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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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丢了（由一大队长罗其陶接替），他被调去当了个有职无权的“津浦路南段护路指挥部中将副司令”，另外还委了个“交警第一旅”的旅长官衔，但那个“交一旅”其实只是个空头番号，手下连一个兵也没有，纯粹是让张旅长自己过干瘾用的——这毛人凤还真是够幽默。　　　
　　　　张绪滋坏了张绩武的好事，但张绪滋当初是怎么忽悠黄百韬的就没有人知道了。反正至少在帝丘店的时候，老黄对老张还是满不错的，不仅让他在司令部里休息、待他客客气气，而且在随后的“国防部总结大会”上也没有告他的黑状（说实话，如果老黄在那会场上揭发几句，张绪滋弄不好会被枪毙的）。　　　
　　　　但是后来，既然张司令不乐意做黄百韬的部下，老黄也就翻了脸，他立刻揭露伞兵司令临阵脱逃的恶劣行径，并强烈要求严肃军纪。幸好，这时的徐州战区指挥官已经由顾祝同换成了杜聿明，而杜长官当第5军军长的时候张绪滋是他的参谋处长，彼此关系十分亲近，他见黄百韬才告完老邱又来告老张，不禁有些恼火，心说“怎么只有你的手下是英雄好汉，我的部下全是些混帐王八蛋？”，当即打断老黄的话头：“我对张绪滋很了解，他不是那样的人”，这才把事情压了下来。　　　
　　　　饶是这样，整25师还是扣着伞兵的大炮和重机枪不还回去，并且还在各类报告中把快速纵队的表现描述得十分不堪。可怜的张绪滋有把柄攥在人家黄百韬的手里，虽然觉得委屈也不敢把事情闹大，只得忍气吞声、最后不了了之。　　　　　　　　　　
　　　　　但话又说回来了，邱清泉、黄百韬和张绪滋虽然狗咬狗整得很厉害，但在有件事情上却是十分一致的。那就是共同责怪徐州剿总的指挥失误、共同抱怨后勤供应的效率太低，结果这样折腾了一通，负责战役指挥协调的“剿总参谋长”郭汝瑰被调回了国防部，负责军需供应的“第一补给区司令”朱鼎卿也被撤了职（郭和朱后来都在四川起义）。　　　
　　　　　就这样，原本是一场被吹嘘得沸沸扬扬的“大捷”，最后居然会闹得上上下下都充满了怨气，国民党军的内耗水平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了，上层人物之间的争斗与蔡智诚并没有什么关系，长官们忙着吵架，他的日子反而过得更加自在。　　　
　　　　为了表彰伞兵指导员在“震慑内乱”中的杰出功绩，上峰发给蔡智诚一枚六等云麾勋章，这和他刚参军时在松山得到的那枚一模一样。不过，与上次不同的是，连同勋章一起奖励给他的还有五百块钱金元券。　　　
　　　　于是，蔡功臣就揣着这刚刚发行的崭新的钞票，财大气粗地跑到上海养伤去了。　　　
　离开帝丘店，蔡智诚被送到商丘医院，他在这里遇见了一团团长张信卿，张团长的腿断了，一张笑眯眯的胖圆脸也变成了瘦长的苦瓜。经过豫东一仗，快速纵队的伤亡惨重，先前出征时的七千人马只活下来了不到两千，劫后相遇的人们彼此面面相觑、长吁短叹，都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在那段时间里，商丘医院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传言，有的说第三快速纵队就要解散了，又有的说伞兵即将被空投到“匪区”作战……搞得病房内外人心惶惶。　　　
　　　　这些消息并不是空穴来风。　　　
　　　　1948年7月2日，襄樊战役爆发，国民党第15绥靖区（康泽）的三个旅被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包围在襄阳一带。战至7月10日，国军的外线阵地被突破，康泽急忙向南京求援，并提出调遣伞兵参战——按当时的战场情形，从地面增援襄阳和樊城已经来不及了，由伞兵实施空降倒确实不失为一条捷径——南京国防部觉得康司令的主意实在是高，立刻就批准了这个计划。但这样一来，却让伞兵们犯了难。　　　
