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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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员同志，再拿两瓶来。”周恩来声音像往常一样柔和、礼貌，“看样子许司令还能喝。”
　　许世友笑笑，笑得艰难，笑得僵硬，好象脸上的肌肉麻木了。他的眼皮耷拉下来又竭力掀上去，又耷拉下来又勉强掀上去，目光茫然朦胧。
　　服务员第三次上来两瓶茅台，抿着嘴忍笑不住，看看周恩来又看看许世友。
　　这次是周思来动手开瓶。
　　“许司令，你要哪瓶？”他柔和地问。
　　没有回答。许世友点点头，大概想说“随便。”但他那粗壮的身体却不由自主地仰靠着椅子往下滑，往下溜。他想坐起来，可心有余力不足，不挣扎还好，一挣扎滑落更快，一下子滑到了桌子底下。
　　周恩来似乎胜了，那种酒意便一下子涌上来，用豪迈兴奋的动作哗哗地斟满一杯酒。直到酒溢出杯沿，才停下来，举起杯，身体也随着站立起来，说：“许司令，起来，站起来。当兵的，活着干，死了算，砍掉脑袋不过碗大个疤。英雄喝酒，狗熊喝水，我请你喝酒你连面子也不给？太不仗义了吧……”说着，一口干掉杯中酒。
　　这些话语都是许世友以往劝酒的常用语，今天被周恩来一一搬出。可许世友却无法“英雄”、“仗义”、“给面子”了。他粗粗地喷口酒气，说：“输了！我，我给总理磕——头！”
　　周恩来一把扶住许世友。他也喝到了极限，站立不是很稳，却以极大的毅力保持着清醒。
　　“总理，我，我许世友，服了。今后，你，你指向哪里．我，我就打向哪里……”
　　“又胡说。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
　　“对，对对。”许世友大事上还没糊涂，望着总理重新说：“总理，叫，叫我死，我，就不活。我听总理的：”
　　“那么我告诉你，喝酒不能强人所难。桌子上不能放空碗，身后也不能站个监酒的。同志朋友间高兴了，高兴了，一起喝点酒，本，本来是好事么，你强人所难不是伤和气吗？”
　　“我，我听总理的。”
　　“人酒量有大有小，不要自己能喝就认定别人也能喝。不比当年了，人过50岁，身体素质下降，再那么乱喝要闹出事呢。你也一样，以后喝酒不许超过6杯，半斤。”
　　“我，我自己喝，不，超过半斤。”
　　后来，周恩来对许世友的孩子们也交待过，让他们监督劝说父亲，喝酒不要超过6杯。许世友基本作到了。偶尔逢了热闹场合，多喝几杯也不忘解释：“总理叫我自己喝不要超过6杯，今天是大家一起喝，多喝两杯就多喝两杯，不是我自己喝嘛……”
　　但是，他文明而有所节制了，很少再喝醉，也不再强人所难，搞什么监酒罚酒。
　　对于中国人来讲，像茅台这样的烈性白酒，一次喝两瓶而不醉倒的，恐怕找不出几个。周思来确实“海量”，超过常人。
　　然而，喝醉的往往是会喝能喝的。周恩来这样惊人的酒量，偶尔也有喝醉的时候。不过，他再醉也不会有伤大雅，始终保持着他那与生俱来的翩翩风度。我见过醉后哭闹，甚至洋相百出的人。周恩来从不会这样，他是文明和礼貌的化身。当然，这与他喝酒的习惯不无关系。
　　周恩来是心情越好越近酒，心情越糟越远酒。几十年相随，我从没见他喝过一次闷酒，绝对不干“以酒解愁”的傻事。他说心情不好时喝酒，误国误民糟蹋自己。他也不允许我们这些身边人喝闷酒，劝说我们心情不好时千万不要沾酒。
　　总理办公室有位年龄较大的秘书，没找到对象，有点“困难户”了，就以酒解愁；晚上没地方去，有时拉我们陪他喝酒。我们正是能闹的年纪。前几天跟总理去了趟颐和园，总理问卫士长成元功找到对象没有？我还打趣他，做了一首打油诗：“小成二十五，衣服没人补；要想找人补，还得二十五。”当时逗得总理和邓大姐哈哈大笑。陪这位大龄秘书喝酒，我们自然也少不了闹，逗逗闷子大家寻开心。一天夜里他又拉我们几个喝酒，喝多了些，醉意上来，话多起来，声也高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胡侃，半是玩笑半是劝慰：
　　“咳，不结婚未必是坏事，结了婚也未必是好事，各有各的难处，犯不着发愁。”
　　“也真怪了，咱们×秘书要样有样，要才有才，那些女人真是有眼无珠呢；满大街看着都是女人，这些女人怎么就楞没看见咱们老×呢。”
　　“你别说，还止不定有多少女人也在那儿骂男人呢，满大街看着都是男人，就没有男人找她谈对象呢，哈哈……”
