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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内幕-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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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大家都畏惧他几分，有意见也不敢提或不好提。戴笠死后，这些人便想趁机报
复或分赃。他们绝不是和全国人民一样真正想撤销这个特务机关，而是各有各的打
算和目的。例如，对军统反对最力的陈诚，是想裁减军统之后，扩大他自己的特务
系统，希望他手下的特务头子张振国能把军统部分机构和人员接收过去。而陈立夫、
陈果夫等CC派首脑，则想趁机打垮军统扩大中统特务组织，加强中统职权。孔祥熙
在当时也表示过军统不应再拥有和过去一样庞大的组织和巨额的开支，这是由于戴
笠杀过给他弄钱的心腹林世良。至于过去复兴社中的一些太保之流如邓文仪、康泽、
贺衷寒等人，则是想由自己来分掌特务组织，扩充个人势力，所以也跟着叫喊缩减
军统。在此四面楚歌声中，由于得到蒋介石的袒护和宋子文、胡宗南等的支持，这
个特务组织才改头换面地保留下来。 当初在没有决定将保密局附设在国防部之前，毛人凤与唐纵曾一度商量向蒋介
石建议把军统改为“国防警察局”。蒋介石没有同意，他认为这一名称不适合军统
工作的职权范围。以后决定附设在新成立的国防部时，毛人风又建议仍然保留调查
统计局这个名称。蒋介石自己很清楚，调查统计局这块招牌上涂的鲜血太多，再拿
出来实在太不雅观，便采用了“保密局”这样一个比较隐讳的名称。当国防部各厅
局的名称、组织及人数、经费等都已决定好了，最后才提出保密局来，这说明这个
组织在当时国民党内部也曾经有一个“难产”的过程。
保密局成立前后，蒋介石最为关心、考虑也最多的问题，倒不是用这一个名称
或那一个名称，而是戴笠死后的继任人能不能和戴笠一样把戴经营了十多年的这个
庞大集团很好地领导起来，继续为他效命；其次是这个集团今后对预算以外的庞大
开支怎样支付。戴笠在世时，这笔见不得人的巨款，大部分是自行筹措。抗战期间，
戴笠用制造沦陷区行使的伪币的办法，榨取沦陷区人民的血汗，充实特务经费，胜
利后这个办法已不能用。蒋介石为了避免以后由他经常下手令，按月支付预算以外
的巨额特别费，便考虑怎样能使保密局做到“自力更生”。他多次找毛人凤、郑介
民研究这一问题，最后决定，军统在各地接收敌伪的现金财宝不送交敌伪产业处理
局，准许保密局留下来作为基金。此外，蒋介石还准许保密局经营接收敌伪的一些
企业，并把与美帝特务合作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剩余物资，一并交由保密
局经营，以便将盈利所得作为预算以外的特务活动费用。但蒋介石对郑介民、毛人
风、唐纵，又不像对戴笠一样放得下心，便加派在他身边多年的机要室主任毛庆祥
共同主持这一工作，由他们四个人组成一个委员会。经多次研究结果，决定把军统
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等地接收的敌伪产业、企业和中美所剩下的两千辆十轮
大卡车、印刷机器、照相器材等集合起来，组成一个“三有公司”，由毛庆祥任董
事长，其余为董事，以军统大特务戴颂宜为总经理，总公司设在上海圆明园路。
当时属于“三有公司”经营的企业，在南京方面，有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
裕丰纱厂，由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兼任经理。有开设在南京最热闹地区花牌楼安乐
酒店对面的亭亭照相馆，全部是中美所留下的器材，由军统摄影师王文钊任经理。
这是当时南京规模最大，资金、器材最雄厚的一家照相馆。除照相外，兼售各种器
材，还出租照相机，代客拍摄家庭生活电影。它一面为保密局赚钱，一面也从事一
些特务方面的活动。还有开设在中山路的鸿业印刷文具公司，由军统四一印刷厂厂
