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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3-灯火楼台-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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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旧要你。”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原样不动。”

    “怎么叫原样不动?”

    “别家的管总,你尽管去调动,老唐仍旧管公济,”月如又说:“老唐是帮你管典当的头脑,跟别家不同,他不动是说得过去的。”

    “那怎么说得过去?一有了例外,大家不服。”

    “那就大家不动。”月如又说:“我是不懂做生意,不过照我想,做生意全靠人头熟,忽然之间到了陌生地方,两只眼睛墨黑,等到你看清楚,生意已经让别家抢走了。”

    胡雪岩心里七上八下,盘算来盘算去,苦无兼顾的善策,最后叹口气说:“只好大家不动。”

    唐子韶的“美人计”,元宝街的下人很快地都知道了,不过胡老太太治家极严,将“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这句俗语,奉为金科玉律,所以没有人敢到十二楼去说这个秘密。

    但近处未传,远处却传到了。古应春以抑郁的语气,将这件事告诉了七姑奶奶,而七姑奶奶不信。

    “小爷叔不是这种人。如果为了女人会把生意上商量好的事推翻不算,小爷叔哪里会有今天这种场面,老早败下来了。”

    “我懒得跟你争。好在他就要来接左大人,你不妨当面问问他。”

    “我当然要当面问他。”七姑奶奶继续为胡雪岩辩护,“二十三家典当管总仍然照旧,一走有他的道理。小爷叔的打算不会错的。”

    第二天,胡雪岩就到了,仍旧住在古家,应酬到半夜十一点多种才跟古应春一起回家。七姑奶奶照例预备了消夜在等他们。

    把杯闲谈之际,七姑奶奶闲闲问道:“小爷叔,你二十三家典当管总调动的计划,听说打消了,是为啥?”

    “嗐,七姐,请你不要问了。”

    一听这话,七姑奶奶勃然变色,立即问说:“为啥不要问?”

    “七姐,有趣的事,大家谈谈,没趣的事谈起来,连带你也不高兴,何苦?”

    “这样说,是真的了。真的姓唐的做了圈套,请你胡大先生去钻。小爷叔,你怎么会做这种糊涂事?”

    说到“糊涂”二字,嘴已经歪了,眼睛也斜了,脸红如火,古应春叫声:“不好!”赶紧上前去扶,七姑奶奶已在凳子上坐不住,一头栽在地上,幸好地上铺了极厚的波斯羊毛地毯,头没有摔破。

    “是中风!”胡雪岩跳起身来喊道:“来人!”

    于是一面叫进人来,扶起七姑奶奶,一面打发人去延医,胡雪岩关照去请在咸丰年间曾入宫“请脉”,号称太医的曹郎中,但古应春相信西医,且有一个熟识的医生,名叫艾礼脱,所以另外派人去请。

    时已夜半,叩门将医生从床上叫起来,自然得费些工夫。古应春倒还沉得住气,反是胡雪岩异样地焦急不安,望着躺在软榻上,闭着眼“呼噜、呼噜”只在喉间作痰响的七姑奶奶,搓着手蹀躞不停。他知道七姑奶奶是听到他做了没出息的事,气恼过度,致生此变。倘或不治,则“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会一辈子歉疚在心,日子还过得下去?

    好不容易将医生等到了,先来的是艾礼脱,一看七姑奶奶躺在那里,用英语跟古应春说中风的病人,不宜横卧。古应春随即叫两名仆妇,把七姑奶奶扶了起来,靠在安乐椅上、左右扶持。西医看病,没有“男女授受不亲”

    那一套,艾礼脱打开皮包,取出听诊器挂在耳朵上,关照古应春解开七姑奶奶的衣钮,拿听筒按在她胸前听心跳。诊断完了,撬开牙关,用温开水设法将他带来的药丸,让她吞了下去。然后告诉古应春,六小时以后,如能苏醒,性命可保,他天亮后再来复诊。正在谈着,曹郎中到了,艾礼脱脸色不大好看,抗议式地对古应春说,看西医就不能看中医。这一下,让古应春为难了,跟胡雪岩商量,应该怎么办。

    “你相信西医,自然是你作主。曹郎中,病情他照看,方子由他照开,不吃他的药就是了。”

    “不错,不错!这法子好。”古应春照他的话办。

    艾礼脱的本领不错,到了天亮,七姑奶奶居然张开眼睛了,但胡雪岩去倦得眼不开眼睛。

    “小爷叔,你赶紧去睡一觉,下午还要去接左大人。”古应春说,“尽管放心去睡,到时候我会叫你。”

