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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女皇之路-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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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会同刚由宰相降为御史大夫高智周来主审。
高智周是由薛元超引荐入仕的，本身官小位卑，无能左右局势。据《新唐书*高智周传》记载，他 “与薛元超、裴炎同治章怀太子狱，无所同异，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概，授右散骑常侍。请致仕，听之。”就是说他在审案之中不表示意见，只是一个劲儿地请求辞职，受到高宗的赞扬，迁为右散骑常侍。但高智周不愿意再做官了，请求告老还乡，最后高宗同意了。这段描写从侧面让我们了解到当日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态势，高智周不愿参与定罪太子，唯有辞职以表清白。他的人格受到高宗的赞美，也反映出高宗偏爱太子的态度，然而高宗的立场如此明显还是不能保护太子，显示出大权旁落的疲态。
薛元超是初唐著名才子，当时的文坛领袖，引荐推重过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所以在唐代文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高宗武周时代唐王朝文艺初成，他也应记一功。然而此人在政坛上的表现远远逊色于文坛，之前两次贬官都是因为拍权贵的马屁，一次是李义府，一次是上官仪。这两人政见完全不同，他还真是墙头草随风倒。薛元超本是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薛收的儿子，薛收早亡，当时薛元超只得两岁。太宗痛惜故人早逝，爱屋及乌，对元超倍加呵护。九岁时太宗亲自召见他．送入弘文馆读书，十九岁时，太宗又做媒把和静县主嫁给他。和静县主就是齐王元吉和杨氏的女儿，玄武门之变太宗杀了兄弟全家，女儿倒是都留下了。时过境迁，难免心存歉疚，给元吉女儿挑的女婿倒比给自己女儿挑的好。杨氏算来还是武后的远方表姐，可是她身份尴尬，没有丝毫政治影响力，不仅武后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位表姐半句，就是薛元超也没把自己太太和丈母娘放在眼里。后来官至中书令的薛元超公然放话说，他这一生虽然富贵已极，但仍有三件憾事，“一恨不是进士出身，二恨不得娶五姓女，三恨不得修国史”。在他看来，太太无权无势门第不高，不能为自己增光添彩，真是人生一大憾事了。这多少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这位才子的另外一面，说他具有攀附权威的人格，并非妄断。章怀太子被废后，高宗慰勉原东宫官员，李义琰引咎涕泣，薛元超却舞蹈谢罪，两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李义琰后来被迫辞职，薛元超却升为中书令，不同的际遇，再一次透露出薛元超在章怀太子案中扮演了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
至于裴炎，更是武后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他的飞黄腾达正与武后的崛起密切相关，三年后又助武后导演了一场废帝的好戏。而主审章怀太子一案，正是裴炎捞取政治资本的关键一着。于是，在裴炎坚持、薛元超附议、高智周弃权的情况下，太子贤的谋逆罪名被判成立，皇后太子之争，就此分出胜负。
高宗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太子怎么会谋反？天下早晚都是他的。他不想再追究下去，但武后发话了：“为人子者谋逆，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面对着武后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大义凛然的台词，高宗招架不住，无词以对。最后两相折衷的结果，免去贤一死，被废为庶人，幽禁于宫中。从东宫搜出来的数百甲胄被运往天津桥当众焚毁，让普天下都看清楚和天后作对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武后借机发动清洗，所有曾和她不合的宰相无不波及，太子心腹张大安首先被流放，第二年反对过她摄政的郝处俊罢相，李义琰也在不久后托病退休。而裴炎和薛元超则分别升为两省长官侍中和中书令。
