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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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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堂开会，他要先去检查，像战争年代一样不放松警惕。甚至毛泽东的车门没关严，记者照相的闪光灯刺了毛泽东的眼，毛泽东乘车驶过的地方有个人影他也要去追查，真可说关心爱护得入丝入毫，点滴不肯漏过。
周恩来关心爱护毛泽东的真实情况，从一次过生日也可以看出来。
周恩来反对过生日；自己从不过生日，却为毛泽东庆贺过一次生日。
周恩来反对为自己过生日，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和教训。那是1960年，总理62岁生日，我和孙维世两人商量，决定给总理不公开地过一次生日。
当时大姐不在家，我按照与孙维世商量的分工办法，先找厨师桂怀云。他解放前是南京雨花台一位著名厨师，很有手艺。由于过去为多做点好菜给总理吃，被总理多次批评“浪费”，挨“训”多了，有点犹豫。我说：“不要紧，你先搞点炸酱面，这是生日面，长寿的意思；再做个大寿桃，看机会，能上就上，不能上就不上。”
桂师傅何尝不想给总理过个生日？他对总理感情特深，不仅是受总理忘我工作的精神所感动，而且关键时刻总理还出面保护他，那是“三反”运动时，有人说桂师傅家里高级瓷器不少，是精品。一个厨师哪来那么多精瓷？肯定不干净。总理知道后，说：“解放前一个名厨师家里有点高级瓷器算什么？你们太缺知识了，胡闹台：”
桂师傅平时挨批评多是因为总理清廉节俭，容不得一点铺张浪费，关键时刻又受保护。说明总理是从心底关心爱护人。他也考虑做炸酱面算不得浪费，用面蒸个“寿桃”更不算什么，就照我的意思办了。
那天，总理开国务会议，我们左等右等不见回来。孙维世已经兴冲冲先赶到了，按分工，她带来了生日蛋糕。也没敢摆到饭桌上，先拿到厨房观形势。
总理终于回来了，我们马上给他开饭，先端上炸酱面。总理拿起筷子，刚要吃，忽然觉出气氛异常，大概与我们的喜色有关系？他忽然掀起眼皮盯紧我问：“怎么回事，干吗今天吃面条？”
见他一副警惕模样，我心里叫苦：糟了，总理意识到今天是他生日了……
果然，他把碗筷一推：“我不吃了。”
我忙解释：“这不是专为你生日才做的，正好赶上吃面条……”
总理生气地大声说；“你这是不打自招！”
“好久没吃面条了，这是实情，所以正好做了面……”我见总理不理睬，忙跑到后面请孙维世帮忙劝说。孙维世原想找机会给总理上蛋糕，一听总理生气了，赶紧往回缩：“不行，我要是去劝，这块蛋糕也完了……”
正着急，天上掉下颗救星。我听到门外传来陈老总高门大嗓的说话声和笑声。我三步两脚迎出去，对着陈老总耳朵说：“今天是总理的生日，我们给他做了点面条，谁想到他急了，饭也不肯吃了。还得请老总帮忙劝劝。”
陈毅笑着点点头，急步走进门，进门就嚷嚷：“好啊，今天吃面条啊，正好我也爱吃面条，好久没吃上了。总理，我一块儿吃点行吗？”
说着，他已经在饭桌前坐好了。总理无奈，只好陪陈毅拿起筷子。
“还有什么东西没有？”陈毅望住我问。因为只吃一碗炸酱面显得太没气氛了。
“总理不叫上。”我小声喃喃。
“拿来，客人来了还不把好东西端上来？”
我瞟一眼总理，见他板着面孔并不肯为这件事给陈老总赏个脸，所以没敢动。
“那好吧，光吃炸酱面。”陈毅也不好再让坚持上东西了。结果，那块生日蛋糕和用面蒸的寿桃，全被我们工作人员分吃了。
与这次过生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4年，毛主席生日那天发生的事。
1974年12月24日，我任总领队，带着卫士高振普和专家医生吴德诚、张佐良，护士徐奉生组成的医疗小组，护送总理去长沙向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
这次谈话可能比较愉快。总理出来后说：“主席留我再住两天，你们也可以放松两天。”
这两天，我们确实放松了。后来才知道，这次谈话，主席表现了对周恩来充分的信任，对周恩来提请四届人大通过的经济计划，配备人大及国务院领导班子的人选等等，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
总理心情很好，这两天跟我们一道散了步，还玩了一次扑克牌。玩牌时，总理借洗牌时间望着大家问：“你们去过韶山吗？”
