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定陵-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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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袍料的全名为：“孔雀羽、织金妆花、柿蒂过肩龙、直袖、膝栏、四合如意云纹纱、袍面料”。为恢复龙袍的本来面目，必须对原物进行“追色分析”和“经纬分析”。具有三十年织锦经验的南京云锦所老艺师王道惠，在色如灰土的龙袍前夜以继日地描摹48天，才完成了龙袍的摹稿，录下精确的数据。一件龙袍重900克，而挑结的花本即重几十公斤，用线121370根，首尾长达50多丈。孔雀羽更要经过精心挑选、劈丝、搓接成线，与彩色丝线盘织成云龙图案，再与真金线交织在一起，别有一种高贵华丽的装饰效果。难怪有关专家认为，这件明代皇帝龙袍的复制品在选料、织纹、色彩、图案和织造技艺都与历史真品相同，堪称“传世稀珍”，终于在1984年第四届全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评审会上获得殊荣——金杯奖。
　　当发掘人员清理到第十一层时，发现一条两边对折的锦被。打开锦被，万历皇帝的尸骨显露出来。一个令大家猜测了两年的谜，终于揭开了。
　　他已不是保存完好的尸腊，而是一具形貌可怖的骷髅。这位“大行皇帝”静静地躺在一床锦被上，骨架头西脚东，毫无血肉的面颊稍向南偏，左臂下垂，手压在腹部，细长的手骨攥着一串念珠，像在祈祷神灵的保佑。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下颏附近，一缕黄褐色胡须挂在唇边。似在悠然自得地捋着胡须，畅谈军国大事，显然是入葬时人为摆设而成。脊柱上部稍有弯曲，左腿伸直，右腿微屈，两脚向外撇开。身穿的龙袍大都腐烂，腰部束一条玉带，头戴“翼善冠”，发髻梳理完好，足登高筒长靴，裤脚装在靴子内。上身打扮像是一位儒士，而下身及长靴又给人一种武士的感觉。如此文武兼备的服饰，在其它陵墓的出土中很少见到。
　　根据两位皇后和万历帝的骨架情形来看，明代帝后的葬式，似乎比较随意，并无特别之处。这位一生享尽荣华富贵，精神却备受磨难的皇帝，在地下生活了三百三十八年之后，终于又返世还阳了。假如他的灵魂真的活着，面对人世沧桑，又该想些什么？
　　他所驾驭的帝国古船业已沉沦，他所钟爱的女人早已化为灰土，就连取其祖宗基业而代之的大清帝国，也已成为昨天的故事。历史就是这样造就着一切，又毁灭着一切。大江滚滚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有哲学家说，人生是尘世间的一种幻觉。生与死同样是生命所达到的最完美的高峰和境界。不知道万历皇帝在阴间的世界里，生活了三百余年后，是否真的得到了这种生命的体验？也许只有经历了这生与死的炼狱之后，他才感到倾尽国力建造这座寿宫，不惜生命去爱一个女人，是多么的滑稽和无聊。尘世间的每一个人，都在刻意幻想一种永恒，其实，真正意义上的永恒是没有的，任何事物都是时光隧道中短暂的瞬间。生活于世间的人类，如果普遍认识了这一点，或许会免去许多痛苦与麻烦。但要真正领悟这个普通的哲理，又是如此的艰难。正如人要抓着自己的头发倒悬于空中一样，永远无法做到。
　　万历的尸骨被轻轻地拿出棺外。尽管他的头颅尚在，但今天的人们已无法和他对话，至于他生前的身体形状、恩恩怨怨、悲欢离合以及生活习俗，只能间接地加以辨析，以求历史的相对真实了。经北京口腔医学院教授周大成鉴定，对于万历皇帝及两位皇后的口腔和牙齿状况，作出如下结论：
　　万历的口腔疾患较复杂，除患过严重的龋齿和牙周病之外，还有楔状缺损、氟牙症、偏侧咀嚼等症；孝靖后亦有很多龋齿和中等程度的牙周病；只有孝端后的牙齿比较健康。
　　三个头骨所具备的共同特点是，牙齿的磨耗程度非常轻微，有的牙齿几乎看不出磨耗的痕迹。据我国出土的一些材料证明，无论是北京猿人，山顶洞人，新石器时代人以及战国时代人的牙齿颌面磨耗都相当严重，这是与他们的食物粗糙分不开的。而这三个头骨牙齿的颌面磨耗如此轻微，足以说明他们的食物极为精细；也正是过细的食物，造成了他们的龋齿和牙周病。
　　第二个特点是，万历及孝靖后的一些牙齿上都有楔状缺损，这是由于刷牙方法不合理所致。可见当时宫廷里使用牙刷已相当普遍。