　　那时，我们的办公室与总理的办公室也就一板之隔，正逗着侃着，门开了。大家陡然一静，是总理进来了。
　　“小声点。”总理说着，目光在桌上扫过，又依次望望我们的面孔，眉毛皱了皱：“喝不少了。”
　　大家都有些尴尬。虽然是星期六，但是总理正办公，我们也不能算假日。
　　总理走进来，望住尚未结婚的秘书：“心情烦闷不要喝酒，酒是高兴时候喝的。找对象不要急么，江山都能打下来，对象还怕找不到？”
　　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也轻松许多。本来么，不信找对象还比打江山难？
　　总理又认真望望大家：“人家没找到对象，年龄也不小了，这里有许多客观原因，一直打仗么，现在进城不久，工作又忙，大家既然都是同志，就该理解和体谅他，给他一些切实的帮助，不要光陪着喝闷酒，信口乱开玩笑，这不是真正的关心。”总理说着，拍拍那位“困难户”的肩膀：“要有信心有勇气，既要积极又要慎重，等你结婚的时候，大家再开怀畅饮。”
　　换一种场合总理的态度就不同了。那也是50年代的一个晚上，三天三夜没合眼的周总理，在早晨6点终于改定了政府工作报告。他放下笔，起身围绕办公桌活动着，情绪好极了，大声说：“嗨，肚子提意见了，让厨师准备几个菜，把茅台酒拿出来，咱们好好吃一顿！”
　　那天早晨，几位陪总理加班的秘书又陪总理吃饭喝了酒。在我们秘书之中，韦明是爱喝酒也最能喝的一个，平时出去参加招待会，总理常提醒他少喝，怕他喝多了误事。这次不然，总理举起酒杯，两眼闪闪发亮地望住韦明说：“韦明，今天你就放开喝吧！”
　　高兴头上不容易醉。这次大家喝得痛快尽兴．但谁也没醉。总理吃过早饭，在三天三夜没合眼之后，终于睡了4小时。下午便参加人代会，宣读了政府工作报告。
　　总理就是这样，只有高兴的时候才喝酒。我所知道的他的3次嘴酒，都是发生在他高兴愉快，心境极明朗，情绪极佳的状态下。这种时候喝醉了，不会像心情不好时喝醉那样出大洋相。
　　我所知道的周恩来第一次喝醉酒，是在他与邓颖超结婚的大喜日子里。那一次我当然不可能亲眼见，邓大姐曾说起这件事，笑着摇摇头感叹：“从那天起，我才知道总理能喝酒，也就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反对他喝酒。可是没办法，几十年了，也由于工作的关系。他的酒一直没少喝……”
　　那是1925年的8月初，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废除了一切旧习俗，只有几个亲密同志一道喝了酒。气氛热烈，周恩来情绪极好，对于敬酒，来者不拒。据说胡志明也参加了、喝了不少。最后喝了多少谁也说不清，反正是喝醉了。有人一醉就瘫，就蔫，周恩来是另一种类型，醉了也精神，吐过之后仍然情绪高涨，谈兴甚至更浓。
　　那天晚上，蔡畅大姐在场，看到天已很晚，又是新婚之夜，就要告辞。周恩来拦住，死活不叫走。蔡大姐看他醉得厉害，说也没用，只好留下来陪着邓颖超，同周恩来一道侃天论地。正是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革命青年壮怀激烈之时；从五四运动谈到广东的革命形势，从法国的勤工俭学，谈到俄国的十月革命，谈到高兴处，周恩来两眼朦胧，像遥望着逝去的岁月，动情地说：“我从日本回到天津，有次集会，最先站出来讲话的，是一个两只大眼睛很引人注意的女孩子……”周恩来停顿一下，目光明确地一闪，简捷地补上一句：“这就是小超。”
　　蔡大姐笑了：“看来这双眼睛给恩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邓颖超说：“他那时激烈得很，抱定独身主义呢。”
　　蔡畅续一杯浓菜水叫周恩来喝。周恩来神思悠悠地回忆着说：“当时我们不少学生相约，不恋受，不结婚，把全部身心投入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旅欧时，我才考虑，革命者找个一辈子从事革命的伴侣，这不是更好吗？”
　　周恩来新婚之夜醉酒，正符合他高兴时喜欢喝点的特点。越高兴越近酒，他确实太高兴了。他是1919年4月由日本回天津，随即投入五四运动。那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过15岁。他们一起开会、办刊物、组织“觉悟社”，接触虽多，却还谈不到恋爱这一层，在周恩来眼中，邓颖超还不过是个“小妹妹”，有时称她“小超”，才15岁么。