太子贤交游广阔，王公大臣好友众多，这些人也都逃不过武后的报复。曹王明、蒋王炜、东阳公主，乃至一众开国功臣如张公谨、唐临等的后人都被牵连进来，全部流放出京。其中曹王明因与贤过于亲密，被担心留有后患的武后逼死。说来曹王明还是武后表姐巢剌王妃杨氏唯一的儿子，武后此举，也算是将大义灭亲做到了极致。最绝的还是武后对付太子贤好友高岐的手段。高岐的祖父即是长孙无忌的舅父高士廉，长孙无忌一案中高家已经受了一次打击，但世家大族毕竟根深叶茂，后来高宗也有意和解，所以还是有不少人担任高官。武后也不多说，把高政交给其父处理，叫他们自己瞧着办。早被皇后铁血手段吓怕的高家已经是惊弓之鸟，为了保全自己，保全高家，每个人都在惩治倒霉亲戚方面表现出人类最残忍的一面。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他们用最血腥的方式来表示和至亲划清界限，高岐刚一进门，父亲就用佩刀刺向他的咽喉，伯父接着一刀砍入他的小腹，堂兄挥刀砍下他的头颅，然后把这具残缺不全的尸体扔到了大街上，表示他们一家对高岐这样大逆不道的行为真是非常非常非非常的痛恨。一向温和的高宗被这样冷血而无耻的举动激怒，下令将高岐的父亲和伯父统统贬出京。武后一定肚子都快笑痛了，她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让高家自相残杀，声名扫地，最后还被贬出京，煊赫一时的高家就这么破败下去，不仅从实力上，而且从精神上都被她完全击倒，而她根本还没有出手，这样的心机和手段，普天下何人能及！武后自己大概也得意非凡，若干年后又依样画葫芦地重来一次，让错以为已经收得云开见月明的中宗韦后夫妇处置心爱的子女，韦后唯一的儿子就这么死在自己手里，后来那么变态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吧。
这一场血腥的清洗，牵连死亡之众不亚于长孙集团覆灭的那一次。经此一劫，太子贤的势力基本被肃清干净，武后的权威和铁腕，也牢不可破地树立了起来。废李贤的第二天，英王哲被立为皇太子，改调露二年为永隆元年，显示出天后的空前自信，同时宣布大赦天下。
第二年，幽禁已久的废太子贤被迁往巴州，子女仍被幽禁宫中，不能随行。他的同性情人早已背叛了他，好友死的死，散的散，惟有良娣张氏仍然在身边，陪随他度过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贤在母亲准备称帝前夕被杀，张良娣却熬了过来，淡淡地看着权倾天下的婆婆如何起高楼，如何楼塌了，她一直没有再嫁，以章怀太子良娣张氏的身份终老一生。因为长久的囚禁，贤衣衫破碎，身形单薄，新太子哲和这位哥哥的感情一直很好，不顾威权贵盛的母后坚持为哥哥送行，事后又不知死活地上表要求为哥哥改善待遇：
庶人不道，徙窜巴州，臣以兄弟之情，有怀伤悯，昨者临发之日，辄遣使看，见其缘身衣服，微多故弊，男女下从，亦稍单薄。有至於是，虽自取之，在於臣心，能无愤怆？天皇衣被天下，子育苍生，特乞流此圣恩，霈然垂许：其庶人男女下从等，每年所司，春冬两季，听给时服。
有妻如此，有弟如斯，贤的一生虽然短暂，也不算枉费此生了吧。他的早死或者是件幸事，他将以永恒的傲世少年的形象留在人们的心里，由始至终的骄傲与坚持，不曾为风刀霜剑磨灭棱角。他和张良娣的感情也可以善始善终，始终清晰明净如山头的满月，不曾为外界扭曲玷污。不像他的弟弟——哲。
（未完待续）
＇9＇ 《册府元龟*暴虐》：“岐入门，而真行以佩刀刺其喉，真行兄户部侍郎审行又刺其腹，真行兄子琁断其首而弃之街中。帝知，不悦，贬真行为睦州刺史，审行为渝州刺史。”
＇10＇ 《全唐文*代皇太子请给庶人衣服表》：
臣某言：臣闻心有所至，谅在於闻天；事或可矜，必先於叫帝。庶人不道，徙窜巴州，臣以兄弟之情，有怀伤悯，昨者临发之日，辄遣使看，见其缘身衣服，微多故弊，男女下从，亦稍单薄。有至於是，虽自取之，在於臣心，能无愤怆？天皇衣被天下，子育苍生，特乞流此圣恩，霈然垂许：其庶人男女下从等，每年所司，春冬两季，听给时服。则浸润之泽，曲г於蝼蚁；生长之仁，不遗於萧艾。无任私恳之至，谨遣某官奉表陈请以闻。
