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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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详细情况，米高扬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作过介绍（米高扬从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６６年一直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历任党的第十次到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他许多人的回忆录也提供过有关这方面的情况。１９６２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指出，“在党内形成的不正常的情况使部分共产党员，尤其是列宁时期的老干部产生了不安。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首先是那些了解列宁遗嘱的同志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调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的时候了。”米高扬证实（米高扬又是听斯涅戈夫、沙图诺夫斯卡娅以及原计票委员会成员安德列阿相等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说的），卡冈诺维奇焦急不安地向斯大林报告了出乎意料的投票结果：在１２２５名代表中，３人投票“反对”基洛夫，近３００人（！）即投票人数的将近１／４投票“反对”斯大林。这简直难以置信！　　　　
　　　　现在谁也不能准确地说，总书记对此作何反应。但据米高扬说，很快作出决定，即留３张“反对”斯大林的票（与“反对”基洛夫的票相等）。其余的票全部销毁。还要说明一点，按惯例在付诸表决的名单中，候选人人数和当选人数是等额的。总的来说，这是没有“选择余地的选举”，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多数。即使那３００张反对票作数，斯大林照样进入中央委员会，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看来都会被选为总书记�场Ｐ�布投票结果将会引起强烈的政治反应，它带来的一切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大家立即会感到“领袖”的伟大完全是虚幻的。　　　　
　　　　据这些证明材料说，一批老布尔什维克在正式宣布投票结果前已经了解到实情，他们向基洛夫建议，要他同意把他推选为总书记。基洛夫拒绝了，并且似乎把一切都向斯大林讲了。　　　　
　　　　然而，在这个弄不清楚而又极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中，有一些客观情况说明这一事件相当可信。首先，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不少人是过去属于不同名目的“反对派”的和过去曾直接反对过斯大林的。此外，许多出席代表大会的党的工作者已经有可能亲自领教过斯大林的放肆、粗暴和独裁作风。然而，在党内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谁都不可能公开批评斯大林，更不可能建议撤销他的高级职务。虽然可以利用表明良心的时机随时都存在。这些人通过无记名投票来表明自己对斯大林的真实态度，无疑也是可以做到的。如果米高扬根据部分老布尔什维克、包括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计票委员会成员提供的证明所作的情况介绍有一天完全被证实，那么这个介绍同时也就是斯大林犯下的一件最丑恶的反党罪行的记录。我在这里还不谈（这个问题将放在另一章叙述）“胜利者们的代表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后来的下场多么悲惨，因为在投票表决后斯大林就把他们所有的人都视为潜在的敌人了。　　　　
　　　　这一复杂问题还造成了另一后果：斯大林骤然改变了自己对基洛夫的态度。在斯大林看来，基洛夫现在成了他的现实的劲敌。　　　　
　　　　这样，“胜利者们的代表大会”除反映了国内发生的有利于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变化外，还记录了“领袖”的独裁野心的膨胀过程。无产阶级专政本是夺取政权和建立新社会的工具，却被斯大林当成了随心所欲地行使专政的最重要职能的有利条件。　　　　
　　　　


第一部第四章　斯大林和基洛夫（1）

