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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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的投降，就成了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　　　
　　　　军政部长陈诚当然希望能够获得“受降总代表”的荣誉，但蒋委员长最终还是决定把这个美差交给了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据说，这其中有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陈诚的性情刚硬、为人比较刻薄，而何应钦做事谨慎、是个好好先生，由何总司令出任受降代表，更能体现蒋总裁“以德报怨”的慈悲胸怀。　　　
　　　　其次，何应钦是“士官学校”出身，所谓“一黄埔，二陆大，三士官”，陈诚占了其中的两条，而何应钦却是三样俱全。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何应钦属于既有日本军校背景、又与黄埔系有着深厚渊源的人物，不仅日语流利、并且熟悉日军的编制和管理习惯，比较有利于开展交流工作。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1935年，蒋介石曾经派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谈判，最后签定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在当时，老何不仅在梅津美治郎面前受了一肚子窝囊气，而且还被全国舆论骂得狗血淋头，搞得里外不是人，但老何够义气，打落牙齿和血吞、所有的骂名都自己扛了，没有象张少帅那样把蒋委员长给牵扯进来。所以，老蒋这次再派老何出任“受降代表”，既算是对他的一种补偿，也可以说是给了他一个恢复名誉的机会。　　　
　　　　既然是由“陆军总司令”出面受降，当然就不能让第三战区的部队跑龙套，可“陆总”的精锐兵马此时都在大西南后方，怎么送到南京去呢？只有空运。　　　　　　　
　　　　蔡智诚他们是9月7号接到开赴南京的命令的。当时，18军11师正在举行入城式，姜键队长在办理移交手续的同时，又命令管理人员必须在一天之内把手头的“剩余物资”处理掉，这可把蔡智诚愁坏了。　　　
　　　　所谓“剩余物资”其实是日伪仓库里的库存品。别人手头的物品还好办，可蔡智诚管理的那单物资中有五十吨锰矿沙，这原本是日军从湘潭矿区搜刮来、准备运往日本的军工原料，到了现在这个时候，谁也不会愿意花钱买这种没用的东西。蔡上士把自己的难处讲给长官们听，可队长和分队长都不肯罢休：“再难办也要办，赶紧想办法，能卖几个钱算几个，不然留给别人也是浪费……”　　　
　　　　想办法，还能有什么办法？只有去找几个冤大头。　　　
　　　　这时候，监狱的事务还没有移交完毕，蔡智诚连忙把伪商会（万昌商社）的四个汉奸买办从号子里提出来，对他们说：“只要把这些锰矿沙买过去，就算是有立功表现，可以放你们回家”。　　　
　　　　那四个家伙有点儿不放心：“锰矿是军需物资，被别人知道了难免还是要被抓的”　　　
　　　“笨蛋。你们先把矿砂拿过去，回头再交给18军，岂不是又立了一大功？有谁还会再抓你们？”　　　
　　　　汉奸买办想了想，觉得这个破财免灾的办法还是比较划算的，于是就拍板成交了。　　　
　　　　等蔡智诚从金远询专员那里弄来放人的批条，汉奸家属也已经把款项筹集到手了，整整一万块现大洋。　　　
　　　　按当时的长沙市价，一块大洋相当于四百元法币。姜键少校看见一大堆没用的矿沙变成了四百万现钞，顿时乐得合不拢嘴，连连夸奖“老弟聪明！真能办事！”。　　　　　　　　
　　　　1945年9月8日凌晨，伞兵二队从长沙北部的新河机场登机，分乘六架C46、直飞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　　　
　　　　早晨八点，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这时候，已经有一位陌生的中校军官在跑道旁边等候大家，他就是突击总队的新任参谋处长刘农畯。刘处长是伞兵二队空降湖南以后才调来的，所以连姜键队长也不曾见过他，不过，这位中校处长待人挺和气，伞兵们对他的印象都很不错。　　　