　　　　那时候，国民党伞兵的头上顶着两块牌子，一块是“空军伞兵总队”，受空军总司令部管辖，另一块是“第三快速纵队”，属徐州剿总的编制。所以调动伞兵的时候光有国防部的指示并不能算数，必须经过空军和徐州方面的协商才行。　　　
　　　　周志柔和杜聿明都不同意让伞兵去送死，他们认为国防部的命令根本就是信口开河——当时，徐州这边勉强还能够跳伞的官兵只剩下不过千把号人，大败之后士气十分低落；南京训练基地的人马虽然不少，可那些都是刚在地面练习荡秋千的新兵，若是派他们实施空降，恐怕立刻就会被摔死一大半。在这样的情况下派伞兵部队增援襄樊，纯粹属于纸上谈兵——于是国防部、空军司令部和徐州剿总就来来回回的猛扯皮，你说我消极胆怯我说你卤莽愚蠢，一直闹到7月16日襄阳被攻破（康泽被活捉），也没能确定最终的“解救方案”。　　　
　　　　但这场扯皮却也给高官们提了一个醒：先前把伞兵部队混入陆军使用的办法其实是很不合理的。令出多门、用非所长，伞兵平时在地面被揍得半死、遇到关键时刻又上不了天，到头来得不偿失。因此，从48年7月下旬之后，“第三快速纵队”就被撤消了，伞兵单位改称“空军伞兵司令部”，重新回到南京进行整补，依然由张绪滋担任司令，下辖三个团，井庆爽任一团团长，赵位靖任二团团长，另外将“南京留守处”改编成伞兵第三团，由刘农畯担任团长。　　　　　　　　
　　　　8月初，原本在商丘养伤的张信卿、蔡智诚等人也奉命回到南京，准备参加“8、15”抗战胜利三周年纪念活动。据说，蒋介石总统届时也要到岔路口基地阅兵，还要给豫东战役的立功人员授勋。也许是考虑到伤兵身上缠着的绷带比较容易出镜头，司令部还特意让蔡智诚他们在操场上列队演练了一番，意思是想让这帮“挂了花的功臣”为庆典场面增添几分悲壮的色彩。　　　
　　　　　伞兵们考虑得很周到，可惜老天不帮忙。从48年7月开始，长江中下游地区连降暴雨，水量达三十年不遇，至8月中旬，浙江、江苏、江西和福建各地接连遭受重大水患，首都南京的周围几乎变成了泽国。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削减了庆典仪式的规模，把原定的“总统授勋”改为给立功人员发放一笔慰劳金，蔡智诚也因此得到了五百块钱金圆券，美滋滋地跑到上海养伤去了。　　　
　　　　（说明一下：“8、15”期间，何应钦、顾祝同、杜聿明、关麟征、余汉谋等高官曾经视察过岔路口基地，蒋介石也在庆典结束后的10月份接见了张绪滋、井庆爽、赵位靖和刘农畯——这次“总裁面训”后来被有些文章描述得十分神秘，说成是老蒋准备让伞兵做自己的“御林军”什么的，其实并没有那么玄——国民党普通部队的师以上军官、特种部队的团以上军官在任职命令正式生效之前都要经过老蒋的“面试”，而在当时，井、赵、刘三位团长都属于刚刚上任的“新官”，所以这次面谈只不过是一场例行的任命仪式罢了）　　　　　　　　
　　　　在上海，蔡智诚养伤的地方是“联勤第二总医院”（今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当时这里是专为国民党校级以上军官提供医疗护理的高级场所，设备条件好、伙食也很不错。蔡伤兵的床头卡上的官衔是“空军少校”，刚开始他还以为是联勤司令部搞错了，过了几天才知道，他真的已经从上尉变成了校官。　　　
　　　　蔡少校的新职位是伞兵司令部参谋处第一科的副主任科员。参一科是负责人事、教育和考勤的部门，当时伞兵部队正在进行补充和整训，科里的上上下下一头忙着填写阵亡通知书、一边还要制作新的官兵花名册，谁也抽不出空来，只好委派正在上海疗养的蔡副主任勉为其难，充当新任副参谋长张干樵上校的联络官。　　　
　　　　张干樵原本是“东北剿总”作战处的科长，广东人，黄埔十一期生，他在第五军军部当参谋的时候曾经和杜聿明一起爬过“野人山”，所以深得杜长官的信任。前不久，伞兵的罗国英副参谋长在豫东战役中失踪了，老杜就把张干樵从东北调回来接替他，但张副参谋长抵达上海之后却没有去南京就任，而是径直回广东老家探亲去了（等他从广东回来之后，杜聿明又把他留在上海当幕僚）——人家是参谋副长、是参谋处的顶头上司、又是杜老总的心腹，参一科当然不敢打他的考勤，只得委派一个副主任级别的“联络官”在上海守着，随时准备替他传话。　　　