我们纷纷说：“还没去过。”
“你们跟着我忙，没有机会。不到韶山你们不会真正体会‘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意义。”总理庄严地点点头，加重话的份量。然后放开声说：“这样吧，你们可以轮班去一下。”
我们一起说：“有机会时，我们跟总理一起去。”
总理笑了：“那好，有机会时我们再一起去。”
26日上午，总理对我和高振普说：“今天是主席的生日，你们知道吗？”
“知道。”
“我要请大家吃饭。”总理愉快地说。
那一刻，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总理62岁生日时，生气不肯吃寿面的情景。可他现在要为主席的生日请客庆贺了……
“都请谁呀？”小高问。
“就是这儿楼里的人，再加省里和军区的几位负责同志，哎，你们再问问那两位小姐来不来？”
总理说的两位小姐就是指王海蓉和唐闻生。
总理情绪这样好，大家都十分高兴。高振普还给王海蓉打了电话。
王海蓉在电话里问：“3号楼去不去？”
3号楼是指王洪文。那时的习惯，领导人住几号楼就简称几号楼。高振普在电话中说：“总理没请王洪文。”
王海蓉说：“那好，我参加。”
当时总理癌症已经很严重，是从医院飞来长沙的。膀胱癌是绝对不能喝酒的，两年前尼克松访华时总理就喝不下酒了，只是用唇沾沾表示个意思。但这一次，他却举起酒杯说：“让我们大家共同祝愿毛主席健康长寿。”
说罢，总理一口干掉了杯中的茅台。他的胃显然已经不能承受，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苍白的脸上涌出两片红晕。但他始终在笑。这是我见到的总理喝下的最后一杯酒。
最后一杯酒是祝愿给了毛主席。
周恩来对毛泽东忠诚不二，当我们说其中有中国文化遗产的影响时，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与过去几千年“忠君”思想完全不同的新内容。这种忠诚包含着对事业和信仰的忠诚，并且首先是源于对人民的忠诚。
重庆谈判期间，曾有记者问周恩来：“周先生，过去你曾在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领导下工作，现在又在毛先生领导下工作，你怎么解释你的这种变化？”
周恩来回答的大意是：谁能代表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就选择谁。我拥护毛主席是因为他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基本可以从周恩来佩在胸前的那枚像章说明。
这枚像章。三分之一的面积是毛泽东头像，三分之二面积是“为人民服务”五个金字；
这枚像章。周恩来一直佩戴到去世；
这枚像章，周恩来不同意用任何单纯的毛泽东头像章来替换。这枚像章无疑反映着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他心中的人民、毛泽东与自己的位置和关系。对此，我想先引用一段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同记者的对话。
郑淑云：那是“文革”初期。有一天晚上我去上班。白天总理活动太多？工作太忙，哪有时间顾什么保健治疗啊。那时他身体也很好，所以保健治疗非常简单。因此我常常是晚上去看看有什么治疗要做没有。
那天我走到总理办公室门口，一看门是半开着的，我就探过身往里瞧了一眼。一看总理今天破例没有伏案工作。桌上摊了一大堆毛主席纪念章，他正侧身站在那里仔细拣着。我一看很高兴。因为那时候，毛主席像章风靡全国，人人手里都有一大堆，常常拿出来比较、交换，有一枚好像章，就像得了宝贝似的，到处向人夸耀。我一看总理桌上有那么多的好像章就眼睛发亮，走不动了，想看看有什么新的。总理抬头一看是我就招手说：“进来，进来。”平常我是不进他办公室的，这次因为我见他显然是在休息，所以就进去了。总理说：“过来看看这些像章，我看来看去就喜欢这一枚。”我探过头去一看，并不是主席头像，而是主席手写的“为人民服务”章。以后他一直佩在胸前直到去世。