　　　　刘农畯是湖南邵东人，有的资料介绍他毕业于中央军校某某期，其实并不准确。当年他就读的是国民党军事交通技术学校——这所学校后来被并入了中央军校，刘农畯也因此拥有了“相当于黄埔”的资格。　　　　　　　
　　　　在机场旁边的库房里，伞兵一边整理军容，一边听候刘农畯布置任务。　　　
　　　　刘处长说：这一次，伞兵部队的使命是担任中国战区受降签字仪式的仪仗护卫。原先计划调集的是两个队，前些天，伞兵三队已经由芷江飞抵南京、四队也从昆明来到这里——这两个队都是第一批通过考核的队伍，集中训练的时间最长、专业技术水平也最高——但“陆总”却觉得他们在组建之后没有打过仗，比起新六军派来的“百战雄师”略有不足，所以又临时要求增加一个具备战绩的队伍。而这时，伞兵一队已确定要参加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在广州的受降仪式，因此，到南京看岗村宁次投降的美差就落到了二队的头上。　　　
　　　　刘处长说：“你们有战功、有杀气，由你们出马，一定能镇住日本人！”　　　
　　　　伞兵三队的李海平队长也说：“何总司令的飞机等一会就要到了。本来我们三队已经做好了迎接专机的准备，但现在你们来了，露脸的机会就交给你们二队”　　　
　　　　一席话说得大家好高兴。　　　　　　　　
　　　　收拾完毕，伞兵二队在刘农畯处长和姜键队长的带领下，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停机坪。　　　
　　　　这时候，明故宫机场已经聚集着来自社会各界的上万名群众，他们手持鲜花和锣鼓、挥舞着国旗和欢迎条幅，个个兴高采烈。　　　
　　　　停机坪上排列着新六军的仪仗队和军乐队，伞兵二队就和他们站在一起。　　　
　　　　新六军是从湖南芷江机场空运南京的。他们这次派来了两个师，第14师（龙师）担任南京市区的守备任务，新22师（虎师）接管镇江和扬州，另外，74军的57师（虎贲师）也临时抽调给新6军指挥，负责常州和无锡的防务。　　　　　　　
　　　　贴一张老照片，当年的“明故宫机场”就是这个破烂模样。　　　
　　　　这是南京市最早的民用机场，有两条跑道，位置在现在的南京航空学院附近，1956年被拆除了。　　　　　　　　
　　　　临近中午的时候，从候机楼里走出一大帮高级官员。走在前面的海军司令陈绍宽穿着白色的上将礼服，看上去特别显眼，在他身后的还有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江苏省主席）、汤恩伯（第三方面军司令、京沪卫戍区司令）、郑洞国（三方面军副司令、京沪卫戍区副司令）、廖耀湘（新6军军长）、牟廷芳（94军军长）……　　　
　　　　过了一会，何应钦的专机在九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临南京机场。　　　
　　　　飞机并没有立刻降落，而是在南京市上空盘旋了好几圈。机群每低空盘旋一次、地面上的民众就欢呼一阵，真是热闹非凡——何总司令的受降专机很有讲究，前一回他从重庆到芷江洽降，乘坐的是“中正号”，这一回到南京签字，座机又换成了“美龄号”，的确是面面俱到。　　　　　　　　
　　　一点钟左右，专机终于落地，何应钦走下舷梯，与他同机抵达的有谷正纲（社会部长、接收委员会主任）、贺衷寒（社会部次长，甄审委员会主任）、丁惟汾（社会部次长，抚恤委员会主任）、李惟果（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另外还有伞兵部队的老熟人、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中将等人。　　　
　　　　这时候，机场上锣鼓喧天、军乐悠扬、彩旗飞舞、花束摇动，伴随着万千民众的呼喊雀跃，顿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南京市的女学生向何总司令献上了一束鲜花和两面锦旗，一面旗子上写着“日月重光”、另一面写着“党国干城”，一大帮记者涌上前去拍照，把舷梯口堵得水泄不通。　　　
　　　　折腾了好久，何应钦才“突出重围”，在陈绍宽和顾祝同的陪同下检阅了新六军和伞兵仪仗队。　　　
　　　　检阅之后，原本以为何总司令将会发表重要讲话什么的，可没想到他在队伍前面站了两分钟，一句话也没说、就匆匆忙忙地朝候机楼方向走了，弄得大家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原来岗村宁次也到机场来迎接何应钦了，因为不方便出头露面，正在候机室里等候大驾呢。　　　　　　　　
