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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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这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
　　不是档案材料。不是文史资料。没有面面俱到。
　　我过去所见过的多数作品，周恩来都是文质彬彬、风度翩翩；热情可亲，和蔼慈祥；兢兢业业，忙忙碌碌；谦虚谨慎，委屈求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多次见过周恩来总理，我不满那些作品描绘的这一形象。我采访到的人也都不满这一形象。就象一张黑白照片，只有阴柔没有阳刚，只有暗影没有光线，朦胧且远离了真实。
　　我无意否定过去的任何作品，只想在暗影上增加一层光线而得到立体。
　　不要误解周恩来忙忙碌碌，事务主义，他其实至高至圣，是伟大的思想家；
　　不要误解周恩来拘谨韬晦，他其实至情至性，常常洒脱不羁；
　　不要误解周恩来阴柔委屈，他其实阳刚十足，火辣辣地激荡奔放；
　　不要误解周恩来吞声忍让，那其实是大智大勇，最有自知和知人之明……
　　你见过周恩来“当仁不让”、“非我莫属”的“人主”气概吗？你见过周恩来雷霆震怒，脾气大发的神威吗？你见过周恩来“将进酒，杯莫停”，“会须一饮三百杯”的雄风吗？你见过周恩来大哭大笑，大愤大骂的大丈夫劲吗？你见过周恩来山崩面前，地陷身后，血雨腥风，也只一笑而过的英雄静气吗？……
　　不知道？你心中的周恩来就缺少阳刚，缺少光线，也就失去了立体。
　　我的采访中，对同一件事，从来是lO个人有lO种说法。由于年代、记忆、经历、视角特别是文化层次的不同，说法完全一致是不可能。
　　所以，我的文章在某些时间、地点、人物、对话乃至对事件的陈述，可能与历史事实及部分当事人的记忆、看法有出入。
　　允许批评、指责，乃至咒骂、起诉。
　　书中的何树英，1940年跟随周恩来，历任警卫、副官、行政秘书、机要秘书、卫士长。他是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一大批同志的代表，不是生活中具体的那一个人。
　　他也是作者笔下的人物，其中不乏作者“顽强的自我表现”。
　　他的真实来历，作者最终会有个交待。
　　1966年8月17日，在中南海小礼堂，周思来近在咫尺地同我们“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的负责人座谈7个小时。合影后，他登上“红旗”车，准备去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
　　我目睹工作人员递给他一杯玉米面糊糊（或者是麦片粥？）两片面包夹肠。
　　车开走了。苍茫暮色中，我仿佛又听到周恩来的声音：
　　“你叫什么名字？”
　　“权延赤。”
　　“担任什么职务？”
　　“南下兵团二纵政委。”
　　“噢，政委。”总理依次问过几个人的“职务”，大声感慨：“你们刚参加革命就都当上司令政委了。叫什么名称关系还不大，脑子里怎么想的却很重要。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决不是为了作官，而是要为人民服务，要做人民的勤务员……”
　　那以后，我又几次见过周恩来，悄悄而认真地观察他的音容举止。应该说，我的这本书从那时便有了一点点萌芽……
　　
　　引子　周恩来不是帅才
　　一位日本人看过我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对我说：中国在半个多世纪里是属于“神圣”的，这个神是毛泽东，这个圣是周恩来。
　　他的目光分明是问：你把毛泽东请下了神坛，是否打算把周恩来请下圣坛？
　　所谓请下“坛”，其实就是他们回到人间，回到尘世；不但可敬，而且可亲。他们的伟大、高尚、英明，绝非可望不可即。他们生前不曾须灾离开人民，他们死后，精神融于民众，决不该成为人民顶礼膜拜的偶像。
　　比如，在我们5千年的文明史中，“禅让”是受到最高赞誉的大公无私的圣人之举；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所以也没有几个敢称圣人。
　　于是，便有许多人联想到周思来，或明确或含蓄地讲：周恩来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甘当三把手，这是伟大的谦虚。
　　这些人可以列举许多实例，比如遵义会议。说2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名望和职务都高于毛泽东，他用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自己甘愿做他的助手，这种谦让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我的观点不同。周恩来无疑是谦虚的，这表现在他的不耻下问，善于向别人学习；表现在他的民主作风，勤于听取群众意见；表现在他总是乐于自我批评等等，而不是表现在不当一把手，也不当二把手。
　　有人说伟大的谦让，就避不可免被另一些人说成是“明哲保身，勇气不足”。甚至归结于“绍兴文化”的影响。说绍兴的文化人不应科举，不作县令，只作师爷，以致于中国“无绍不成衙”；人们说师爷往往不说师爷，而说“绍兴师爷”。周恩来的祖父、外祖父都是当师爷出身，说他们的处世哲学避不可免地对周恩来有影响。
　　我的观点是：周恩来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在“宰相”位置上鞠躬尽瘁27年，并可由此上溯至红军战争时期，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是处于主要的辅佐位置，被许多老人比喻为“军师”，事实上的“总参谋长”，这一切都不能叫作伟大的谦让，而是伟大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
　　周恩来明智地说：“我不是帅才。”
　　明智决非明哲保身，不明智只是匹夫之勇。
　　匹夫之勇不是勇；是鲁、是莽、是愚。
　　最大的勇敢莫过于看清事实而敢于实事求是。
　　王明、张国焘不是帅才强要作帅，结果一个跑去苏联，寄人篱下；一个投降国民党，仰人鼻息。又何以论勇气，逞英雄？
　　周恩来不是帅才。
　　我曾经难以容忍这个观点或这句话，以为这是对我心目中至圣至伟的周思采的莫大侮辱。现在，我首先公开说出这个观点这句话，可能要遭到指责、批判，但我坚持说：这是事实。我劝那些容不得我这个观点这句话的好心的同志想想我曾想过的问题：
　　如果我说雷锋活着也不适合当军长、师长，你怎么想？
　　让科学家去种地，去打扫卫生是错误的，那么某省一度让农业劳动模范去当公安局副局长能是正确的吗？能是真正爱护这位劳动模范的明智之举吗？
　　班长这个位置并不影响雷锋的光辉。
　　我们难以改变的一些旧观念才往往好心帮倒忙，爱得深却不会爱，反而损害了心中深爱的人。
　　毛泽东能够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成就开天辟地之大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处于新中国权力顶层的领袖人物，曾被老百姓简化成：毛刘周朱陈林邓。毛泽东对他的这些战友、同事。是怎样的看法和评价？