    “能放心睡得着倒好了。”

    “小爷叔,死生有命,而且看样子也好转了,你不必担心。”

    话虽如此,胡雪岩如何放心得下?双眼虽涩重得睁不开,睡却睡不好,时时惊醒,不到中午就起身了。

    “艾礼脱又来看病,说大致不要紧了,不过风瘫恐怕不免。带病延年,活上十几年的也多的是。”古应春说道:“小爷叔办正事去吧,可惜我不能陪你,见了左大人,代我说一声。”

    “好,好!我会说。”

    左宗棠等过了慈禧太后的万寿,方始出京,奉准回籍扫墓,十一月二十五日到湖南省城长沙,第一件事是去拜访郭嵩焘。

    郭嵩焘与左宗棠有一段重重纠结的恩怨。当咸丰八年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中时,一切独断独行,一天骆秉章在签押房里看书。忽然听见辕门放铳,看辰光不是每天正午的“午时炮”,便问是怎么回事?听差告诉他:“左师爷拜折。”连上奏折他都不知道,湖南巡抚等于左宗棠在做,因而得

    了个外号,叫做“左邵御史”。巡抚照例挂“右副都御史”衔,叫左宗棠为左都御史,意思是说他比“右副部御史”巡抚的权还要重。

    其时有个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湖北恩施人,声名不佳,有一次去见左宗棠,谈到永州的防务情形,樊燮一问三不知,而且礼貌上不大周到,左宗棠大为光火,当时甩了他一个大嘴巴,而且立即办了个奏稿,痛劾樊燮“贪纵不法,声名恶劣”,其中有“目不识丁”的考语,也不告诉骆秉章就发出去了。樊燮是否“贪纵不法”,犹待查明,但“目不识丁”何能当总兵官?

    当下光革职,后查办。这“目不识丁”四字,在樊燮心里,比烙铁烫出来的还要深刻,“解甲归田”以后,好在克扣下来的军饷很不少,当下延聘名师教他的独子读书,书房里“天地君亲师”的木牌旁边,贴一张梅红笺,写的就是“目不识丁”四字。他告诉他的儿子说:“左宗棠不过是个举子,就这么样的神气,你将来不中进士,不是我的儿子。”他这个儿子倒也很争气,后来不但中了迸士,而且点了翰林,早年就是名士,此人就是樊增祥。

    一方面教子,一方面还要报仇。樊熨走门路,告到骆秉章的上司,两广总督官文那里,又派人进京,在都察院递呈鸣冤。官文为此案出奏,有一句很厉害的话,叫做“一官两印”,意思是说有两个人在做湖南巡抚。名器不可假人,而况是封疆大吏,这件事便很严重了。

    其时郭嵩焘是南书房翰林,他跟左宗棠的胞兄左宗植是儿女亲家,与左宗棠当然很熟,深知他才气过人,便跟同为南书房的翰林潘祖荫说:“左季高如果不在湖南,一走保不住,东南大局,不夏可问。我跟他同乡,又是姻亲,不便进言,老兄何妨上个摺子。”

    潘祖荫听他的话,果然上了个摺子,铺叙他的功绩以后,作了个结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咸丰一看,为之动容,当即传旨问曾国藩,左宗棠是仍旧在湖南好呢?

    还是调到曾国藩大营中,以便尽其所长。曾国藩回奏,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于是奉旨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

    左宗棠因祸得福,多亏得藩祖荫、郭嵩焘,但他对潘、郭的态度,大不相同。对潘祖荫除了“三节两寿”必送一份极厚的礼金以外,知道潘祖荫好收藏金石碑版,当陕甘总督时,凡是关中有新出土的碑,初拓本一走专差送潘祖荫,有时甚至连原碑都送到潘家。

    郭嵩焘是在洪杨失败后,奉旨出任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名瑞麟,与巡抚同驻广州,“督抚同城”,常不和睦,瑞麟贪而无能,但为内务府出身,有事可直接诉诸两宫太后,靠山很硬,所以郭嵩焘深受其掣肘之苦而无可如何。

    那知处境本已很难的郭嵩焘,万想不到多年好友。且曾加以援手的左宗棠会跟他为难,为了协饷,除致函指南以外,且四次上奉祈,指摘郭嵩焘,措施如何不然。郭、左失和的原因,有仲付传说,流传最盛的一个说法是,当郭嵩焘放广东巡抚时,湘阴文庙忽产灵芝,郭嵩焘的胞弟郭昆焘写信给老兄,以为是他开府的吉兆。左宗棠得知其事,大为不悦,说“文庙产灵芝。