长李如澎任经理。这也是当时南京规模最大的印刷公司，资本雄厚，使用中美所留
下来的美国最新式的电动印刷机，还兼营文具纸张。原来还准备与南京江南汽车公
司合作，由保密局拿出五百辆卡车改装成为客车，曾由我与江南公司总经理吴琢之
接洽多次，以后对方怕惹不起这班人，才没有合作起来。在上海方面，则有由日本
人经营过的东方渔业公司，拥有四十艘渔轮，可以出远海捕鱼，并有自己的冷藏仓
库。另外有由中美所五百辆十轮卡车组成的启明运输公司，专办上海附近各线的货
运，由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任经理。还有一处大型锯木厂和一处三夹板厂，
都是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也由陆根泉代为经营。在北平方面，有一处日本人经
营的无线电器材制造厂、西单北平大饭店和几处仓库。天津也有一些仓库和冷藏库
等，都是由军统中一向搞商业活动的白莲丞经营。
“三有公司”除了经营以上企业外，还兼做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活动。因为
保密局掌握有全国经济情报，资本雄厚，人员可以随时大量调用，自以为占有最优
越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完全可一帆风顺，一本万利，保密局今后会有用不
完的盈余，所以决定采用“三有公司”这个名称。而一些了解这家公司内幕的商人，
却把它说成“有势、有钱、有人”，都不敢去意它，害怕赔了老本还要吃官司。
蒋介石煞费苦心安排下这一着棋，最初由于条件着实优越，尚能差强人意，赚
了不少的钱，但以后就越来越不行了。因为条件虽优越，可是经营的人都是些外行，
不但官架十足，而且动辄凶横霸道，蛮不讲理，别人光顾一次之后便不敢再度问津。
特别是层层负责人都挪用公款经营自己的生意，加之法币天天贬值，收入的现金只
要迟交一两天，便可获不少利润，而售出的东西却再也买不进来。当经手的特务们
每人腰包里都装进不少黄金美钞之后，最后终于把“三有公司”弄得垮台完事。蒋
介石在抗战刚胜利时还有所顾虑，等到他发动了全面内战以后，反共反人民的嘴脸
已暴露无遗，再也无需避讳，因而对特务经费仍和过去一样滥事批发。这时他只要
求特务们把全副精力用在反共的活动上，因此便同意了毛庆祥、毛人风的建议，把
“三有公司”的产业全部出售，不再从事经营。
保密局还没有成立之前，军统经费已经感到人不敷出。郑介民一看这情况，知
道再拖下去便不得了。他常常说，他不能和戴笠一样生财有道，只能量人为出。一
九四六年五月前后，他匆匆由北平赶回重庆，经过和毛人风、唐纵商量，决定裁汰
内外勤人员。过去戴笠在世时，实行的是只准进不准出的一套作法。一向被人看成
参加军统便是拿到了“铁饭碗”，可以吃一辈子，这时“铁饭碗”也随同戴笠乘坐
的专机一样摔得粉碎了。郑介民不但准许任何人员请长假自谋工作，而且对一些资
历浅一点、人事关系少一点、能力差一点的人员，采用送往军官总队去转业或径予
遣散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抗战时，军统全盛时期，内外勤特务不包括武装特务部队便有近五万人左右。
直接在军统局领取薪金的在后方有一万七千六百多人，在沦陷区有六千多人，海外
各地有二千多人；其余半数则分散在各公开特务单位，不由军统局开支。抗战胜利
后，一些战时性质的机关相继撤销，一大批过去不由军统发薪金的特务这时又都回
到军统请求另派工作。按照军统惯例，特务们在没有派定工作的“待命”期间，照
样要发给生活费。这样一来，经费便更感到紧张，几乎月月要先向军需署透支。蒋
介石对此也大伤脑筋，便同意采用汰弱留强及整顿经费等办法，准许动用一部分接
收汉奸的财物珠宝之类变价出售发遣散费。对死亡了的特务的眷属，也一次发给一
笔抚恤金之后，便不再负担他们的生活费。按照军统过去的办法，因公死亡的特务
遗属，每月或每年要发生活费或补助费，其子女入学也由军统负担。十多年来，积
累下来的遗属遗孤数以千计，这一笔开支也很不小，并且无法报销。这一次便发给
约可维持三个月到半年的生活费之后，便不再置理。
当时这些措施，在郑介民和毛人凤看来是他们的得意之作。这种快刀斩乱麻的
手法，的确使以后经费的收支渐渐走上轨道，不再和过去一样乱抓乱用。戴笠虽然
