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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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的冠军亚军锦旗是一个模样，全都写着“勇冠三军”，奖品也完全相同，都是两箱汽水——双方把手言欢、哈哈一乐，亲亲热热上馆子喝酒去了。　　　　　　　　
　　　　48年春节，蔡智诚收到了一封家书。妻子在信中询问能不能到部队来探望亲人——自从新婚蜜月以后，小两口已经两年没有见面了，她实在很想念自己的丈夫。　　　
　　　　对于妻子的要求，蔡智诚犹豫了很长时间。　　　
　　　　从规矩上讲，国民党军队并不限制官兵结婚，也不禁止军人家眷到驻地探亲。徐州城里就住着许多军属，有的开心有的不开心，有的看上去很幸福，有的却显得惶恐悲伤。　　　
　　　　幸福开心的人总归是少数。在蔡智诚的印象中，最为志得意满的莫过于邱清泉夫妻了，邱军长讲究排场、态度傲慢，走到哪里都绷着个脸、身后总跟着一大群副官和马弁，他的妻子也是夫唱妇随，架子同样大得不得了。这女人姓叶，但不许别人称她为女士、太太或者夫人，非要喊做“叶厂长”才行，因为她担任着一个什么被服厂的厂长，大小也算是个干部。“叶厂长”对下属十分严厉，蔡智诚常常看见她在花园饭店的走廊里训人，语调尖利、目光炯炯，开口闭口“我军我军”的，好象指挥国军王牌的不是她丈夫、倒是她这个衣着光鲜的贵妇人一样。所以，淮海战役之后，蔡智诚听说了邱清泉阵亡的消息，首先想到不是邱军长的下场、而是琢磨着“叶厂长”的眼神是否还会如以前那样的威严慑人了。　　　
　　　　相对而言，其他人则要显得谦和得多。那时候，邱清泉的副军长高吉人也住在饭店里，有天晚上，高副军长的三岁的儿子突然得病死了，高吉人不等天亮就要派人把小孩的尸体抱出去埋掉，他太太哭着不让送，老高就对她说：“我是带兵的人，战场上的弟兄一死就是成百上千，你哭一个孩子没关系，叫我怎么哭大家去……”，高夫人听见这话以后，硬是把眼泪给忍回去了。　　　
　　　　当然，饭店里面也有终日哭泣的人，比如马励武的太太。马励武是整26师师长，鲁南战役时全军覆没、被解放军给俘虏了。他太太只好带着个六岁的孩子住在花园饭店，成天指望着国军能够打个胜仗把他的丈夫换回来，这孤儿寡母对战局十分关心，遇见军官就打探消息，听说打赢了哭、听说打输了也哭，然后就发誓：“以后子孙长大成人，说什么也不让他们当兵打仗了”。搞得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不管怎么样，能住进花园饭店的都是高官的家眷，待遇终归还是不错的。更多的军属则居住在徐州的民房甚至窝棚里，终日提心吊胆、惶恐不安。在那些日子里，“陆总”司令部和徐州火车站是这些女人孩子们最常守候的地方，每当前方发生战事，通讯大楼前就围满了彻夜不安的人群，每当有军车从前方归来，火车站的出口就聚满了焦灼盼望的目光。　　　　　　　
　　　　这是1948年美国《时代》杂志上的照片，拍摄于徐州火车站，画面上的这位女子无疑也是个军属，只是不知道她丈夫的命运如何。　　　　　　　　
　　　　蔡智诚曾经多次在徐州火车站附近值勤，在这里，他听到过太多的号啕大哭、看见过太多的悲痛欲绝，也感受过太多的生死离别。　　　
　　　　他当然希望妻子能够陪伴在自己的身边，但他也知道部队在安全岛里养尊处优的时间不会太久。而一旦自己再度踏上战场，留给妻子的将会是难以言喻的等待的焦虑和痛苦的折磨——因为了这个顾虑，他迟迟没有给家里写回信，也没有答复妻子的要求。　　　　　　　　
　　　　蔡智诚的顾虑没有错，不久以后，快速纵队就接到了增援前线的命令，他很快就随着搜索营离开了徐州。　　　　　　　　　　　
蔡智诚在徐州享清闲，伞兵一团和二团却在陇海铁路与共军交战。　　　
　　　　这个时期，刘邓大军虽然已经在大别山站住了脚，但在与国民党军反复征战的过程中损失很大。根据地新开辟不久，恶劣的环境使得解放军既缺少粮草也难以补充兵员，在严峻的形势之下，先前留在河南担任“牵制策应”任务的中野11纵（王秉璋部）只好不断地从老解放区征兵，然后强行穿越陇海线、把新兵和军需物资送往大别山区。　　　
　　　　第三快速纵队的任务是巡弋铁路沿线，发现目标就予以截击——这个差事并不难办。因为共军的新兵普遍缺乏训练，不仅战斗素质不高、而且每个班只有一杆枪，既打不过伞兵也跑不过伞兵，所以国军每遇上一千人就能截下五百来个，真是费劲不大战果不小，十分轻松愉快。　　　