    如果是吉兆,亦当应在我封爵一事上面,与郭家何干?“由此生了意见。

    其实,湘阴文庙产灵芝,是常有之事,左宗棠亦不至于小气到连这种事都要争,真正的原因是,洪杨军兴以后,带兵大员,就地筹饷,真所谓“有土斯有财”。李鸿章最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始终霸住江苏,尤其是上海这个地盘不放,左宗棠却只得浙江一省,每苦不足,看出广东是大有生发之地。

    所以狠狠心不顾感情友谊,一再攻讦郭嵩焘。最后终于如愿以偿,由他的大

    将蒋益澧接了郭嵩焘的手。不过蒋益澧的广东巡抚,干不多久就被调走了。

    郭嵩焘因此郁郁不得志。光绪建元,起用在籍大员,他跟曾国荃同被征召至京,曾国荃放了陕西巡抚,因为不愿与陕甘总督左宗棠共事,改任河东河道总督,郭嵩焘则奉派为福建按察史。这在当过巡抚的人来说,是很委屈的,不过他还是接了事。不久,诏命开缺,以侍郎候补,充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

    其时云南发生英国公使翻译马嘉理,越滇缅边境接应英国武装“探路队”,为中国军民所杀,因而引起的很严重的交涉。英国公使咸妥玛表示,郭嵩焘出使英国,如果在国书上表明中国认错字样,可即赴任,否则应候云南案结后再赴英国。总署诸大臣都认为中国不能认错,郭嵩焘亦就不能出国,奉旨署理兵部侍郎,并在总署行走。

    郭嵩焘对办洋务,一面主张公平合理,认为非此不足以析服洋人。他认为马嘉理被杀一案,云南巡抚岑毓英不能说没有责任,当案发以后,意存掩护,又不查明击杀情由,据实奏报,一味倭罪于深山中的野人。而朝中士大夫又因为官兵所杀的是洋人,群起袒护岑毓英,以至于英国更觉不平,态度亦日趋强硬。郭嵩焘以为,这件纠纷固结不解,全由不讲公平、不讲事理之故,因而奉命入总署之日,便单衔上奏,请旨“将岑毓英先后酿成事端之处,交部严加议处,以为恃虚骄之气,而不务沉心观理、考察详情,以贻累国家者戒。”

    郭嵩焘平时讲洋务,本已为守旧的“卫道君子”所不满,如今居然参劾杀洋人的岑毓英,在他们看,显然是私通外国,因而引起了公愤,连他平素往来密切的朋友、门生,对他亦很不谅解,湖南则有许多人不认他是同乡。

    此外京师有人做了一副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到得第二年七月底,中英订立《烟台条约》,“滇案”解决。郭嵩焘可以启程赴英国了,当时称为“放洋”,而“放洋”以前又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有个广东人叫刘锡鸿,原任刑部员外郎,此人是郭嵩焘在广东的旧识,谈起洋务来,颇为投机。此时希望跟郭嵩焘一起放洋。但谈洋务是一回事,办洋务又是一回事,郭嵩焘认为刘锡鸿脾气太刚、好意气用事,而办洋务是“水磨工夫”,颇不相宜。哪知刘锡鸿不死心,托出郭嵩焘的一个好友朱孙治来关说。朱孙治向郭嵩焘说:“你批评他不宜办洋务的话,我都跟他说了,他亦很有自知之明,表示一切不问,你只当带一个可以谈谈,以解异国寂寞的朋友好了。”

    听得这样说,郭嵩焘可怜刘锡鸿穷困不得意,便上奏保他充任参赞。刘锡鸿是个司员,而且只是六品的员外郎,论资格只能当参赞。

    不过上谕下来,竟是“刑部员外郎刘锡鸿着即开缺,以五品京堂候补,并加三品衔,充出使英国副使”。这种例子,殊为少见,其中有个内幕,军机大臣李鸿藻对郭嵩焘的态度,有此怀疑,怕他出使后,处处帮英国人讲话,因而提拔刘锡鸿,以副使的身分去钳制正使。

    这刘锡鸿是个不明事理的人,以为李鸿藻派他去当“打手”,所以谢恩以后,便去看郭嵩焘,责问他为何不保他当副使而当参赞?说他不够朋友,另外还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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