新册立的太子为武后第三子哲，这年25岁，他原名显，名字和封号经常被改来改去，以后还会恢复本名显，变化不定的称呼，似乎正是他坎坷一生的写照。武后生这个孩子的时候难产，很吃了些苦头，忧心如焚的高宗为此恳求高僧玄奘：“中宫在难，情愿皈依三宝，愿佛祖庇佑！” 玄奘微笑：“圣体必安和无苦，然所怀者是男，平安之后，愿听出家。”武后果然平安产下一子，婴儿满月后被玄奘大师收为弟子，列入僧籍，故此在佛教史上，李哲有佛光王之号。为酬谢神恩，武后也亲披法服，虔诚礼佛。之后又在龙门石窟为李哲开窟造像，祈福驱邪。可见武后尚未选择在权力之路上孤独跋涉之前，爱子之心也并不亚于天下所有的母亲。
作为嫡三子，哲不必承受两位哥哥那么大的压力，性格之活波任性，较贤更甚，老臣张柬之称其“素称勇烈”。以武后的高压与威严，哲仍敢公然前去为穷途末路的庶人贤送行，并请求为哥哥改善待遇，便可见一斑。只是他虽然桀骜不驯，才具却很平庸，可以说有勇无谋。除了智力上的因素，大概也和他从小未受过严格的教育，父母对他期望不大有关。小皇子整天斗鸡游猎，几曾想过有朝一日会承担治国大任？事已至此，说不得只有赶鸭子上架。新太子监国期间特选资深望重的老臣刘仁轨，中书令薛元超和侍中裴炎辅佐。刘仁轨年迈体弱，本人已受到裴炎等新贵的排挤，起不了多大作用。薛元超倒是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然而新太子的表现，却让人深深失望，仍然像以前做小皇子时那么贪玩。薛元超不得不苦口婆心地不要涉险游猎，有时间多看书，“听政余闲，留情坟典”，每天给他布置的作业，请务必完成，“所读班史，请毕残功”。＇11＇ 跟几岁就通读《尚书》《论语》，23岁可以为《后汉书》作注的章怀太子贤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史书上没有记载哲做太子期间和裴炎相处的情况，不过从哲登基后处处不给裴炎留面子看来，两人相处得并不好。英明的领袖可以让人心悦诚服地追随，没有才华但脾气柔顺听话的，也愿意给他建议或者干脆把他当傀儡。但像哲这样本人没本事脾气又臭的，也难怪裴炎这些人另有打算了。诸子之中，弘礼敬大臣惠及黎民，最受人爱戴，足可和武后分廷抗衡；贤才华绝世，文武双全，无奈形势比人强；而哲无论才华还是背景都不足以服人了，换太子如换走马灯，每更换一次太子，就是大批东宫官员的贬黜，谁还敢跟太子太过接近，把身家性命吊在一颗不牢靠的树上？
经过无数曲折，武后现在总算选定了一个不让她那么头疼的太子，自然心情舒畅。为了表示自己也不是什么凶神恶煞，武后大度地上表情求皇帝宽恕两位庶子上金和素节的罪（他们之前都以收受贿赂罪而遭贬），然后一个安置到沔州，一个安置到岳州，仍然不准他们进京面圣。有鉴于此前皇室血腥气太重，武后特地安排了两场婚事增添一点喜庆色彩。皇太子哲本有嫡妃赵氏，因得罪武后囚禁宫中，一不留神给饿死了。开耀元年，也就是哲册立为太子的第二年，武后为他再娶韦家新妇，就是日后著名的韦皇后。韦氏出身名门望族，京兆大姓，有道是“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但属于老牌贵族，政治上已无影响力，祖父、父亲都不过是典军、参军之类的小官，这样的背景最是符合武后的心意。新太子纳妃的同时，也正逢太平公主出阁下嫁薛绍，薛绍的母亲是太宗皇帝和长孙皇后的女儿城阳公主，两家是亲上加亲了。天后本来嫌薛绍的嫂子萧氏出身不是贵族，想逼薛绍的哥哥休妻，经人解释萧氏原来出生兰陵萧氏才算罢休。太子纳妃，公主出降，是李唐皇室近年少有的喜庆事，两场婚礼都办得十分铺张，火烛映天，香花铺地，极尽奢华之能事。然而“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热闹铺陈，难以掩饰李唐皇族人丁凋零、江河日下的事实。病弱的皇帝，庸碌的太子，雄心勃勃的皇后，无所适从的群臣，放在吐蕃崛起、突厥复国的大背景下，足以让任何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始平县令李嗣真的看法可以说是当时较有代表性的：“皇帝病日侵，事皆决中宫，持权与人，收之不易。宗室虽众，居中制外，势且不敌。诸王殆为后所蹂践，吾见难作不久矣。”皇帝病情日益恶化，天下政事皆取决于中宫，持权与人，收之不易。李唐皇室虽人数众多，但都在外地。天下府兵，齐集关中，居中制外，势难匹敌。只怕诸王都难逃皇后的毒手吧，大难将至了。
一个小小的始平县令都可以看得这样透彻，身为大唐天子的李治又怎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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