　　第三个特点是万历的氟牙症。中国最早的氟牙症化石实物是1978年5月在山西和河北交界处的许家窑村发现的。这是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三个人牙化石，上面都有明显的黄褐色小窝及斑点。据了解，今天生活在那里的人，仍然都患有氟牙症。许家窑村人的氟牙症和万历帝的氟牙症极为相似。这在我国古代口腔疾病史上，是一项重要发现，渊源有待进一步查证。
　　经北京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对万历和孝靖皇后残存的头发鉴定，结论如下：
　　万历一束，孝靖一束。
　　万历一束为生前梳理时的脱发，一束为尸体上所留。孝靖亦为尸体所留。
　　万历帝头发血型为AB型。
　　孝靖后头发血型为B型。
　　注：孝端后残存头发，同尸骨一起毁于文革，无从查证。
　　经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人员对万历尸骨的复原得出结论：
　　万历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从骨骼测定，头顶到左脚长1．64米。
　　璀璨的瑰宝
　　发掘人员揭开万历皇帝尸骨下已腐烂的绵褥，一个新的奇迹出现了。巨大的棺内整齐密集地排列着一层织锦匹料，其色彩之绚丽，质地之华贵，前所未见，更撼人心魄的是，这层织锦品多达69卷。如此规模庞大的殉葬织锦珍品，不只国内前所未见，既使是在世界陵墓的出土中也属罕见。
　　织锦各自成卷，在两端和中间又各用一道丝线捆住，称作“腰封”，中间捆线分开作人字形状。人字形捆线下方，大都贴有方纸，纸上贴有织品的名称、产地、匠作及织造年月，有的在年月上方盖有朱红色印章。由于长期埋藏于地下，纸上的文字大都模糊不清，发掘人员想尽办法，但能辨认出来的仍是少数。
　　上用月白暗苍龙云肩通
　　袖龙栏直身袍暗线……
　　……云地熟绫一疋长
　　五丈五尺四寸龙领全
　　南京供应机房织造
　　上用纱柘黄织金彩妆缠
　　枝连花托捌吉祥壹
　　匹宽贰尺长四丈
　　万历三十八年闫三月
　　万历二十六年
　　……山西……石胜保
　　明代的织锦业，在中华纺织工业史以及工艺美术史上，都曾大放异彩，占有辉煌的篇章，并以其织工精细、色彩艳丽、品种繁多著称于世。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首先表现在纺织业，它几乎把古代纺织技术推向了顶峰。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明代织锦品几乎损毁殆尽，存留至今的实物已是凤毛麟角。博物馆、研究所和收藏家偶有收藏，又多系袍服剪裁下的零星碎品，原装成匹的明代织锦已近绝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明代织锦品研究者只有到佛经封皮上去捡拾渐已霉烂的残片加以探究和考证了。
　　万历棺中织锦品的出现，无疑为研究明代纺织工业史及工艺美术水平，提供了丰富而详尽的宝贵实物资料。
　　定陵出土的织锦品，所以后来被考古工作者称为三千多件出土器物中的首宝，不只因为它有对明代纺织业及工艺美术水平的研究价值，而它的珍贵，同时对于中国古代种桑、养蚕、缫丝、并丝、织绸、纹饰、染色等生产技术的研讨，都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这批丝织品几乎集我国汉唐以来历代纹样之大成，织物组织也品类齐全，从平纹、斜纹、缎纹、变化组织、二重组织到纱罗复杂组织，无不俱备。尤其是织物组织配合纹样的变化，使丝织品较汉唐更加华丽精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更为珍贵的是匹料上的文字记录，既是研究古代纺织科学技术的珍贵文献，又是明代纺织工业史的注释。
　　明朝自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因北方地广人稀，土地大多荒芜，宫廷所用大量物资，常依赖于江南。从定陵出土的丝织品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作为帝后袍服的织成疋料，或是别有用途的宫廷藏品，多数来自江南。江南气候温和湿润，适合种植桑麻，早在明朝初期，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就设有宫廷专用的织染局，朝廷委派专人负责监督，并有严格的上交数额和检查制度。“腰封”上的文字正是为了检查方便所记。随着大明帝国日趋衰落，织染局制造匹数逐年增加，到万历一朝达到了高潮。文献记载，织染局上交岁额总数原为两万匹，而万历初期已达到了十几万匹，超出岁额总数的几倍。