　　　　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一件事。叶努基泽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中说过这么一段话：“斯大林同志能把我们党内最优秀的人物聚集在他的周围，同他们一起讨论和解决各种问题，从这群人中形成了任何一个革命政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大力量……”不能不说，在那些年里，在斯大林周围一班人中间，确实有过很值得注意的人物，其中就有基洛夫。虽然“周围一班人”这个说法对他未必合适，因为他先是在外高加索工作，后来在列宁格勒工作。但他毕竟同斯大林的关系密切。叶努基泽同样是同总书记私交很好的朋友，他说在斯大林周围总是聚集着“我们党内最优秀的人物”是说过头了。遗憾的是，斯大林身边有各种各样的人。有才华横溢、出类拔萃、纯洁无瑕的战友；有专事揣摩和执行“领袖”的意愿、在任何时候和任何问题上都决不违抗他的旨意的唯唯诺诺之徒。对人民和党来说不幸的是，斯大林身边还有（特别是在３０年代末和４０年代）只能称之为罪犯的人。　　　　
　　　　斯大林不是笨人。他希望自己周围有可靠的、忠心耿耿的朋友、战友，而主要的是有绝对服从命令的执行者，他一张口他们就能明白他的愿望、意图、暗示。虽然总书记对“公众”总是竭力强调指出，建立在对个人的忠实之上的关系是不符合崇高原则的。例如，斯大林在答复党员沙屠诺夫斯基的来信时写道：　　　　
　　　　“你谈到你对我的‘忠实’。也许这是偶然脱口而出的话。也许……但是，如果这不是偶然说出的话，那我要劝你抛弃这种对个人忠实的‘原则’。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作风。要忠实于工人阶级，忠实于它的政党，忠实于它的国家。这是需要的而且是很好的。但是决不要把这种忠实和那种对个人的忠实，和那种无谓的不必要的知识分子的玩意儿混淆起来。”紗紡矠　　　　
　　　　说得很好。可惜言行不一。要知道斯大林是一个大伪君子。他聚集在自己周围的照例都是一些不会给他造成麻烦的人。这首先是指助手。他的助手有：纳扎列江、托夫斯图哈、巴扎诺夫、坎涅尔、马里因、德文斯基、波斯克列贝舍夫。他最喜欢的是两个人：托夫斯图哈和波斯克列贝舍夫。　　　　
　　　　他一张口，托夫斯图哈就知道他的意思。托夫斯图哈是个有相当理论修养的人，他善于表述思想，善于发现文件中的原则性错误。斯大林很看重他工作起来什么都不顾的忘我精神。在斯大林的档案里保存了一张他给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便条，上面写道：“托夫斯图哈不想去休假。案卷中有我关于托夫斯图哈同志立刻休假的建议，但他不让提付表决……”紗紣矠斯大林接着责备他的助手把自己未能休假的事告诉了加米涅夫。伤透了心的托夫斯图哈写了一个正式报告：　　　　
　　　　送斯大林　　　　
　　　　抄送加米涅夫　　　　
　　　　我声明，我从来没有对加米涅夫同志或别的什么人说过：我想去休假，但斯大林同志不放我去。　　　　
　　　　托夫斯图哈　　　　
　　　　加米涅夫在这张谈“具体问题”的小纸片上用铅笔半开玩笑地草草写了几句：　　　　
　　　　我证实，托夫斯图哈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没有以任何方式给我谈过休假的事，只说过他要是早一点能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话，本来可以大大扩大他研究列宁的工作（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我请求不要把托夫斯图哈的死归罪于我。　　　　
　　　　列·加米涅夫紗紤矠　　　　
　　　　看来在斯大林的机构里有时干的不只是正经的“大”事。　　　　
　　　　巴扎诺夫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在斯大林手下干了很短一段时间。总书记很快就对他产生了敬意。不久巴扎诺夫就去给政治局会议作速记记录了。但是这个人善于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１９２８年他得以逃到波斯，又从那里跑到了英国。几十年来，他起先是靠评述他所了解的事情，后来则靠编造我们国家及其领导人的各种情况来挣钱糊口。　　　　
　　　　斯大林在许多年中一直把梅赫利斯放在自己的身边，他一度成了“领袖”的助手。梅赫利斯生于敖德萨，起先是孟什维克，１９１８年入党，在国内战争时期同斯大林相识。梅赫利斯在中央委员会机关、《真理报》担任过一些要职，当过苏联国家监察人民委员、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梅赫利斯有些才干，但是他的头脑是赤裸裸的警察头脑，他是经常向斯大林报告有关党的其他领导人的“秘密情报”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不过他并不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有一次他请斯大林在送给他的１９２４年刚出版的总书记的《论列宁和列宁主义》一书上题词留念。斯大林在扉页上疾书了几个字：　　　　
　　　　送给同我一起工作的年轻朋友　　　　
