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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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第一次精简还不是因为“反右”，而是总理认为应该支援文教战线。陈浩去儿童医院任党委书记；刘昂到机械部当司长；李琦到山西任省委宣传部长；韦明到北京市委文化部任副部长……
　　总理办公室主任原来是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兼任，到1958年开始精简人时，就把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调回总理身边任总理办公室主任，而由许明任副主任。秘书的人数由20余人减至10余人，并且要继续减。
　　总理办公室的第二次精简发生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当时一位领导同志的两个秘书在外事工作上出现失误，耽误了大事。事情反映到主席那里，主席生气了，只说了一句话：“秘书太多会误事。”
　　毛泽东历来讲话言简意约，越是讲得含蓄，分量越重，总理就紧张了。他回来说：“秘书最多的当然是我这里了。”当即决定精简。
　　就在决定精简的期间，在一次见面时，毛泽东说周总理：“你搞那么多秘书干什么？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总理回来，便作出决定：撤销总理办公室。
　　1965年1月，童小鹏主任调中央办公厅；许明副主任调国务院任副秘长；顾明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总理办公室撤销，改称总理值班室。秘书也调走一些，比如外事秘书马列调往国务院外办，李岩去了六机部办公厅，戚建南调到财贸办公室，总理值班室只剩了6个秘书。
　　西花厅门前清静多了，但总理的工作还是那么多；毛泽东只是宏观领导，具体事都交总理办。这样一来，事无巨细，总理都得自己去问，自己拨电话，自己去联系。秘书少了，一个人负责几个口，当然也更忙了。
　　凑合一段时间，实在忙不过来了，各部委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小组或办公室，专门与总理联系，向总理负责。这些人加起来，比原来的总理办公室秘书多几倍；真是精简了一个机构，臃肿了整个国务院机关，实在得不偿失。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林彪、“四人帮”多次向总理发难，总理值班室也撤销了，秘书纷纷被下放，连老卫士长成元功也由于江青发难而被下放。最困难时，总理身边只剩了一名秘书。而卫士的工作也只剩我和高振普，由我负起卫士长的职责。总理病重后，才又调来乔金旺，算是增加了一名卫士，照顾住院的总理……
　　总理同秘书的关系非常亲密，对每个秘书的经历、品格、能力、思想及家庭状况都了如指掌；他可以用眼色指示我们行动，那一种默契就像用生物电磁波建立了一条热线。实际上也有“热线”，由我给每个秘书与总理之间安装了电铃，总理亲自约定“联络暗号”。比如外事组的办公室，总理约定：“我按一下就是叫马列，两下是找陈浩，三下呢，就是邓光来。”接着转向杨纯：“你们办公室呢，按一下是叫你来，按两下是找许明……”
　　总理办公室撤销时，总理对秘书们说：“既然解散了，咱们就一块吃顿饭，照个相吧。”
　　总理敬大家茅台酒，深藏心底的那种难言的复杂情感渐渐随着酒力溢于颜色。他那湿漉漉的目光逐一在我们的脸孔上注视，然后缓缓滑过。末了，深吸一口气，猛地把头转向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用情绪起伏的声音命令式地说：“从我这里离开的同志，你一定要给予很好的安排。没有安排好的不走，仍是我这里的人！”
　　然而，感情深与“让秘书牵着鼻子走”又怎么能成为一回事呢？滑稽。
　　无论那时还是现在，确实存在“让秘书牵着鼻子走”的干部，特别是有的懒干部，养尊处优的干部，缺少文化知识和工作能力的干部。总理是位“事必躬亲”，无比勤奋的人，我们全体秘书加起来也无法比他的聪明才智，怎么可能牵着他的鼻子走？
　　大凡当秘书的都不是傻瓜，知道有的首长好“哄”，有的首长好“唬”；有的事能“哄”，有的事不能“哄”。但是对周总理，何时何地，任何一件事都“哄”不得，“唬”不了。