　　明代的苏州，曾是锦缎织造中心，这里聚有大量的织染工匠，每个工匠每日仅能织二、三寸，而对这惊人的上交数额，不得不整日劳作，把丝一条条织成锦缎，又一匹匹送往皇宫，而作为织染匠，却终日不得温饱，其凄苦之状不忍目睹。史料记载：万历二十九年六月，织染匠们终于开始怒吼了，以葛贤为首的两万余人掀起了反抗朝廷和官吏的大规模暴动。文献上记载了这一事实，三百多年前拿起大刀长矛反抗朝廷和官吏的，不正是万历棺内织品上发现的赵绪、倪全、薛孝、邹宽、沈阿狗……这些社会底层的人物吗！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浅显的道理，不知万历皇帝生前是否想过。
　　发掘人员将丝织品一卷卷拿出，梓宫内又出现79锭发散着光芒的金锭。多数是十两一锭，五两或更小的不多。金元宝绝大部分背面都有字迹，记录着征收年月、委官、金户和金匠的姓名。例如：
　　云南布政司计解万历三十五年分足色金一锭重拾两安宁州同知江鋐金户高如山金匠沈教
　　云南布政司计解万历四十壹年分足色金壹锭重拾两委官绍傅金户杜良金匠沈教
　　云南布政司计解万历三十六年分足色金壹锭重拾两委官通判张荐金匠沈教
　　云南布政使司计解万历四十四年分足色金壹锭重拾两委官魏元勋金户吴相金匠沈教
　　从中可以看出，金锭的贡地多在云南。尽管从文献上看，万历时的云南并不盛产黄金，但宫廷的搜刮仍然指向了这片偏远的边陲之地，该省每年要向朝廷纳黄金五千两，成为当时的一项沉重负担。有正直的朝臣看出了征收贡金的危害，上书劝谏：“云南大害，莫甚贡金榷税之事。”户部主事洪启初在给万历的上疏中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滇之害无如贡金一事。”然而万历始终没有理睬他们的奏请，贡金数量依然逐年增加。云南当地政府在无法满足朝廷供应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四川、贵州等地远道购买，有时甚至到京师通过商人高价收购，然后再转交宫廷。
　　交纳贡金虽由地方官吏筹措，但最终还是要转嫁到百姓头上，当地人民不仅要负担贡金的税收，还要经历运送之苦。由云南到北京万里迢迢，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史料中曾记载过一支护送贡金的大队，在渡过云南境内的盘江时，正赶上山洪暴发，五十多人被大水淹没，断送了性命。云南百姓在长期苦役的煎熬中，终于揭竿而起。万历三十四年，一万多人包围了矿监衙门，杀死了万历派驻云南的太监杨荣和二百余名官吏。杨荣的府宅被烧，尸体在烈火中化为灰烬。
　　当时的政治家魏允贞在评析万历一朝的时政时，曾指出：“金取于滇，不足不止；珠取于海，不罄不止；锦绮取于吴越，不极奇巧不止。”这段记载在揭露时弊的同时，也说明，当时的黄金多取自云南，正像丝织品多取自江南和苏杭一样。定陵出土的丝织品和金锭，和历史记载相互印证，达到了记载和实物的统一。
　　在万历棺内众多的殉葬品中，有两只不太显眼的药罐。罐为金制，镶有长柄，但却没有其它金银玉器那样光泽鲜艳。金罐表面有多处磕碰磨损的痕迹，似经长期使用所致，很可能就是专为万历皇帝煎熬御药的药罐。
　　明代帝皇有病，煎服药物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和规定。太医院奉旨要派出四至六名御医，前去宫内诊视；在御榻前，先要膝行跪诊，然后合议处方开药。一种药要用两剂合成一服装在药罐中，罐口贴上“御药谨封”的封条，有太医院太医和内监共同监视熬药。待药煎好后，再分成两份，由御医或内监先试服一剂，证实无不良效果后，才将另一剂进呈皇帝服用。这套严格的制度，其主要目的是为皇帝的安全负责。
　　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越演越烈，他以消极的方法怠工后，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精气亏损。早在1584年，儒史范儁就曾上疏谈到“人欲宜防”，并以禹不喜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