　　　　48年2月，驻砀山的伞兵第二团又发现了共军的新兵部队，照旧是一番穷打猛追。可没想到，这次中野11纵派了两个主力团护送这两千新兵，结果伞二团追着追着就追到人家老八路的口袋里去了，两个前卫连被歼灭，担任先锋官的蔡振武中校也当场送了命。　　　
　　　　蔡振武原先是伞兵七队的队长。七队是所谓的“常胜冠军”，蔡振武也是赫赫有名的功勋悍将，所以他的死立刻震惊了整个快纵。前线的伞二团一边交战一边呼喊救援，弄得张绪滋司令也慌了神，连忙率领司令部直属营（驻徐州）和伞一团（驻黄口）登上火车奔赴战场。　　　
　　　　蔡振武是被地雷炸死的。当时解放军总共只在战场上埋了两颗雷，其中一颗失效了、另一颗就把蔡中校炸上了天。这难免使大家想起普陀山军演期间蔡振武为了混进普济寺里喝佛茶，愣是弄了张“踩地雷”的条子冒充阵亡的事情，不由得感叹这冥冥中的一言成谶……　　　
　　　　罗华一边议论一边直喊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怎么敢在观音菩萨面前开这种玩笑”。可回头突然想起他自己那天也是顶替别人阵亡的，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一晚上没有睡着觉。　　　　　　　　
　　　　蔡智诚他们赶到柳堤圈（今河南省夏邑县和虞城县之间）的时候，共军主力已经撤退了。伞兵们四处搜寻只找到百十个掉队的新兵。这些新兵穿着新棉袄、手上没有枪，一人扛着一根枣木扁担，不象是打仗的倒象是一伙送军粮的挑夫队。　　　
　　　　虽然没有武器，但共军新兵的思想觉悟却不低。国军“政治指导室”给他们做“精神训话”，几个俘虏居然反过来搞鼓动宣传，他们私底下扯着罗华拉家常：“朋友，看你也是个苦出身。咱们天下穷人是一家，不要为地主老财去卖命……”。罗华从小就在船上拉纤，风吹雨打弄得满脸沧桑，看上去确实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可他这人阶级觉悟太低，最不喜欢别人说他穷，被揭了老底之后就有些恼羞成怒：“去去去！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老子才不和你们一家人”。　　　
　　　　那时候，共产党正在军队里开展“三查”“诉苦”运动，也就是查工作、查思想、查阶级，通过“诉苦追根”查出阶级根源，然后让“剥削阶级思想向无产阶级思想投降”，大家再重新站队，全都站到了劳动人民一边……国军军官对这种做法虽有耳闻，但却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于是就组织共军俘虏进行现场表演，让国民党的政治指导员和政治协理员在边上观摩旁听。　　　
　　　　诉苦会的效果真是惊心动魄，震得国军将士目瞪口呆，大家都说共产党的这一招实在太厉害了。　　　
　　　　可厉害归厉害，最后还必须批判才行，这讲评的任务就落到了指导员的头上。于是蔡智诚就指出：共军诉苦的实质不是“哭穷”而是“均富”，这是长毛造反的老招数，共军把贫穷的仇恨都推到有钱人的身上，把暴力土改当成了让懒人致富的捷径，这分明属于违背社会传统道德的行为……蔡指导员在台上讲得口干舌燥，底下的听众却应声寥寥，因为明摆着的情况是共产党那边欢欣鼓舞、国民党这边怨声载道——不能给老百姓分地分粮食，扯什么传统道德都无济于事。　　　
　　　　罗华被解放军的诉苦代表搞得眼泪汪汪，光顾着哭了，结果共产党的宣传没弄懂、国民党的道理也没听清。他懵懵懂懂地问指导员：“老蔡啊，我祖上也是有房子有地的，后来被我爷爷耍钱输光了，你说这赌博到底算不算是剥削？”　　　
　　　　“……”，蔡智诚也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　　　　　　　　
　　　　1948年的上半年正处于“戡乱战争”的全面防御阶段。对国军而言，这种形势虽然比较被动却不用太动脑筋——反正共军没有打来的时候大家就休息等待，等共军打到哪里再去哪里救火，一切行动听共产党的安排。　　　
　　　　这期间，“徐州陆总”将原先的三个绥靖区增加为十一个，把战区划成了一块块“责任田”，从表面上看是用“点线防御”的办法谋求面面俱到，但其实是处处设防、处处分兵，根本无法集结力量。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只好由一两个整编师临时组成战略机动单位（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小兵团”）四处应付，结果是遇到小股共军围不住、遇到重兵集团又吃不消，顾此失彼、疲于招架，几个月下来就身心疲惫、士气低落了。　　　