　　　从机场出来，伞兵二队乘车前往预先安排好的驻地。刚到中山北路的招待所，蔡智诚就被队长喊去开会，原来，他已经被选中担任受降签字仪式现场的“场内警卫”工作。　　　
　　　　能够成为受降会场内部的仪仗护卫是十分难得的际遇。分配给伞兵的名额总共只有十二个，其中四名军官、八名士兵，蔡智诚能够得到这个机会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他有战功（那枚云麾勋章又起作用了），二是因为他懂英语、可以和外国人打交道。　　　
　　　　担任“内卫”的人员必须在“陆军总司令部”集中住宿，姜键队长开着他的吉普车，一定要亲自把大家送过去。蔡智诚疑惑地问：“你刚到南京，能找到地方么？”，姜队长哈哈大笑：“放心吧！闭着眼睛也能开到那里”　　　
　　　　原来，举行受降仪式的“南京陆总司令部”其实就是原先的中央军校。抗战之前，中央军校在南京先后办了八届班（从6期到13期，其中6、7两期仍称为黄埔），伞兵部队的绝大多数军官都是这期间的学员，姜键本人就是第11期的毕业生，所以他当然知道母校的位置。　　　　　　　　　　
　　　　汽车开到中山东路和黄浦路的交叉处，看见路口上立起了一座大牌坊。　　　
　　　　牌坊分为三层，顶端悬挂着中英美苏“四大强国”的国旗，中间镶嵌着国民党党徽，底下是一个横匾，写着“和平永奠”四个大字，整座牌坊被彩条花束、苍松翠柏装饰得十分漂亮，牌坊底下还站着威风凛凛的卫兵。　　　
　　　　从这个路口进去，经过中央军校大门、军校广场，直到军校大礼堂，沿途的牌坊一座连着一座，而且每隔不远就立着一根旗杆，上面依次悬挂着联合国51个国家的国旗。第二天，也就是45年9月9日，这些旗杆和牌坊下面都守卫着头戴钢盔的哨兵，一侧是新6军14师的战士，肩负背包、手持步枪；另一侧则站着伞兵，戴白手套、端冲锋枪或者卡宾枪——只不过有很多人（包括记者）都不知道那是伞兵，把他们误当成宪兵了。　　　　　　　
　　　　吉普车开到军校门口就不让进了，姜键少校只好掉转头回去，蔡智诚他们则被领到礼堂东侧的一座二层小楼里接受面试审核。担任考官的是“典礼总指挥”、新6军的副军长舒适存，他捧着报名材料反复查看、问来问去的十分仔细，好象生怕混进了什么不良分子。蔡智诚当然经得起审查，十分顺利地过了关。　　　
　　　　顺便介绍一下——这个舒适存，30年的时候曾经担任过红八军（军长黄克诚）的参谋长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参谋处长，是个从红军队伍里叛逃出去的人物。　　　　　　　　
　　　　面试之后，发给大家一张特别通行证，并进行了任务分工。分派给蔡智诚的差事是担任“记者区”的警戒服务，在这个岗位上可以走来走去，比死站在一个地方的仪仗兵要舒服多了。　　　
　　　　晚上安排大家看电影，影片内容是欧洲战场上的受降仪式。先放映英美部队受降，场面比较轻松，美国人很随和，与德国兵有说有笑就象朋友一样。指导官解释说：“这代表了军人的绅士风度”。接着又演苏联部队，那场面就严肃多了，俄国大鼻子板着面孔发表演讲，“叽里咕噜”地把德国兵整得象灰孙子一样。指导官评价说：“这反映了欧洲人民对法西斯蒂的深刻仇恨”——总之都有道理。　　　
　　　　都有道理，那么我们照谁的样子学呢？蔡智诚提议：“我们对法西斯蒂也有深刻的仇恨，我们明天也羞辱日本人一番”。大家都拍手叫好。　　　
　　　　可指导官却不同意，他讲解了实行“以德抱怨”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致是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战争过后还要长期共存，保持彼此之间的和睦亲近是实现长久和平的前提……最后，长官还提醒大家务必遵守纪律、爱护名誉、洁身自好、尊重对方，如出现玩忽职守的现象，定当严惩不贷。　　　
　　　　会后，指导官又把蔡智诚叫到一边，叮嘱说：“蔡四娃，别人都不吭声、你站起来乱冒什么皮皮？以后注意一点……”　　　　　　　　
　　　　这位指导官名叫夏禄敏，也是蔡家的街坊。　　　
　　　　夏禄敏是遵义三中（今遵义师专）的学生，他们这个班出了两个外交人才，一个是共产党的韩念龙，当过新中国的驻瑞典大使，另一个就是夏禄敏，二十多岁就出任中华民国驻苏大使馆的武官。抗战期间，夏武官先是在贵州防空指挥部工作，与蔡智诚的父亲是同事，现在又调到“陆总”办公室，负责受降仪式的总务管理和业务指导。　　　
　　　　幸亏指导官是熟人，蔡智诚被教训几句之后就没事了。否则，就凭他刚才的那番信口开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