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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于丹-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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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外李悦作品系列:批评于丹 作者:李悦 
    远方出版社 出版      
   于丹多处曲解了《论语》。《于丹〈论语〉心得》并不是对孔子的《论语》的注解与解释;而是对部分《论语》的感想。由于《论语》并不是提供“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的百科全书;于丹只能选取一部分与“快乐的生活”有关的篇章。这些篇章只不过占《论语》的十分之一左右;误导那些没读过《论语》的读者;让他们错以为《论语》主要是讲“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于丹所讲的《论语》的百分之十;却有许多曲解之处。                   
  《批评于丹》第一部分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1)    
  这是一个没有文化大师的时代,但却是一个文化名人辈出的时代,他们大都是一夜成名。  
  不知什么时候就火了个余秋雨,不知什么时候又火了个易中天,紧接其后还火了于丹。  
  她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影视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助理、影视传媒系系主任。  
  她还担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科教频道总顾问,北京电视台首席策划顾问。  
  做为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她为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今日说法》、《艺术人生》等50个电视栏目进行策划。  
  于丹教授在《北京晚报》上说自己四岁就学《论语》;从二十一岁读先秦文学硕士开始,几乎泡在中华版的书堆里长大”——她指的中华版的书是指中华书局出版的书。  
  于丹教授的火,并不是因为她有那么多头衔并读过那么多的书。  
  而是因为这位〃古典文化研究者和传播者”还同时是“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这样她能够有机会在2006年〃十一”黄金假日在央视百家讲坛,连续七天讲读《论语》心得。  
  于丹教授依靠强大的央视传媒,在国内一举成名。  
  随后中华书局出版了她的《于丹〈论语〉心得》一书。  
  尽管我认为这个书名有修辞毛病,但第一版第一次就印刷了60万册。  
  而盗版书的数量就不得而知了。  
  在我居住的塞外古城呼和浩特是在2006年12月初先出现盗版书,随后书店才有正版书进来。  
  2006年12月1日《北京晚报》以《〃小妮子〃为大众找回孔子》为题,报道了于丹热的情况:“上周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于丹教授创造了书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连续9个小时签售《论语心得》12600本,中关村图书大厦当日售出14000本。  
  本周,几大书店的销售排行榜上,该书继续忝列榜首。  
  昨天,记者在北京图书大厦看到,买书的人络绎不绝。  
  书店干脆在一层最显著的位置摆出布告:买《论语心得》的读者,请去收银台直接付款。  
  于丹激活了《论语》,《论语》成就了于丹。”  
  14000人排队买一本讲解《读语》的书,这本身就是一个可疑的现象我不是说数字可疑,而是说这种文化现象可疑。  
  我也是四岁背四书五经(其中包括《论语》),后来看到了许多解读《论语》的书,印数都很少。  
  于丹教授依靠央视百家讲坛的论语讲座,增加了知名度,有了强势媒体的宣传,固然是她的书销量大增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在她之前也有许多作者上了百家讲坛,其著作销量虽大增,但也比不上于丹教授这本书的热销盛况。  
  要研究于丹这种突然走火一夜成名的文化现象,就得先读读她的这本大作,书里才会有解释这一现象的密码。  
  于丹多处曲解了《论语》《于丹〈论语〉心得》并不是对孔子的《论语》的注解与解释,而是对部分《论语》的感想。  
  她的主要感想是:“《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于丹的书很像是为了寻找“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而找到了《论语》,从中找到“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的理论依据。  
  按照于丹之意,似乎孔子已经告诉我们过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的方法。  
  我们只要按照这些方法去做,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是“快乐”的。  
  由于《论语》并不是提供〃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的百科全书,于丹只能选取一部分与“快乐的生活”有关的篇章。  
  这些篇章只不过占《论语》的十分之一左右,误导那些没读过《论语》的读者,让他们错以为《论语》主要是讲“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于丹所讲的《论语》的百分之十,却有许多曲解之处。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2)    
  下面我们先对她曲解的地方进行改正,以给读者一个正解。  
  一、于丹在她的大作的第9页上提到〃子贡问政〃。  
  原文是这样的: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于丹的解释是:〃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而今谁不死啊?  
