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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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与毛泽东相见，在世界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毛泽东厉害，能把斯大林请出来；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能做到，没能如此。”
　　斯大林出现时，那些大使，那些部长、将军们都像孩子一样争抢着一睹斯大林风采，并不像现在某些作品出于政治原因所描写的那样。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发自内心地欢呼，夹道迎着斯大林鼓掌，拼命挤前一点，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没有伪装和做作，见到斯大林与毛泽东站到一起时，多少人流下了泪。真流泪假流泪，真欢呼假欢呼，真激动假激动我还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后，那种欢呼万岁已是越来越假，越来越口是心非。岂止我看出来，绝大多数人都清楚，只是不敢说或不能说罢了。
　　现在没有什么不敢说或不能说的。实事求是讲，1950年我见到的所有欢呼者，流泪者，都是至倩至性的真实流露，决无半点虚伪假装。
　　就在这样的中苏友谊，这样的热烈亲密中，总理却没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车上，他连续阅读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旅顺口》。一般人读这本书，一听获斯大林奖金，便盲目跟着喝彩、叫好。周恩来没叫好，越看越皱眉，最后把书一摔说：“满纸胡说八道，这种书居然还获斯大林奖金，可见苏联也并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对。”
　　到了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担心敌人在辽东半岛登陆，利用工作之余读这本《旅顺口》，想从中得到一点在辽东半岛设防的启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来听说雷英夫对照地图看《旅顺口》，就问：“你读这本书感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雷英夫说，“不像外面吹捧那么好，我是为了研究战争参考着看一看。”
　　“这本书很糟糕。”周恩来评价说：“很糟糕的书还获得斯大林奖金，获得某些人喝彩，那就更糟糕，简直是糟糕透顶。”
　　“总理看过这本书？”
　　“我是今年一月去莫斯科的路上看的，印象坏极了，有些地方简直看不下去，真正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会盲目地跟着去吹嘘。”周思来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第一，这本书是吹嘘沙俄侵略战争；第二，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说这是掠夺性、反动性战争，这本书却仍然大加宣扬；第三，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第四，书中歌颂的英雄马卡洛夫，是个拥护沙皇反动统治制度及其侵略政策的家伙。有这4条，这本书是什么货色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是改不了的大国沙文主义！”
　　在那个“一边倒”的年代，张口闭口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总理讲出这样的话，确实给我们发热的头脑降了降温。知道“斯大林奖金”也不能迷信；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搞民族主义，我们也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能有丝毫的奴颜媚骨。
　　正像周恩来所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在娱乐中他也从不忘记。
　　1954年我随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出发前，他特意关照，让把我们新拍摄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带上。
　　会议期间，我们先放映了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这部纪录片受到热烈欢迎和赞叹，一位瑞士记者在报纸上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进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影片结束后，观看影片的记者们纷纷围过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祝贺，讲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赞美话。连英国的记者也承认：“再也不能拿1949年以前的眼光来看中国了。”
　　但是，美国一位记者却心怀敌意地说：“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们担心，中国是不是在搞军国主义？”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早有准备地说：“他说我们搞军国主义，我们就再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看他们还有何感想？”
　　大家听了这个决定，心里都没谱。前些日子周恩来请卓别林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客人都是文艺界或与文艺界有关的人士，这些专门人才都看懂了而且兴趣很大，当时演出效果很好。但现在请政府官员和记者看，效果会怎么样？是否会应了那句话——洋鬼子看戏，傻眼了。
　　负责这项工作的新闻联络官是熊向晖同志，他对这件事有过回忆文章。为了洋鬼子看戏不傻眼，他请英文翻译将剧情和主要唱段写成了一本16页的说明书，剧名也译成英文《梁与祝的悲剧》。
　　熊向晖兴冲冲地向总理汇报他创造性的工作。
　　“这才是党八股呢。”周恩来没有表扬他，反而批评说：“你也不看对象，在那里对牛弹琴！”
　　熊向晖始料不及，被批得发怔发痴。
　　“十几页的说明书，亏你想得出来。”周恩来吁口气，放缓声音：“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你那本说明，又不是上政治课，还要发讲义。”
　　熊向晖眨眨眼，噗嗤一声笑了：“叫我说，给洋鬼子看戏，本身就是对牛弹琴。”
　　周思来也笑了，笑得文明而又开心，不慌不忙说：“琴还是要弹，不但有政治意义，也是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么。问题是你怎么弹这个琴？你用十几页说明书去‘弹’，那叫‘乱弹琴’，我换个‘弹’法就能弹通，你信不信？”
　　“怎么弹？”
　　“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
　　“什么话？”
　　“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噢……”熊向辉似有所动，点点头又摇摇头：“这样……行吗？”
