民會議決定國是，抱有幻想，顯然是天真的。在這一點上，陳獨秀對托洛斯基主義有教條主義的色彩。

其實，托洛斯基本人從未把這個問睿�說死，他說這是個「猜謎式的問睿�」，「只能做種種假定」。所以，他說過「立憲會議不一定能召集成功」的話，也說過「這絕不是說：資產階級民主政制在兩個革命的過渡期，是洠в锌赡艿摹埂＃�43＇在1月8日這封信中，托洛斯基重眩�了上述觀點，仍然強眨�「洠в腥魏慰赡埽瑏眍A先猜測事變在實際上究竟怎樣進行」。就這樣，托洛斯基出了一個謎，讓中國托派來猜，於是造成了中國托派內部、主要是陳獨秀與青年托派之間長期的無休止的爭論。

四、紅軍問睿�：這是陳獨秀被青年托派抓住的一個最要害的問睿�。問睿�的引起是陳獨秀發表的一篇長文《關於所謂「紅軍」問睿�》。文章從所謂西歐和俄國革命的經驗出發，認為紅軍的成分「大部分是撸�民無產階級（土匪和潰兵）」，「其前途不外是（一）統治階級的內戰一時停止，『紅軍』便要被擊潰，或為所收買；（二）因自己的內哄而潰散；（三）逐步與農村資產階級（商人與富農）妥協，變成他們的『白軍』，或為他們的經濟手段所壓迫而潰散。」＇44＇

陳獨秀這個論述，顯示出以下幾個特點：

一、針對當時中共被迫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後來終於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以農村根據地為中心，以農民為主力軍，進行革命，陳獨秀堅守馬克思主義在歐洲革命的模式——無產階級政黨必須以城市為中心，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軍，不能離開城市和工人去農村搞農民邉樱�尤其不能去搞「軍事冒險」。否則，黨就會蛻變成為「農民黨」、「小資產階級的黨」，甚至是「土匪黨」。這裏，陳獨秀再次暴露出教條主義的色彩。而這是整個托派與中共在革命模式（道路）上的根本分歧。

二、把紅軍說成「大部分是撸�民無產階級（土匪和潰兵）」反映了部分事實，特別是紅軍的先鋒隊和領導人。大革命中毛澤枺�在《湖南農民邉涌疾靾蟾妗分蟹从车那闆r，證明了這個觀點。但是，後來紅軍擴大，中共最後奪取大陸政權依靠的軍隊主力，主要是廣大貧下中農。這一點，陳獨秀洠в蓄A料到。

三、對「紅軍」前途（即中共的前途）必然失敗的預測，主要是根據歷史上農民起義的經驗和大革命時期農民邉拥慕涷灒�後來被證明是錯铡�的，洠�想到它有可能推翻國民黨政權，並且新建立的政權能維持相當長的時間。這表明陳獨秀的這個論斷又戴上了經驗主義的眼鏡。不過話又說回來，根據中共勝利60年後，黨內特別是領導層腐敗空前嚴重而難以清理，這個黨很可能將亡於腐敗。從這一點上來看，陳獨秀的話又可能成為英明的預見。

四、由於紅軍的先鋒隊和領導人主要是「撸�民無產階級」，所以，他們在1949年勝利後建立的政權，必然走上報復性的、無法無天的、專制獨裁的道路，缺乏人道主義的精神。這就必然與他們所宣稱的馬克思主義的目標相背離，其結果很可能被當年的陳獨秀所言中。從這個長遠意義上看，陳獨秀的這個論斷又有深刻的預見性。

由此看到，陳獨秀的這個論斷，實際上是托派理論的邏輯發展。文章的基本觀點也來自托洛斯基。托氏說過：「賀龍、葉挺的起事（指中共的「八一」南昌暴動——引者），即令他們放棄了機會主義政策，也不能不是一次孤立的冒險及假共產主義的、馬黑諾＇45＇式的行動；除了因孤立而被打散以外，別的洠в衅渌�道路。」他甚至宣稱中共在大革命失敗後發動的農民起義是一種「罪惡」，「缺乏集中指導的農民，這裏一堆那裏一堆的颍齽悠饋恚�但洠в袆倮�的真實機摺埂＃�46＇

直到1930年9月，托洛斯基起草、托派臨時國際通過的綱領性文件——《國際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產黨員書——關於中國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務》中，還宣稱：「必須等到無產階級統治了國內諸重要的工業和政治中心，然後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組織紅軍以及建立蘇維埃制度於鄉村裏面。誰不明白這點，誰就是不懂得革命。」（這個觀點，與1927年大革命失敗時史太林的觀點是一致的。）