  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  
  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  
  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  
  于丹在这里把〃民无信不立〃的〃信〃解释成〃信仰〃和〃对政权〃的认可,显然将〃民”当成了这一句话的主体。  
  子贡向孔子问政,是问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稳定,需要哪些条件。  
  孔子回答时也是把国家当成主体的,只有国家才能做到“足食”和“足兵”,同样也只有国家在“必不得已而去”时,有权力和有能力“去兵”和“去食”。  
  因此,“民信”的主体也是“国家”,而不是“民”。  
  “民信”的正确解释应该是“取信于民”,就是让老百姓相信。  
  孔子非常强调国家该取信于民的思想,例如他曾在《论语·子路》中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以上〃上好信〃的主体是〃上〃,指的是〃上〃在取信于民,孔子还在《论语·阳货中说》:恭,宽,信、敏、惠。  
  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以上〃信则人任焉〃是说信实就会使别人为你效力,别人当然不是主体。  
  《论语·子张》中还有: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认为后己也。  
  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这段话是说:君子取得信任,然后才能役使人民,如未取得信任,就会以为是虐待自己。  
  君子取得信任,随后才能给别人进忠言,如果没取得信任,就会以为是在诽谤自己。  
  可见《论语》在多处谈到“信”时,国家、君主和君子都是话语主体。  
  于丹错将民(百姓)当成主体,与上面能〃足食〃、〃足兵〃的主体不一样了,讲不通了。  
  她索性错下去,又将“信”解释成“信仰”,于是“民无信不立”就被于丹歪曲成“民没有信仰不能立国”了。  
  我怀疑于丹在这儿是有意曲解这句话,为的是把一个国家的“不立”的责任推在老百姓身上,以便“上”和“君”就可以指责百姓没有信仰而误国了。  
  于丹在这本书的16页上提到孔子《论语·雍也》中的话: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于丹随之解释这段话的后半段,她说:〃你自己想有所树立,马上就想到也要让别人有所树立;你自己想实现理想马上就会想到也要帮助别人实现理想。  
  能够从身边小事做起,推己及人,这就是实践仁义的方法。”  
  在这里,〃能近取譬〃是讲与身边相类似的人将心相比,而不是像于丹所说〃从身边小事做起”,这二者是很不相同的,“从小事做起”怎么会“推己及人”?  
  〃将心比心〃才能“推己及人”也! 于丹在其书的40页上,引用了《论语·里仁》上的一句话: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于丹解释说:〃如果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国君(领导)旁边,虽然表示亲近,但离自己招致羞辱就不远了;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朋友旁边,虽然看起来亲密,但离你们俩疏远也就不远了。”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3)    
  〃事君数〃中的〃事〃当〃服事〃讲,而不能当〃有事没事〃讲。  
  同样〃朋友数〃是指与朋友相交频繁无度,而不是“有事没事总是跟在朋友旁边”。  
  这段话准确地讲应是:“服事君主频繁无度,就会招受羞辱;与朋友相交频繁无度,就会遭受疏远”。  
  两种解释是有区别的。  
  于丹在其书43页上引用了《论语·里行》上一段话: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于,义子与比。  
  于丹解释说:〃孔子的意思是说,君子对于天下事,不刻意强求,不无故反对,没有薄没有厚,没有远没有近,没有亲没有疏,一切按道义行事。”  
  〃适〃在此处应是〃莫〃的对立词,〃莫〃在此处当〃不可〃讲,〃适〃则当〃可〃讲,就准确了。  
  那么这句话应解释成:“君子对于天下的事,不随意认可,也不随意否定,要以义为依据。”  
  《论语·微子》有一段孔子论述逸民的话,孔子说: 〃虚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  
  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最后一句,孔子强调他与逸民的不同在于〃无可无不可〃,也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的,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而“无适也,无莫也”也是“无可无不可”之意,所以于丹解释成“不刻意强求,不无故反对”,则违背了孔子的真意。  
  于丹还在44页上引用了《论语·为政》上的一段话: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  
  言寡力,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于丹在解释这段话最后一句〃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时说:〃一个人如果在说话里面少了指责、抱怨,在行为中少了很多让自己后悔的经验,这个人出去做官做事,就能成功了。”  
  接着她又强调说:“这段话多实用!言寡尤,行寡悔'这六个字,对我们今天不是照样有用吗?  
  〃随后她意犹未尽,又讲了一段寓言,并说:〃这个寓言,可以用来解读《论语》中的‘言寡尤,行寡悔’这句话。”  
  于丹费了这么多笔墨去讲这六个字,却不知她将〃尤〃字讲错,〃尤〃在此处应当〃过错”讲,而不能当“指责、抱怨”讲。  
  因此“言寡尤,行寡悔”,应解释成:“说话过错少,行动悔恨少”。  
  于丹在书的47页,引用了《论语·子罕》的一段话: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  
  于丹这样解释:〃孔子很重视日常生活中的礼节。  
  他尊礼,守礼,行礼,并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一种自我修养。  
  当做官的人,穿丧服的人,还有盲人,路过他面前,不管这个人多么年轻,他也一定要站起来;如果他要从这些人面前经过,他就小步快走,这表示对这些人的一种尊敬。  
  对有官位的人,应该表示尊敬;对身上戴孝的人,他们是遭遇不幸者,也应该表示尊敬。  
  对盲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弱势群体’,更应该表示尊敬。  
  你不要打扰他们太久,不要惊扰了他们的伤痛,你应该悄悄地从他们面前经过。”  
  于丹误将〃冕衣裳者〃当成〃做官的人〃、〃有官位的人〃,或许于丹女士官本位思想过于严重,见到冕就想到官帽子。  
  这段话按照先后顺序排列,原文是将“齐衰”排在“冕衣裳者”之前,译成白话也应该是“穿丧服的人”在前。  
  但于丹却特意将“做官的人”放在“穿丧服的人”之前,可见于丹女士对“官”是情有独钟的,在她心目中“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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