　　周恩来把手一挥：“你就这样办好了，保你不会失误。如果失误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
　　“行，一瓶茅台酒！”熊向晖打赌似地说。如果总理的话真灵验，输一瓶茅台酒是完全值得的。
　　放映那天，各国记者早早就都来场了，座位坐满，过道也站了人。看来，都想看看中国怎么也有个罗米欧与朱丽叶？总理这个法子想得不错，有悬念，吊胃口，可是，成功不成功还得看过电影才能下结论……
　　开演几分钟后，奇迹发生了。观众并没“大失所望”地离开或不满地发牢骚，这次全场静悄悄，观众都如石雕一般纹丝不动，灵魂早巳进入影片剧情之中。看来人类不分种族肤色，不分地区时代，不分阶级信仰，确实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属于全人类的情感和思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米欧与朱丽叶》都是循着这种人类共同的情感发展着故事，所以，无论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大家都被剧情所吸引，为绚丽缤纷的画面所陶醉，为温馨委婉的唱腔所倾倒，为飘逸袅娜的舞姿所征服，更为人类历史上，任何地区任何民族都不曾避免无法躲过的爱情悲剧所感动。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观众的情绪也达到顶点，影院里一片抽泣声……
　　影片结束后，华灯复明。一个极少见的情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如痴如醉的观众还沉浸在梁山伯与祝英台深挚哀怨的爱情悲剧之中，为他们的悲剧流泪不止。这种悲伤的默哀足足保持了一分多钟，什么人鼓了一声掌，刹那间像起了暴风骤雨，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并且伴随了阵阵的欢呼声。
　　英国记者说：“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比利时一位记者说：—“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好象我也到了梁祝身边。”
　　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还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这种时期就拍出这样充满美好感情的影片，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而所有这些对中国戏剧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确实是靠了总理那一句话。
　　而这一句话，又说明总理．对我们民族，对世界各民族，对整个人类，有着何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啊！
　　在总理的文娱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作诗。可以说，从1940年我到他身边，直至他老人家去世，总理基本没有停止过作诗。不过，从我来到他身边后，基本也没见过他保留下一一首所作的诗。
　　现在公开发表的周思来的诗作，都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其实，他当总理以后作诗，远比青年时期作诗多，特别是晚年，常看到他念念有词，并将新诗写下来。
　　总理一般是作格律诗，偶尔也作自由体诗。他对古诗词非常熟悉，无论我们提到哪首诗词，他都可以出口便背诵下来，当我们为此惊讶时，他总是很动感情地说：“这要感谢我的母亲，4岁时她就教我识字，5岁时已经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诗……”
　　我常想，周恩来的喜欢读诗作诗，是否与他的母亲有关？他在读诗作诗的时候一定可以寻找回来那遥远的记忆，重新感受母亲的慈爱与保护，重新从母亲那里得到新的启示……
　　周恩来作诗，或者是对什么事有感，对什么人有感，对什么景有感，或者是看到主席或陈毅或董必武等战友的新诗，反复品味之后唱和一首。他一旦要作诗，吃饭走路乘车这种时间就会被充分利用起来，嘴里偶尔吟出一句。这样的一天忙里抽空儿，反复索句，或睡前，或起床后，新诗就出来了。
　　他作的新诗都是一挥而就地写在纸上，然后独个儿拿起来欣赏、品味，偶尔也提笔改几下。我们只能远远看那诗行，偶尔听他吟出一句，无法拿过来细细欣赏，他就像秘密地藏着什么珍宝一样不愿叫外人看。
　　他把作诗当作了消遣似地，消遣完了，概无例外地撕碎，而且撕得太碎了；先撕成许多小碎块，再将小碎块一叠叠分别撕成更碎的碎片；撕到一般人再也无法拼对起来时，才用手弄成雪片飘落一般扔进废纸篓。
　　总理心细，作诗极讲平压工对押韵，撕碎时也从不大意。我一次也未能将他的诗作拼对出来。直到他病重后，仍然是这样，不愿留诗给后人。
　　外出参观游览，所过名胜古迹的工作人员都希望他留下墨迹。他一概拒绝：“找郭老去，叫郭老写。”
　　我很后悔，那些撕成粉碎的诗作，如果我都用牛皮纸袋装好，现在将这上百纸袋的“碎诗”交有关部门，一定能拼对出来，从中定可以进一步了解总理的思想情感。
　　周恩来会下棋，象棋、围棋、国际象棋都会下，还会打桥牌，在重庆与董必武等同志玩过，后来都“戒”了。
　　总理对“戒棋”“戒牌”的解释只有三个字：“没时间”。
　　在他晚年，病重住院后，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减轻一些痛苦，我们拉他玩牌。他在“戒棋”“戒牌”20多年后又拾起来了。他很会算牌，随随便便就能赢了我们这些认认真真的人。赢了便轻声一笑，没有精力多说话。
　　只有一次，他看看表，说：“下棋打牌，过时间不觉，有个故事说，樵夫看两个老头下棋，一盘棋下完，身旁的斧头把儿已经烂了。这盘棋下了多少年？干事业的年华，千万不可沉溺其中。”
　　在文娱活动中，总理最喜欢的似乎还要算跳舞。我们也喜欢让总理多跳舞。这项活动后来被我们称为“三结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结合，而是：文娱、体育、工作的三结合。
　　跳舞本身既是娱乐活动，又能锻炼身体，这是无须解释就很明白的事。医生主张总理每天跳一场舞，活动活动身体各部的肌肉关节。但他太忙，做不到。
　　总理跳舞极少去春藕斋，一般是在紫光阁和人大会堂山东厅。50年代在北京饭店也常跳。到这些地方来跳舞的还有李先念、陈毅、余秋里、何长工、吕正操等国务院及各部领导。舞会8点开始，总理如果参加，常常10点左右到，跳几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潇洒，会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样，不像毛主席、朱老总那么单调地踩点走步。
　　总理跳舞从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团来的那些女演员，尽量勤换舞伴，满足尽可能多的女演员“陪总理跳一圈”的愿望。
　　总理参加舞会，首先是作为社交的场合与机会，不忘结交朋友，不忘调查研究，不忘讨论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来必要同国务院机关和各部委领导打招呼，通报情况。若是有大事复杂的事，就在舞会休息时将有关领导叫入舞厅旁的小屋里谈话。跳舞时，周恩来换舞伴勤，也包含有多认时人，多听到一些情况的考虑。
　　每次跳舞，对于新舞伴，周思来必要问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对单位里的领导及工作有什么意见？等等。对于认识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征求意见，或者将自己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