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内幕-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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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伪情报，军统办法比较多；军事情报还是二厅好，搞民主党派和对中共方面的情
报中统要占优势。”说到这里，他就不再讲下去，大家听了也认为他这次回答还比
较着点边际，比平日要好一些。
　　　　后在这一段时间内的一切言行，是想尽办法讨得蒋介石的欢心。他在工作上是
兢兢业业，不分昼夜地埋头在他办公桌上，对每一件送给蒋去批阅的公文都亲自签
具意见和整理得端端正正。一九四三年，蒋介石署名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后，
唐除了向戴笠建议要每个军统特务仔细阅读外，还指示我由总务处会同训练处向书
店购买五千本，分发给每一个在重庆的特务。他还规定各个训练班都要把这书列为
必读课本。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时，他再三强调每个特务必须熟读这本书，说这是
“挽救”中国和“振兴”中国的“法宝”。当时许多特务对阅读这本书远没有读黄
色小说的兴趣大，虽然每人免费得到一本，但看完了的却没有几个人。
　　　　唐当时经常在重庆特务训练班作“精神讲话”。许多特务学生都希望他多讲讲
他在蒋介石身边主管的业务情况，以便为毕业后升官发财找一条捷径，可是他在这
方面却讲得极少。我遇到他在训练班讲课时，也和许多特务一起凑热闹去听上一课。
他所讲的内容，主要是蒋介石的言行一类东西。在他口中，往往把这个独裁者说成
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生圣人”。他总爱讲他所亲自见到蒋的许多小事，用来
证实他讲话的正确性。如说蒋如何“谦恭下士”、“虚心接受别人意见”，把蒋对
于翁文颁、胡适等人的情况举出作为例子。他说到蒋如何“英明伟大”的时候，便
举出过去军阀混战时期蒋介石如何拉这个打那个的种种阴谋诡计作为例证。
　　　　对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所表演的那一段丑把戏，唐曾煞费苦心地编出一
大套神话般的东西来，我也听他讲过两三次。他从当时跟在蒋身边的一些随从口中
听到一些捏造出来的情况，再加以渲染美化，说得有声有色。戴笠非常欣赏他的这
项讲话，他也爱经常谈。因为他是从侧面人手，不像曾扩情、刘健群等人只从正面
讲，所以收效更大，戴笠欣赏他的这项讲话，一方面是捧了蒋介石，同时也捧了戴
笠。
　　　　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利用抗战实行独裁统治，曾公开提出：
“为了集中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坚决反对个人自由主义。”唐极力拥护蒋的这种论
调，几乎不管在什么场合中，遇到由他讲话时总要重复说明，强调由于中国人爱讲
个人自由，所以把中国弄得如同一盘散沙，因而招致亡国灭种的外侮。我在他主持
的军统局局务会议上和纪念周上，以及训练班的精神讲话中，都听到他说过这样的
话，好像中国之所以落后和受到日寇的侵略，都是由于中国人爱个人自由的关系。
　　　　在唐家的会客室正中，悬挂着一幅蒋介石和罗斯福、邱吉尔在开罗会议时的照
片。我亲自听到他教育他的儿女时，指着这张照片说：“这是我们国家最高领袖和
世界上两个大国的领袖在一起的照片。中国有了这样伟大的领袖，才能使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
　　　　唐逢迎蒋介石的另一办法是蒋介石看什么书读什么报刊，他再忙也得抽出时间
找到同样的东西去看看，这样才能够在蒋介石偶尔谈到有关的问题时能够对答如流。
他平日读得烂熟的书，是蒋经常看的曾国藩全集和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等的自传。他