弄过不少的钱回来，但是没有积累，弄得越多，开支也越大，会计部门经常在过年
三十夜，叫喊钱不够用。经过这次大整顿，情况好了一些。少数自动请长假离开的
大特务还极力歌颂这一处置。因为他们大都已经腰缠万贯，戴笠不死，还天天担心
被人揭发要出问题，想走也走不了，准请长假的办法正合他们的心愿，可以无忧无
虑地去享受下半辈子的清福了。
但是一些被遣散的与送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人，由于平日与外间关系少，贪污
敲诈得到的钱也不多，或者因为来得容易也花得痛快，满以为有军统这个靠山何愁
没钱可用，这时怨声四起了。特别是他们在军统工作时，在社会上有一批酒肉朋友，
彼此互相利用，各方面还买账，等到他们离开军统之后，再去找这些朋友时，便都
采取回避敷衍的态度了。例如一些担任检查工作的特务，当他们在水陆码头上耀武
扬威的时候，一些轮船上的负责人和私车老板、运输商人，对他们真是恭维备至，
一旦知道他们已离开军统想要点工作做的时候，态度立刻改变，再也不和他们称兄
道弟，有的还送上几文钱打发一下，有的干脆不予理采。
到军官总队去的人，只能拿到有限的生活费，住在挤满人的宿舍里，吃着和部
队一样的伙食。这对过惯了舒服生活，花惯了钱的特务们说来，叫苦连天是自然的。
在重庆的特务们，有的就经常跑到祀奉戴笠的“戴公祠”去痛哭。那些一向靠军统
抚恤过活的遗属，很快花完那点抚恤金后，也经常吵着再要钱。保密局从成立到逃
往台湾，一直没有停止过处理这类问题。
这次裁汰人员的标准，主要是保留“核心分子”与“基本人员”，对一般特务
则进行挑选。当时被军统称为“核心分子”的大多是指抗日战争以前参加军统的老
特务，“基本人员”则多系抗战期间军统各个特务训练班所毕业的学生，“一般分
子”则多为抗战期间从各公开机关中吸收来的和私人介绍进来的以及由士兵中提升
起来的人员。当时军统送往各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特务，前后达两万人左右，其中
重庆最多，有五千多人，西安三千左右，江西八百多人，其他各地也都是几百到一
两千。
当军统大量裁减人员时，被裁的和保留下来的都有些人不满，他们无耻地认为
自己是抗日与反共有功之臣。毛人风也有此看法，内心里也希望多保留一些人。郑
介民与毛人凤意见相反，主张多裁去一些没有多大作用的人员，以减小目标。他于
一九四六年六月初赶到重庆，召集各单位负责人讲话，说明今后军统的工作重点是
和共产党作斗争，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得起这项
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越小越好。
郑介民还特别把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给蒋介石有关撤销特务机关的一段电文再
次向大家提出，并着重说明共产党早已公开提出这一要求，很得各方面的赞同。他
说，如果不能自动先行缩小编制裁减人员，不但将来组织新政府时通不过，反而会
引起很大反感，特别是增加蒋介石的麻烦。他一再要大家体念领袖苦心，顾全大局，
顺应时势，切不可因小误大。他为了使被裁的人安心起见，还提出被裁人员只算是
暂时脱离军统工作，准许他们仍保留组织关系，等将来扩大编制增加入员时有被优
先派用的权利。此后，吵吵嚷嚷的情况稍好了一些。
当时为了多安置一些人到军统掌握的公开单位去，郑介民和毛人凤一再亲自出
马找公开单位负责特务进行工作。过去戴笠在世时，凡是军统掌握着的公开机关，
人事安排几乎全由军统局人事处统一调节，主管人员不能擅自任用私人。戴笠死后，
情况变了，一些公开单位的负责人对局本部的命令大都阳奉阴违，出缺不上报而自
己找人；对派去的人不是说没有缺额安插，便推说资历不合而拒绝任用。郑、毛亲
自出马找各部门，实际上是不得已。有些大特务自己找到了较好的工作，如张国焘
活动到江西救济分署当署长，黄荣华活动到广西救济分署当署长，余乐醒活动到救
济总署上海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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