　　　　这联络官的差事其实很不错，既没有风险又十分好玩。蔡智诚每天在病床上躺到中午，打针换药之后就跑出去闲逛，一直要折腾到半夜三更才回到医院里，真是自由自在。　　　　　　　　
　　　　1948年的8、9月份，上海市的物价稳定、市场供应充足，可以说是抗战以来日子最好过的时期。　　　
　　　　国民政府从8月19日开始实施货币改革，强制推行金圆券，禁止任何商品涨价、禁止任何人囤积物资。“太子钦差”蒋经国亲自坐镇上海，勘乱建设大队、经济警察大队和“人民服务总队”遍布大街小巷，发现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立刻严惩不贷，就连荣德生的侄儿荣鸿元、杜月笙的儿子杜维藩以及商界巨头詹沛霖这样的“大老虎”都被抓了起来，其他的黑市奸商更是吓得没了踪迹，刚刚发行的金圆券顿时就成了统治十里洋场的硬通货。　　　
　　　　这个时期的金圆券真的很值钱。按照行政院的条令，三百万法币兑换一元金圆券，二百元金圆券价值一两黄金，两元金圆券等于一块银洋。尤其不得了的是，使用金圆券购物的时候，任何商品的价格都必须保持在“8、19”（金圆券发行日）当天的水平上，这样一来，一块钱可以买回五六斤上好的大米，四元金圆券就相当于一个美金，并且所有的物价明细表都已经事先刊登在政府的布告上，如果有哪个商贩胆敢缺斤少两、讨价还价，立马可以通知警察把他抓起来，这可真是板上钉钉、童叟无欺。　　　
　　　　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蔡智诚的衣兜里正好揣着立功受奖的犒劳费。那时候，金圆券的钞面只有五元的和一元的，五百块硬扎扎的新式钞票把小伙子的口袋塞得鼓鼓囊囊，也撑起了小伙子的享乐欲望，于是，他就财大气粗地一头扑入了夜上海的纸醉金迷之中。　　　　　　　　
　　　　　在这个时候，蔡智诚迷上了跳舞。当时，上海滩的各类舞厅星罗密布，一流的舞厅聘请菲律宾乐队，一块钱的舞票能跳三曲舞；二流的舞厅使用白俄乐队，一块钱可以跳五六曲；三流舞厅的乐队是中国人摆弄的，花一块钱跳个整晚上都没问题。　　　
　　　　高档舞厅的乐队好、舞女漂亮，但红舞女的架势也不小，她们擅长的是“摸衣领、贴脸蛋、搔手心”，纤纤玉指搭上客人的肩头，一摸衬衫领子就知道是穷鬼还是阔佬，那态度立马就不一样。蔡智诚懂得这里面的名堂，他早就从“联勤总医院”的门口淘来了全套的行头，当时，虹口头坝浪（今吴凇路）的潮州帮贩子专门做电影演员的典当生意，他们的货箱里从各类新旧洋装到真假“派克”钢笔、“浪生”打火机，应有尽有，只要花上个三四十块钱，打扮成“小开”的模样绝对没有问题。　　　
　　　　舞厅里时兴“标准舞”，也就是现在的探戈狐步之类，而最时髦的舞步叫做“强丁巴”，几个男男女女对头对脑的抽肩膀。这些舞姿其实是很累人的，但蔡智诚却满不在乎，他上窜下蹦地满场飞，拎着威士忌和舞女疯闹，不喝个烂醉不罢休，折腾够了之后再出去狂吐，低头一看，胸前的伤口又挣裂了，鲜血浸红了衣衫。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10月份。有一天，罗华到上海来向蔡智诚告别——他失去了一只胳臂，终于可以退伍还乡了。老蔡请老罗吃西餐、喝洋酒，又带他去舞厅里娱乐，但这土包子却一点儿也不开心。　　　
　　　　夜里，两个老战友漫步在灯红酒绿的街道上，罗华突然停住脚，十分严肃地对蔡智诚说：“喂！你这样下去可不行，要把自己搞垮的”。　　　
　　　　“管他呢，早晚不过是一死。反正我不相信你的菩萨，我也不想进海国英的天堂，与其被别人杀死在战场上，还不如死在这东方的巴黎、死在美酒和女人中间更好一些”。即便是在喝醉了以后，蔡智诚依然记得田花园村的那个长工，依然能够想起帝丘店的那个凄惨的清晨。　　　
　　　　“老蔡啊，那天晚上，共军朝你扔炸药包的时候，我在旁边看见了的……”沉默了许久，罗华才又接着说道：“刚开始，我不知道那工事后头的人是你，等看见你甩出来的大水壶，再开枪已经来不及了。　　　
　　　　共军后来就发现了我，炸毁了我的地堡，然后又炸掉了周围的房子。我看见他们在街面上杀来杀去，看见海国英被他们追着打，可我却被压在沙袋底下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