　　国家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想陈云，讲了“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又讲了曹操败于赤壁，思念郭嘉的故事。
　　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时，讲了“为要打鬼，借助钟馗。”
　　对另外4名战友，毛泽东在莫斯科有个谈话，分别作了评价。
　　那是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两个会议，主要的活动是会前的双边、多边接触，主要是中共与苏共的谈判，协议有了才好开大会。
　　那是赫鲁晓夫第四次来陪毛泽东用餐，餐桌上谈得仍然不愉快。离开餐厅，来到会客室，毛泽东转了话题，撇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报中国党的情况。
　　“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毛泽东望着赫鲁晓夫，语气庄重。
　　赫鲁晓夫并不感觉意外，因为1954年毛泽东就讲了不想当国家主席的话，他讨厌诸如迎送国家元首，接受各国大使递交国书一类国事活动。半年前，伏罗希洛夫访华，毛泽东再次表明不当国家主席的决心，伏罗希洛夫带回了这个信息。
　　“有人接替吗？”赫鲁晓夫眨着眼问。
　　“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综合评论后，便搬动手指，如数家珍：“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L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政治上坚定，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听到过这段评价的中国同志都想不通。外国的共产党人也明白；评价上的前后矛盾显然出于政治原因，而非实事求是。
　　“第二个是邓小平。”毛泽东搬下第二个指头。在场的同志都印象很深，因为按声望和职务，大家都以为该说周恩来了，但毛泽东先说了邓小平。“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赫鲁晓夫忽然苦笑：“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他观察问题很敏锐……”赫鲁晓夫收住嘴，作个手势，表示办事坚定果断的意思。
　　毛泽东也笑了，他知道邓小平在两党谈判中使苏联人日子不好过。他在面前竖起一根手指表示强调：“今后他到这里来，同我到这里来一个样；你们怎么对待我，就怎么对待他。”
　　当时在场同志对这段话记忆深，是因为毛泽东对邓小平评价高又唯一没讲缺点。
　　毛泽东继续搬下第三根指头：“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政治上弱点……但他是个好人。”
　　赫鲁晓夫点点头，说：“咱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里将由柯西金接替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也是政治上原则性不够强，拿掉谁他都难过……但他是个好人。”赫鲁晓夫舔一下嘴唇，又情不自禁地补充说：“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管全局。”
　　毛泽东已经搬下第四个指头：“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毛泽东略一停顿，加重语气，“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办大事了，年龄不饶人。总之，这些人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把他们像我一样来对待，都看作是你们的朋友。”
　　“那好，我们一定会这样做。”赫鲁晓夫晃动一下右手食指：“实际上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
　　‘毛泽东这些评论语言，言简意赅应该说是深刻而又实事求是的。建国后，周恩来多次坦率地讲：“我不是帅才。”
　　在一次涉及人事分工的会议上，毛泽东望住周恩来：“思来同志，你来怎么样？”
　　周思来摆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帅才。我理理家可以，作不了帅……”
　　邓小平也曾在一次会议上坦率地说：“周恩来同志不能当主席的接班人，不是帅才。”
　　董必武点头，慢条斯理地说：“总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好的大管家。”
　　我们如何理解领袖群中这样一致的看法？或许薄一波的回忆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因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的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所以全会期间，周思来曾与中财委的薄一波聊天，谈论稳定物价等问题。
　　话一聊开，内容渐渐广泛。周恩来想到什么事，带着思考的神情问：“一波同志，你在晋冀鲁豫同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二位的工作怎么看？”
　　薄一波说：“他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确实是同心同德，和谐有致。”
　　周恩来笑着摇头：“我不是讲他们的配合，而是问你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怎么看？”
　　薄一波恢谐、幽默，聪明地反问道：“总理，您是老领导了，又跟他们相识甚早，您看呢？”
　　“好啊，”周恩来爽笑道：“你又把问题原样奉还了。”
　　薄一波也笑：“不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吗？我这叫解问题还需提问人嘛。”
　　周恩来敛去笑容，思考着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
　　薄一波连连点头：“完全同意总理的评价，这八个字概括得很准确。他们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样得心应手，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周恩来仍然是一副凝重的思考神色：“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不待薄一波回答出他的所选，周思来已经沉思着继续讲下去：“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在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