　　有次总理同廖承志等讨论港澳问题，谈话中，周恩来随口问一句：“香港和九龙的总面积是多少？”
　　廖承志跟总理那么久，再了解不过。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理不生气；不知道装知道，总理准生气。
　　迎着周恩来的目光，廖承志老老实实摇头：“不知道。”
　　总理的目光转向负责港澳工作的秘书。也许是见到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而总理的询问只是随便问问，并不是要写到文件里？何况他脑子里似乎有点印象，便回答一句：“十几万方公里。”
　　“滑稽！”总理勃然变色了，“浙江省才有多大面积？啊！”
　　这位秘书立刻胀红了脸，流水也似低下头；过去只知道总理容不得“可能”、“大概”、“估计”一类词，所以从汇报和回答里抹去了这一类词。没想到这一次更糟……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样蒙哄是决不允许的！”周恩来声色俱厉。有这样一次，下次谁还敢蒙哄？
　　有的秘书说，当翻译的最好蒙哄首长，只要说流利点，翻译不够准确首长也不懂。
　　但是对周总理就不行。英、德、日、俄、法，这些语言总理都懂。外事秘书马列就曾说：“你要是什么地方漏译或错译，总理马上就能发现。这就是给他当翻译的不易之处——你甭想蒙混过关。”
　　有一次，马列把“美帝国主义”译成了“美国人”，总理立刻提醒：“错了，是美帝国主义，不要译成美国人，纠正过来。”
　　还有一次，总理讲到“无神论者”，马列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个词儿，卡壳了。只好老实告诉周恩来：“总理，‘无神论者’这个词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您用英文提个醒吧。”
　　正因为总理懂外语。所以了解翻译的难处和苦衷，所以给他当翻译也有容易之处。比如毛泽东同外宾谈话，仍然保持一贯的语言风格，成语典故随手拈来，国人听来生动、感人、深刻，翻译可就苦了，常常无法用外语表达出来。总理同外宾讲话，尽量不用或少用难译的成语典故，句子造得平易、朴素、准确，甚至一些计量单位也换算成公顷、公斤、米来讲，而不用亩、市斤、尺：等国内市制，以免翻译作难。
　　总理有一次批评秘书韦明，讲过一句很严厉的话：“你知道尔是干什么的？你是我的秘书！”这句话是1954年讲的。那以后，这话像长鸣的警钟一样，伴着我们度过了跟随总理的全部时光。每个秘书都不忘自己的职责，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什么身分，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或说只能站在什么位置。
　　陈浩曾经对总理和秘书的关系有个总结，我认为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总理对秘书的态度是10个字：信任、尊重、民主、培养、关怀。
　　总理对秘书的要求是：认真负责、准确、及时、扼要、有日报、有建议、严格保密。
　　秘书的工作内容是：
　　1．传达总理的指示、批示；2．筛选电报。特别重要特别紧急的，随收随送；十分重要十分紧急的，送“第一办公室”（厕所）；重要的、紧急的，放“第三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一般的，晚上总理批阅文件时再交给他看。3．加工经办的案子。按总理要求，通顺文字，齐全附件，理清来龙去脉，检查是否合乎政策。4。划《参考消息》，将外电重要内容用红笔划出来，送“第一办公室”（厕所）。5．做文件摘要，为总理节省阅件时间。6．起草总理的口授电报；帮助查阅地图、经典著作、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等资料。7．将各地各部门打来的电话写成汇报条或当面向总理汇报请示。8．轮流值夜班。9．通知有关人员来开会；准备材料、作记录，必要时整理成文件，经总理改定印发。10．随总理出访。事前作准备工作，出国后理材料，拟电报、值夜班等等。
　　由此也不难看出，秘书是为总理服务，向总理负责，决不可能总理“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衣食住行