读书爱作札记，每天写日记从不间断。他除将每天经办的重要事项记录下来外，还
把读书心得写上去。他曾多次告诉我，一定要坚持记日记，而且要我照他的办法去
做。他很得意地说过，有次他和一些人随蒋介石去贵阳，蒋突然问到＿件事，随行
人员因未带档案，无法查出时间和内容，蒋大发脾气。他便从他日记中翻出来抄给
蒋看，曾受到蒋的称赞。他认为这是写日记的好处。我当时在军统办总务，工作很
繁杂零乱，经常挨戴笠的骂，他便特别向我推荐他的这一经验。
　　　　唐为了讨好蒋介石，对蒋的两个儿子便极力设法接近。蒋经国在江西工作时，
每来重庆，戴笠总是和唐纵一道去迎接。戴笠平日招待一般客人吃饭请唐作陪时，
他每每推说事忙分不开身，十次总有四五次不愿去；但是戴笠每次请蒋经国和蒋纬
国的时候，只要通知他，他再忙也会抽身去作陪。有时他还叫我准备酒菜，单独在
他家中招待一番。
　　　　蒋纬国经常自己开汽车横冲直撞，有次被军统局的警卫扣留了一下，虽然事情
随即解决了，戴笠也查究了这件事，唐纵还是打电话给我，用很严厉的口吻责备我。
那次他非常生气，我向他说明完全出于误会，他还是很不满意，一再叮嘱我以后不
能再发生这类事件。隔了几天我去见他，他又向我提起这事。他说无论如何不能得
罪这个人，否则会影响到军统的工作。
　　　　戴笠在这段时间内，对于唐纵越来越客气。戴看到唐的羽毛渐渐丰满起来，一
天天愈加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自己不能再和过去一样对待他，便改用笼络的手法。
一九四五年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时候，戴将唐纵和郑介民同时提出
来竞选中委。当时军统掌握有几千张票，全部都是选他们两人。我记得我把戴笠这
一决定私下先告诉唐的时候，他表面上没有什么高兴的表情，只是问了一下当时军
统特别党部的一些情况。那时，我刚被指定充当特别党部的总干事，什么也弄不清
楚。他就告诉我一定要好好控制选票，不要分散。这说明实际上他是非常关心这个
问题的。戴这样顺水推舟做人情，唐也看得很清楚，他并不很感激。我在他当选为
中委以后向他道贺时，可能由于我太强调戴笠自己不当中委而帮助他，他冒出了一
句：“最后没有委员长的话，谁也帮不了忙。”他看到我听了这句话的表情不大自
然，马上补了一句：“没有戴先生提出来的话，委员长有意栽培也有不便，总不好
凭空下条子，因为这不是派工作。”我当时对他这种态度内心很不痛快，唐纵便一
再叮嘱我不要向别人讲这些。我口头虽答应不说，可是回来就一五一十告诉戴笠，
却不料竟碰了戴一个钉子。戴听完我的话以后，竟恶狠狠地朝着我说：“你以后别
管这些事，我不要听这些！”从这里，我看出他们之间已有矛盾，这些事戴笠是不
愿意让我多了解的。其实，戴笠很喜欢我把这些情况真实地向他反映。当时他虽然
那样责备了我，但是那一天在其他问题上他一直是对我表现得很高兴的。
　　　　　　　　　　　　　　　　　　　　　　　　　　抗战胜利后的情况
　　　　抗战胜利后，唐纵大走鸿运。蒋介石在戴笠没死之前，就有意培植唐，以便更
好地实现他的特务统治。戴死之后，蒋对唐更加重视了。我在这一段期间内与唐接
近得更多，尤其是戴笠死去以后，我一面投靠毛人风的浙江派，一面又被人指为唐
纵湖南派中的骨干。唐过去在军统局中掌握的干部不多，由于我是湖南人，而且十
多年来一直和他没有断过关系，他的老婆也希望我主动地多分点戴笠的财物给她，
因此对我都很不错，我对他的情况也比以前要了解得多一些。
　　　　一九四五年冬，蒋介石下令结束他的侍从室，改在国民政府参军处下设立军务
局，把原来侍从室的工作大部分继承下来，以他的亲信俞济时任局长。唐纵被调升
为参军处的中将参军，除仍为蒋主管全国情报外，还兼看有关警政、保安等其他机
要文件。我在他出任参军时去看他，问到他以后的工作是否和过去一样。他只简单
地回答我：“差不多。”我知道他的老脾气，不会谈这些，但又很好奇，想摸清楚
他究竟是不是调了一个闲差，以便根据情况来处理对他家庭生活方面的照应。如果
他不再得到蒋的信任，按照戴笠一贯的作法，就不必那么周到而可以采取敷衍的态
度，否则就得加倍小心奉承。为了掌握这一分寸，我便利用他去办公的时间去他家，