鄭超麟《回憶錄》中說，當時對陳獨秀的這篇文章，無產者社是「全體同意的」。因此，在《無產者》第3期以整期篇幅發表的一個長達二萬多字的文件《中央委員會轉全黨同志》中，對這個問睿�作了更全面、更明確的闡述。陳和無產者社的觀點，來自蘇聯十月革命的經驗和托洛斯基親手創造蘇聯紅軍的情況，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青年托派理應也是應該擁護的。但是，當時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鬥爭畢竟是生死搏鬥的大前提，托派與中共之間的理論矛盾是小前提。陳的文章，明顯地有利於國民黨，再加上中共對此文進行批判和紅軍勝利發展，蔣介石則將陳文「大量印出來，在江西散發」的事實。＇47＇青年托派就抓住這一點，打擊陳獨秀派。托洛斯基在1月8日回信中，也不得不表示：「？？將『紅軍』同土匪混為一談，如果真有這件事，那是應該糾正的。」接着，他修正了自己過去完全排斥紅軍的觀點，說：「革命的農民武裝，自然有撸�民無產階級分子和職業的土匪加入，但整個邉觿t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國農村條件裏頭，將來無產階級專政也是應當依靠在這個根基上面的。」

實際上，陳獨秀（包括托洛斯基）後來一直攻擊中共在農村「武裝割據」的路線，洠в袡C會自己在農村組織軍隊，所以，看不出他的觀點有改變的跡象。陳獨秀在1932年被捕後的審訊中，還宣稱共產黨在掌握政權之前不應組織紅軍。

五、中枺�路事件：陳獨秀的立場無疑是正確的。他的民族感情更應得到尊重。托洛斯基作為蘇聯人和有頭腦的政治家，即使不同意陳的觀點，也不好意思讓陳放棄原來的立場，來保衛他的祖國——蘇聯。所以，在這個問睿�上已經發表過多篇文章、充分表明了自己觀點、對中國托派有問必答的托洛斯基，這次明智地保住沉默。

托洛斯基的以上「一？八」來信，再次斷定：「現在進行統一的諸派別間果然是完全洠в性瓌t分歧的。」最後，他懇切地呼籲：「親愛的朋友，你們的組織和報紙，今天就確定地合併起來吧！」很清楚，托洛斯基的態度依然是支持同情陳獨秀而批評其他各派的。於是，各派代表又重新坐到談判桌上來，協定統一。



整頓「無產者社」，促使托派統一



人們洠в邢氲降氖牵�這樣一來，「無產者社」卻翹尾巴了。主要是二把手彭述之，因有感於那些青年托派對他洠в泻酶校�怕在未來的統一組織中不會奉他為領袖，於是出來作梗。彭是個矮個子，操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戴一付深度的近視眼鏡，道貌岸然，青年托派稱他為「孔夫子」。長期以來，他洠в猩觞N業績，又一直在陳獨秀身邊，自然相形見絀，給人的印象是低能又高傲自大。在莫斯科看了一本布哈林寫的《共產主義ABC》，就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居，認為「搞革命還得靠我們這些老幹部，這些小孩子只有讓他們自生自滅」。＇48＇這種觀點與陳獨秀完全相反。

大革命時期，彭被黨內同志視為陳獨秀指摚�下的「第一把小提琴」，忠實執行陳獨秀路線（實為史太林路線），並處處挾陳自重。「老先生的意見同我一致」，是他的口頭禪。而且在中央常委會議上，幾乎每次陳獨秀發表意見後，他都要替陳做裕Ы猓�長篇大論地為陳找根據，話說得既長，又空洞，使與會者十分不耐煩，而他卻還洋洋自得，很不自覺。有時還狂妄地認為，中國共產黨領袖除了陳獨秀以外就是他，宣稱中央常務委員會四人（本為五人，蔡和森在1925年10月去莫斯科當中共駐國際代表）中，「瞿秋白是高等技術人才，張國燾是高等事務人才」。言下之意，惟有他是「高等政治人才」。

大革命失敗後，彭參加了洠в嘘惇毿愕摹戈惇毿闩伞够顒樱瑸榛謴完惇毿阍邳h內的地位以恢復自己昔日的地位而奮鬥，結果失敗。與陳一起轉向托派並另成立組織以後，又重燃起他的領袖慾之火。他一面愈加抓緊陳獨秀，利用當時白色恐怖下地下工作的紀律，藉口保護陳，控制陳的行蹤和住址。當時國民政府「懸賞萬金緝拿」陳獨秀，陳與共產黨決裂後，從原址老靶子路搬到提籃橋居住，但不把新地址告訴除彭之外任何人。別人要與陳獨秀聯繫，包括給陳閱讀托洛斯基文件，都要通過彭。所以，大家又都把他視為陳的「總理」。他依然認為，必須依靠陳才能恢復自己的領袖地位。另一方面，又竭力利用往日在黨內的地位和關係，把一些支部和黨員拉入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