　　周思来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与邓颖超保持着通信关系，通信内容全是探讨“中华雄飞”之路。那时也还不存在恋爱。何况年轻的周恩来在法国有了一个女朋友，关系很不错的。
　　1956年，周思来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讲过，他在旅欧初期，曾经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然而，“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就是说，对革命仅仅是同情还不够，必须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才好成为终生伴侣。
　　周恩来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即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说的这个“通起信来”，是指1923年给邓颖超的一次来信，在这封信中，他首次向邓颖超表露了爱慕之情。第一次表露不免含蓄，何况邓颖超也知道周恩来在法国曾有一个女友，所以没作任何表示。
　　邓颖超无表示，周恩来便接二连三来信，一次比一次谈得明确，并且请邓颖超作明确答复。邓颖超是独生女，她的答复是：这桩大事要和妈妈商量。而妈妈的态度是：“别着急，等他回来以后我看看再说。你们俩人现在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着什么急呀？”
　　于是，事情拖了两个月，这两个月里，周恩来频频来信，虽然是谈国家、民族之命运，论人民大众之疾苦，但每信不忘催问邓颖超本人对这个恋爱问题的态度。李维汉从法国回来时，周恩来还托他给邓颖超带来一封“情书”。于是，邓颖超被感动了，回了一封恳切的信，对周恩来的求爱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他们的恋爱关系就这样在通信中确定了。
　　周恩来1924年归国，到1925年党组织把邓颖超由天津调广州，他们已经有五年未见面。现在见面了，结婚了，周恩来的高兴喜悦之情自不必言；高兴而喝多了，也是在情理之中。
　　不过，新婚之夜大醉，又不让蔡大姐走，这不能不算失态。在这点上，邓颖超同周恩来有点矛盾是正常的、像普通人的家庭一样，当丈夫好酒时，妻子难免要有意见，在以后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邓颖超一直反对周恩来喝酒，并且为酒继续产生过一些矛盾。作妻子的都怕丈夫喝酒误事又伤身。
　　喝酒，特别是喝大酒，确实容易伤身。我们一些同志聊天，就有人掰着指头总结过不是规律的规律：喝大酒比抽烟多还要伤身。
　　从毛主席开始，他数了许多在世不在世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是抽烟很厉害但不嗜酒，这些领导同志没有谁是患癌症；从周总理开始，他数了陈毅、乔冠华等外事活动多，喝酒场合多，以及许世友等嗜酒的领导同志，虽然不抽烟，但或早或晚都发生了癌症……
　　当然，这只是下过闲聊天，并没什么真正的科学考究。
　　周总理的第二次醉酒，我是亲眼见了。那是1954年4月，出席日内瓦世界和平会议之前，在莫斯科发生的。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参加的国际会议。前后4个月的时间，总理奔波于世界各地，他所付出的心血和完成的工作量是没有任何一人所能比的。苏、美、英、法及其他与会国，都没有任何一人能比。这是早已为历史所承认了的，也是被大量回忆文章所书写过，证实过的。我这里不重复，只谈—件小轶事。
　　出发前，邓大姐不无担心地嘱咐我要多关心、照顾总理的身体。当时，总理劳累过度，刚流过几次鼻血，身体状况不大好。大姐特意关照，要提醒总理少喝酒。
　　大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