借故与他老婆谈些还都以后房屋的安排、家具陈设与汽车等问题。因为处理这类问
题，必须以他在蒋介石身边得到的信任程度来决定，要安排得恰如其分才不会受到
戴笠的责备。
　　　　我选择上午十点钟左右去到唐家。唐的老婆正在料理家务，我便和她谈迁回南
京后的住房问题，她当然很有兴趣跟我谈。我趁机问她，唐近来工作是否比过去清
闲些，没有从前那么辛苦了？她听到这话就滔滔不绝地说，唐如何比过去更忙，除
了要看原来那些公文外，还加了许多东西，有时回来刚想休息，蒋介石又叫人打电
话找他去。我趁机问她是不是看到过唐最近的日记？她马上显出很气愤的样子对我
发起牢骚来，说：“他的日记谁也不准看。我和他结婚十多年，多次想看看他那些
宝贝日记，和他吵过好几回。要不是有这么多孩子，我真想和他闹一场。”我摸到
这些情况后，又回去问毛人凤。毛也告诉我：“唐先生比过去更得到委员长的信任
了。”
　　　　一九四六年春天，蒋介石先后到南京、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视察时，除了带着
俞济时、陈希曾、竺培基等侍从人员外，店是参军中唯一的随行人员。他每次随蒋
出发的前一两天，总要先到军统局找毛人凤了解这些地区的情况。一些刚从这些地
方发到军统局的电报，还没有来得及缮呈蒋介石的重要情况，他都亲自摘抄在他的
手册中，以便随时当面向蒋报告，或备充蒋查询时的材料。
　　　　一九四六年二月间，唐随蒋介石去上海视察时，报纸上发表了他被任命为内政
部政务次长的消息。他一回重庆，我又随同许多大特务去向他道喜。他尽量压抑住
自己的喜悦心情，谦虚地说他的能力有限，对这样一个重要职务没法承担起来，担
心辜负蒋委员长的栽培等一套话。
　　　　当时许多大特务都很兴奋，认为今后军统人员可以通过他的关系向地方行政单
位发展。他马上婉言拒绝，说：“大家（指军统特务）以后的工作更忙更重要，只
怕人还不够用，哪能要求派人搞这方面工作。只怕那时我希望请人来帮忙，戴先生
也不肯给我。”有的特务原先以为通过唐的关系可以当行政专员或省政府的厅长，
听了他这几句话都很失望。
　　　　那天去给后道贺的人很多，我没有向他告辞就先走了。他的老婆追出来送我时
说，他以后工作更要忙，她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我知道这是要东西的意思，便立
刻叫人买了些银耳、燕窝一类补品送了去，反正是军统局开支，我乐得做人情。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晚上，戴笠摔死的消息得到证实以后，毛人凤准备向蒋
介石请求派人主持军统工作时，曾召集他认为最可靠的几个人商议。到场的有：副
主任秘书张毅夫，处长何芝园、郑修元，戴笠的侄儿医务所长戴夏民，还有我。大
家商定请求蒋介石指定郑介民当局长。会后，毛再三叮嘱，不能让唐纵知道这件事。
当时不仅毛不欢迎唐来当局长，在场的几个人也和毛一样认为唐为人太拘谨，气魄
太小，在他手下不方便的地方太多。而郑一向不注意小问题，又加当时已去北平担
任军调部工作，由郑继任，等于由毛负责。如由唐继任，他马上可以来办公，一定
抓得很紧，所以不愿意他去。
　　　　尽管毛再三叮嘱，我在第二天一早去南京给戴笠收尸之前，汽车路过上清寺时，
还是悄悄地去看过后。他刚起床，我匆匆把昨晚毛的决定告诉他以后，他苦笑了一
下，慢腾腾地说：“他们不希望我去，我也不想去收拾这个烂摊子。”我请他不要
有什么表示，知道这事就是了。他微笑地说：“我几时随便说过话。”
　　　　当我从南京回到重庆的第二天上午，唐打电话找我去他家。我向他报告戴笠暴
死的惨状时，他丝毫没有什么难过的表情，而且带着不耐烦的神情听我谈戴死的情
况。我只好很简单地说完，听他的意见。结果却出我意外，他只冷淡地说：“这是
没有办法可避免的事情，人都死了，难过也无用。”接着，他又说：“我现在工作
和过去不同，天天得出去办公。你回去把戴先生过去用的汽车挑一辆好点的给我用。”
我一听心里好不难过，感到这个人太寡情了，不想再说什么，只好答应他马上去办。
我正要走，他又告诉我说：“委员长已决定要郑先生当局长，要我和毛先生当副局
长，在郑没有回来前，由我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