　　周恩来出访亚非欧14国时，有个很能眨巴眼的记者问：“周先生，你已是65岁的人了，为什么看上去还显得这么年轻？你都吃什么了？”
　　这个问题，不乏挑衅味道，但也不乏好奇。
　　尼克松对这种问题的看法是：权力使人年轻。
　　一首歌唱的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有位老干部回忆说：“只有爱心才能使总理老是那么年轻。”
　　不过，总理当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
　　总理是按照怎样一种东方人的生活习惯去生活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探寻的兴趣越来越浓，甚至有些医生也开始研究，研究总理长寿的秘诀。
　　绝大多数人会说：你讲错了。总理不满78岁病逝，这不算长寿。现代人78岁实在是太普遍了。
　　但你不要忘了，如果人“醒”着才算活着，那么总理的寿命绝对超过120岁的寿星；一些很有研究的医生对我讲，像总理那样的劳心劳力，鞠躬尽瘁，换其他任何人也不会活得比诸葛亮长。“总理是累死的。如果作一项试验，选10万人在总理那样的重负下经受总理那样的劳作，不出一年会倒下1万，不出5年会倒下3万……”
　　这种试验虽然不可能进行，但我相信他讲的话。当我们20多个秘书对总理1个人，昼夜实行车轮大战时，我就曾想过：换我处于总理的位置，我一年肯定彻底躺倒，而且不大可能再爬起来。
　　回到原来的话题：总理是怎样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工作已经讲过不少，本章讲讲衣食住行，下章讲讲休息娱乐，然后还有“夫妻之间”……
　　衣
　　周思来信奉并遵循“人靠衣装马靠鞍”的东方文明。
　　人靠衣装，周恩来必然要有各种“讲究”。我替他总结了4条：讲究选料，讲究款式，讲究穿衣保密性，讲究作衣的时机和理由。
　　首先谈谈在作衣置装的选料上有什么讲究？
　　一进城，周恩来就跟我谈话：“进城了，以后你就不要叫副官了，当行政秘书吧。”
　　当时也没什么正式命令，总理谈了话，就从上到下都改称我何秘书，并负责总理的生活。
　　谈话后，总理交给我一项工作：“我参加活动多，仪容是否整洁，国内国外都注意；给你们提个要求，我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那时，北京裁缝手艺最好的大约就是“红都”了。五六十年代，只有外国使馆和中国高级官员才能在那里做衣服，用现在话讲，是中央首长做衣的“指定厂家”。
　　我陪总理来到“红都”，有关服务人员迎来，见到总理的激动喜悦自不必说，他们都知道总理的衣装关系中国人的形象，将各种高级衣料向总理介绍：“为满足出国人员需要，我们进口了一些英国呢料和澳大利亚毛料；各型各色比较齐全……”
　　总理摇摇头：“不要进口的，要国产的。”
　　服务员马上理解，向总理详细介绍国产衣料。总理向我们交待：“今后我做衣，无论毛料布料，必须用国产的。”
　　总理仔细选择了衣料。他对衣料和颜色大致是这样选择的：首先选了上海产的法蓝绒，又选了青色粗呢毛料各做一身中山服。刚进城主要就是这件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当“礼服”，接见外宾和参加重要活动都是穿这件衣服。接着又选了蓝昧叽布做一套夹衣；又选了普通的斜纹布、平纹布作夏装。记得平纹布是灰色的，总理喜欢浅灰色，也是做成中山装。做内衣都是选择普通白市布，他不大喜欢穿棉毛衫，棉毛裤，都是用普通白布做成衬衣衬裤。
　　以后再为总理做衣，就是由我带人选料了。按照他的习惯，无须再请他过目。比如有了国产毛的确良后，我们曾用这种料为他做夏装。
　　我们还为总理做了两件大衣。一件是用灰色昧叽布做的夹大衣，春秋穿；一件是浅青色海军呢大衣，冬天穿。
　　总理从不戴帽子，无须我们去挑选制作。
　　总理喜欢穿普通单色的线袜子，有了尼龙袜子后，据说毛泽东不喜欢尼龙袜，仍然穿线袜子。总理接受了尼龙袜子，60年代开始穿尼龙袜。
　　总理喜欢穿黑布鞋和黑皮鞋。他外出活动多，走路快，要求鞋尽量合脚。我曾陪他去东安市场买鞋，围观群众很多，事后公安部门很紧张，怕安全出问题。总理不以为然，说：“那也得到群众中去嘛，进城了又不是进了禁闭室，那就危险了。”我插话：“人太多，影响秩序也是实情。以后还是我们给你买回来。”
　　总理和我脚一般大，身材也差不多，鞋可以互相换着穿，汗衫和大衣有时他也穿我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