　　　　　　梅赫利斯同志　　　　
　　　　作者　　　　　　　　
　　　　１９２４年５月２３日　　　　
　　　　最有趣的是，梅赫利斯拿到了亲笔题赠的书之后，从来没有打开看过：现在书页已经全部泛黄发脆，却一直没有裁开！　　　　
　　　　梅赫利斯的影响与其说是由梅赫利斯的职务决定的，不如说是由斯大林本人对他的态度决定的。他经常到斯大林那里去，两个人长时间呆在一起。斯大林向他交办最微妙的任务。我手头有一大卷他从“领袖”派他去的各个地方寄回的亲笔写的告密材料。几百份密码电报、明码电报、书面报告，谈的都是一个问题：“敌人在活动”，“普遍存在麻痹情绪”，“姑息养奸”，“应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斯大林大概最相信梅赫利斯的话。后者善于在人们认为稍有猜疑都是可笑的地方找出“敌人”来……１９３７年７月，红旗歌舞团正在东部演出，斯大林这时收到一份密码电报。　　　　
　　　　我报告：红旗歌舞团情况严重。我的结论是，歌舞团里有一个间谍恐怖分子集团在活动（黑体是作者用的。——本书作者注）。就地开除１９人。我正在进行侦查。该集团中有旧军官、富农子女、反苏分子。我已让特别部主任参与此事。是否让歌舞团下部队？　　　　
　　　　梅赫利斯紗紥矠　　　　
　　　　我认为电报末尾的问题是白提的。半个歌舞团的人都抓了起来，还放谁下部队呢？梅赫利斯就是这样一个在“领袖”庇荫下起着自己特殊的凶险作用的人。他为斯大林的猜疑提供了理想的印证。　　　　
　　　　但是，“领袖”最信任最接近的大概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了。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把他称为斯大林的“忠实的仆从”。这位维亚特卡的鞋匠的儿子曾当过医士，从１９２２年起就在中央委员会工作，１９２８年起当了斯大林的助手、特别任务部的主任。战争期间斯大林让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波斯克列贝舍夫当上了少将。波斯克列贝舍夫的特点是工作能力极强，很会完成任务。他的长女加丽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叶戈罗娃女士告诉我说，他父亲每天工作至少１６小时。虽然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前不久把波斯克列贝舍夫撵出了克里姆林宫，但后者至死仍然是主子的忠实仆人。顺便提一下，波斯克列贝舍夫的第一个妻子是托洛茨基的远亲，这一点最终起了悲剧性的作用。　　　　
　　　　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女儿告诉我说，她父亲一直惋惜他没有记日记，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当然，他思索一番后总是得出结论说，要是他真记了日记，那他早就不在人间了。　　　　
　　　　任何情报都要通过波斯克列贝舍夫送给斯大林。他对党内国内各种事情的了解不比斯大林少。这是一个理想的执行者，因为他没有头脑，从不提出异议，任何时候都坚守岗位。但是，由于“领袖”对波斯克列贝舍夫的特殊好感，后者在权力机关的“走廊”里所起的作用要大大超过他的正式地位。　　　　
　　　　虽然波斯克列贝舍夫天性并不严厉，人们却对他巴结奉承；因为事情办得怎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位第一助手什么时候和用什么方式汇报“文件”的内容，提出建议。　　　　
　　　　曾担任过交通人民委员的科瓦廖夫在整个战争时期有时一天要向斯大林报告军车运行情况三四次，他有一次把波斯克列贝舍夫称作“老黄牛”。“任何时候，只要斯大林不叫他，这位助手的有点秃顶的脑袋总是埋在公文堆里。这个人有着计算机式的记忆力。可以从他那里查到关于任何一个问题的准确资料。”科瓦廖夫概括他对波斯克列贝舍夫的看法说：“总而言之，他是一部百科全书。”　　　　
　　　　这几个人同斯大林的关系都很密切，他们都属于如斯大林有时所说的“服务人员”。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属于最亲密的战友的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他们的特点首先是绝对同“领袖”保持意见一致。在一切问题上都是如此。　　　　
　　　　我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还要谈到其中的几位。例如，这三位中的一位伏罗希洛夫，在决定任何问题（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时，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支持“领袖”的一切意见。早在１９２３年，总书记和伏罗希洛夫一起在叶先图基疗养院休养，疗养院的一位女工作人员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