　　　　在蔡智诚的印象中，自从48年的春节过后，突然一下子就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好多共军主力。这个时期，各地纷纷传言“共产党正在全面征兵，青壮年男子都加入了军队”，而乡村道路两旁的赤色标语也从原先的“夺取民主自卫战争的胜利”变成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徐州的形势陡然变得万分紧张，蔡智诚他们在城里也呆不住了，不得不一次次外出作战。　　　　　　　　
　　　　48年4月，徐州城里的各军政单位正忙着热烈庆祝蒋介石当选“行宪”之后的首任总统。在刚刚结束的国民大会上，老蒋在两千七百多名代表中间得到了两千四百多张赞成票，真正是众望所归、如愿以偿，值得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可共产党人却一点儿也不给蒋总统留面子。国民政府在南京开大会，共军的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政委陈丕显）就在首都的边上开仗。华野2纵（滕海清）、11纵（胡炳云）和12纵（陈庆先）先是攻克了益林，接着又向盐城发起猛攻，整得国军鸡犬不宁、不得不抽调重兵进行围堵，从而引发了“第二次盐南战役”（也称“盐南出击战役”）。　　　
　　　　参加此次战役的国军南线兵团由整4师和整25师组成，司令是黄百韬；北线兵团由整72师和整83师组成，司令是张雪中，第三快速纵队担任战役总预备队，主要在射阳河一带活动。应该说，国民党军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南北兵团两面夹击，到5月下旬就击退了共军的进攻、夺回了先前丢失的城镇，并且还占领了苏北军区的根据地合德（今江苏射阳），以至于解放军方面也承认“盐南出击战役是一次不成功的进攻作战”。　　　
　　　　这次战役失利的原因，华野方面认为是“战线过宽，兵力分散”，但在蔡智诚看来却是苏北兵团的训练水平不够强。苏北兵团是48年3月刚刚组建的部队，老兵不到三分之一，而且大部分是山东人，这些战士基本上都不会游泳，在南方的水网地区杀来杀去、被淹死的比被打死的还多。双方军队在射阳河两岸穿梭交战，共军很快就失去了机动能力，跑也跑不动、聚也聚不拢，岂有不吃败仗之理。　　　　　　　　
　　　　不过，土八路虽然走水路不行，但只要离开了河网地带，他们的行军速度就快得吓死人。　　　
　　　　第三快速纵队5月27日刚刚占领了合德，31日就得到消息：华野11纵正在围攻黄口！——黄口（今安徽萧县黄口镇，当时属于江苏省）与射阳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330公里，行军路途还至少两倍于此，伞兵们实在想不通共军怎么会在几天之内就飞到那边去了？　　　
　　　　那黄口是伞兵部队的防区，伞一团离开之后就只剩下一些地方武装在那里站岗，凭他们无论如何也挡不住共军主力的围攻。快速纵队只好赶紧掉头回去增援，蔡智诚他们坐在车上直犯嘀咕：“这伙共军真难缠，刚在东边吃了亏、转眼又跑到西边去捣乱，活象一帮打不死的孙猴子……”　　　
　　　　其实，解放军战士并没有钢筋铁骨，几个月来，他们一直是以顽强的意志和牺牲的精神在支撑着自己坚持战斗。先前，苏北兵团不断攻击苏中和苏南地区是为了吸引国民党军主力东移、配合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48年3月转出大别山，5月份在洛阳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的中原军区），而现在他们再度不顾疲倦地发起新的攻势，是为了破坏陇海铁路东段交通，迟滞国民党军西援进程、配合即将展开的豫东战役——蔡智诚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共军的战略意图，但即使是知道了，他们也无法理解共产党人的团结协作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