记者：后来佩戴的是一枚同样的，但也不是这枚了。张佐良（总理的保健医生）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1967年造反派要砸烂春季广交会，眼看无法及时开幕，总理亲飞广州做造反派的工作。好象是一次晚餐后，总理刚站起身，宾馆服务员，一个很年轻的小姑娘走了过来。说：“总理，我跟您换像章。”总理见她一点儿都不胆怯，赞许地笑了，说：“哦，你喜欢我戴的这枚？好啊，那就送你了。”小姑娘还真勇敢，跨前一步，自己动手把像章从总理胸前摘下来，又把自己的那枚头像章给总理戴上。待办完事，晚上休息时，总理将那枚头像章摘下来，重新又换上一枚“为人民服务”章。原来他身边还带了一枚备用。可见不是原来的那枚了。
郑淑云：对，当时桌上“为人民服务”章不止一枚，我见总理说好，也拿了一枚，至今还保存着呢！
周恩来永远是和人民站在一起，这是没有什么人产生异议的。震撼全国的“四五运动”，就其深层的意义而言，主要是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再次呼求，表达了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喷怒不满，表达了对现实现状，对当时所执行政策的不满，表达了“要邓小平不要‘四人帮’的意愿。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在当时形势下公开表露，于是人民想到了能代表这一切美好愿望的周思来。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可以把人民心中的一切所想，所求都表达出来。这就是周恩来与人民在一起的最好说明。
1953年左右，具体时间记不准确了，和平宾馆刚刚建成，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到宾馆来，我们的哨兵不认识他，把他拦住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有许多服从哨兵，遵守制度和纪律的故事，但这位不是共产党领袖，是民主党派领袖，当即发起脾气，扬起拐杖重重敲打了哨兵一下。哨兵当然不敢还手了。
周恩来平时对这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尊敬、礼貌、谦让，可以说礼遇很高，听说这件事后却不答应了，当即去找这位民主人士评理：
“你这是侵犯人权么！”周恩来很少对民主人士这样态度严厉，“连毛主席都不能动我们士兵一根指头，你怎么可以用棍子敲我们哨兵的头呢！你也是主张平等博爱，拿起棍子打人家头能叫平等吗？别人打你一棍子你答应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么，这不是马克思讲的，是中国的老话了，你能不懂？”
这位民主人士赧颜地做了自我批评。50年代初关于“人权”的话很多，常可以听到“不许侵犯人权”的说法。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理这次对民主人土的批评。
到50年代末，“人权”的说法渐渐没有了。那时的强迫命令很普遍，但我还是从总理那里听到了“人权”的话。
1958年7月，我跟随总理和陈云去安国、定县、徐水等地参观。徐水搞强迫命令，把老百姓房子都拆了，改建成清一色土坯二层楼，是为了那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美景。我跟总理走进那没有电灯电话的阴沉沉土坯楼时，我见到总理眉头紧锁。当地领导还眉飞色舞吹嘘他们提前跨进“共产主义”一条腿的经验和政绩呢。
“够了。”周总理不客气地打断介绍，我发现他眼里闪出了泪花，声音压抑而又颤抖：“你们这是侵犯人权么！北方老百姓睡炕，这是几千年的传统习惯，你们强行拆除，不叫睡炕，老百姓不生病吗？……”
“山高皇帝远，”陈云难过地说；“简直无法无天！”
60年代初，日本女排称霸世界，总理认为应向日本请教，就和贺老总商量，把日排教练大松请到了中国来。
总理去看大松搞训练，那气势确实叫人耳目一新，真令人想起战争年代的“武士道”精神。吼声、喊声、排球连珠炮似地射：出，中国姑娘真被折腾惨了，看得中国领导人一个个都瞪立眼，忘了呼吸。
训练结束后，总理大喘一口气，刚从冰水里探出头似的。他走过去，同大松握手，说了许多感谢的好听话，然后转了口气。
“训练中，对我们的姑娘们怎么严格要求都可以，‘严师出高徒’么。但是有一点，不能动手打我们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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